第三屆澳洲原住民族藝術三年展

本屆NIAT策展人鮑姆（Tina Baum）的身世，可說是既本土又國際（她同時擁有Larrakia族、Wardaman族、Karajarri族、華人、菲律賓人、日本人、蘇格蘭人和德國人血緣背景）。面對殖民勢力橫行，鮑姆在策展論述中提出五個文化抗爭面向，分別是：一、原住民族族人爭取持續存活；二、堅決捍衛自己的身分；三、正視自己的歷史、文化和語言；四、用自己的方式說自己的故事；五、延續當今世上最古老的文化。

綜觀上述各項抗爭面向，其實莫不指向現時澳洲原住民族的生存局勢：從帝國主義勢力施行種族滅絕，到稍稍緩和至文化滅絕的今天，原住民族自救意識始終是不容鬆懈。要抵拒殖民，勢必得從奪回詮釋歷史的發言權開始。鮑姆在策展論述中強調：針對集體記憶的展現，歷史重寫、文化復興，抵抗，現身，振作，見證歷史，這既是貫徹去帝國／去殖民的藝術實踐，同時亦是NIAT所分享的戰鬥意志。

註1  有關澳洲當代藝術針對1950年代核彈試爆與殖民政治的批判，詳見：丘德真，〈清算冷戰及（後）殖民歷史爛帳 「黑霧焚燒的國家」〉，《典藏．今藝術》，291期，2016.12，頁132-135。

註2  有關澳洲藝術界就膚色政治的相關論述，詳見：丘德真，〈當代原住民藝術的黑、白之辯〉，《典藏．今藝術》，211期，2010.04，頁92。</p>

假坎培拉澳洲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of Australia）舉行的原住民族藝術三年展（National Indigenous Art Triennial，以下簡稱NIAT），此屆主題為「違抗帝國」（Defying Empire），參展作品大多涉及某段關於澳洲原住民族飽受壓迫和流離失所的故事。NIAT一方面展現原住民族當代藝術的風貌，同時示範著以血淚支撐創作的異議動能。NIAT所集合的作品，不少是對殖民主義的毒害提出警示，亦針對膚色政治提出反思；另外，利用藝術重寫歷史的意圖，顯而易見。

架設在美術館入口的裝置《毒雷雨》（Thunder Raining Poison），乍看是一組具有歐洲貴族氣派的水晶吊燈；但那一顆顆高居臨下的玻璃水晶所指涉的，其實是核彈試爆導致天降黑雨的歷史。藝術家施嘉絲（Yhonnie Scarce，Kokatha／Nukunu族）透過《毒雷雨》，揭露了冷戰架構如何讓原住民族陷入絕境，同時向人類社會全體提出警告：帝國主義橫行，是足以讓末日景象提早降臨的。（澳洲曾經於1950年代多次在原住民族棲息區域進行核彈試爆，故試爆後的環境異象遂成為一整代原住民族集體記憶，註1）

Wiradjuri族藝術家卡拉．狄更斯（Karla Dickens）的作品《已被同化的戰士》（Assimilated Warriors），則展示著抵抗殖民的戰鬥姿態。卡拉．狄更斯搜集13具遭棄置的西洋劍面罩，並讓它們配置著象徵原住民族戰士的羽毛、皮革、骨頭、堅果或金屬等頭飾。藉由容貌輪廓難辨的面罩，卡拉．狄更斯要向那些在武裝抗擊帝國戰役中犧牲的原住民族無名戰士致敬。卡拉．狄更斯強調，她慣用被他人棄置的物品做為創作材料，以挑戰主流社會有關「無用／有用」的二元對峙想像，進而一舉針對殖民政治挾持資本功利主義霸權提出質問。

另一件利用二手材料質問殖民主義的作品，則是被擺放在美術館側門入口處的一輛中古勞斯萊斯的作品《OA_RR 2016》。藝術家藍尼（Reko Rennie，Kamilaroi／Gamilaraay／Gummaroi族），將中古轎車噴上黃金底色，並在車身表面塗上野戰迷彩圖案；在抵達坎培拉之前，藍尼曾駕駛著它穿越澳洲荒漠，並探訪多個原住民族部落。藍尼解釋，勞斯萊斯向來挾帶著某種大英帝國皇家權力的聯想，而購入中古勞斯萊斯並深入原住民族部落的舉動，涉及「纂奪」（dispossession）和「錯位」（dislocation）這兩項概念；至於軍人迷彩與黃金底色相疊，則旨在點出原住民族在主流社會中「現身／隱身」所牽涉到的權力問題。

不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血緣上，百年來無數名澳洲原住民族族人曾經被迫「漂白」；故「現身／隱身」的身分政治遂成為陰魂不散的兩難議題。希爾（Sandra Hill，Minang／Wardandi／Ballardong／Nyoonger族），本身是澳洲「失竊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受害者，她記得小時候政府官員趁她媽媽上班時，強行把她抓到白人家庭寄養，直至數十年後才得以與家人重逢。她的作品，就是針對當年的「漂白」政策提出控訴。

希爾在替《薄木片2015》（Thin Veneer 2015）解說時提到，畫中待嫁原住民族女子身穿西式新娘服所指涉的，是西澳州「原住民族法案1905」（The Aborigines Act 1905）第42節有關原住民族族人之間結婚的限制。（直到1964年實施新法之前，西澳州明文規定：除非取得當局批准許可，否則原住民族族人均不得與另一名原住民族族人結婚；但白人男子與原住民族族人結婚卻不受此限。）《薄木片2015》的十字架圖像，旨在點出基督教／天主教教會在當年與白人政府的共謀關係。畫面繪上模擬裁縫師打板的引導裁剪線條，同時配上諸如「同化」、「馴化」、「遷徙」等字眼，揭示殖民政治是如何有計畫地宰割原住民族的命運。

澳洲不少原住民族族人都是混血兒；對此，Kamilaroi族藝術家摩爾（Archie Moore）以《血緣除法分數》（Blood Fraction）提出回應。作品中共有100張摩爾的肖像照，其實本是同一張相片，但絕大部分都經過調色—按照膚色深淺，摩爾依次標示著血緣的不同純度除法分數。本身外表近似白人的摩爾解釋，只要有那麼一丁點原住民族血緣，基本上都會被原住民族社群接納，但是在白人社群中，情況卻複雜得多。右派白人和主流媒體常見有人大放厥辭，聲稱國家向居住在荒漠的「真原住民」所提供的「優惠」，大多會遭到住在都會區並經過混血的「假原住民」拿走。利用血緣純度大造文章的言論，其實具有三重殺傷力：一、削弱原住民族社群的發言權；二、讓社會大眾誤以為國家給了原住民族不少「好處」；三、鞏固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刻板印象，否定原住民族的社經位置流動可能性。對此，藝術家扎達（Raymond Zada，Barkindji／Pakindji族），亦透過《容貌的價值》（At Face Value）提出諷喻，作品展示多個不同膚色的原住民族族人肖像，相中人物的臉上則分別掛上各種表情。扎達解釋，展示引發不同聯想的原住民族族人肖像，正是為了要鬆動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既有刻板想像。（註2）

一般講述澳洲原住民族受壓迫的歷史，大多會從英國海軍上校庫克（James Cook）船長於1770年登陸澳洲開始談起。西方中心觀點認為「發現」澳洲的庫克船長，可說是一名「偉人」。但對澳洲原住民族族人來說，庫克船長更像是一名掠奪者。對此，Birpi族藝術家溫（Jason Wing）則透過作品《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rook）提出呼應。

溫在展場上放置一尊庫克船長的雕像，並且替雕像戴上讓人聯想到恐怖分子（或刑案搶匪）的針織毛線三孔頭套。庫克船長的紀念雕像，向來都是反殖民抗爭者的宣洩對象，常有新聞報導傳出這類雕像受到蓄意損毀的消息；至於溫將《庫克船長》引進美術館展出，可能是將這類行動正典化的第一人。關於庫克船長的作品，還包括波伊（Daniel Boyd，Kudjla／Gangalu族）的《無題（DOC）》（Untitled (DOC)）。波伊採用橫跨澳洲原住民族風格點畫和歐洲19世紀末期後印象派點彩畫技法，重新繪摹佐法尼（Johann Zoffany）的《1779年2月14日詹姆斯．庫克船長之死》（The Death of Captain James Cook, 14 February 1779）。

值得注意的是，佐法尼之所以動筆繪製該作品，是因為看見韋伯（John Webber）於1784年發表的《庫克船長之死》（The Death of Captain Cook）而受到啟發；但韋伯本人其實並未親身目睹事發經過，只是從水手和士兵們口中了解現場情況而已。對此，波伊解釋，從韋伯到佐法尼，及至現在的《無題（DOC）》所合共串連的，是一宗經由多重覆述的事件，而波伊更稱《無題（DOC）》是一幅「歷史畫的歷史畫的歷史畫」。經由點彩畫技法處理，波伊在畫布上預留無數虛空，讓觀賞者自行填寫歷史詮譯的缺口。

針對歷史現場重繪又重繪，還有Trawlwoolway族藝術家高福（Julie Gough）的錄影裝置《狩獵場（田園式作品）Van Diemen的土地》（Hunting Ground (Pastoral) Van Diemen’s Land），一共有兩道投映畫面：其一，是先後展示多幅200多年前塔斯曼尼亞的田園風景畫，然後陸續在影片畫面中附加文字，說明畫中現場曾發生種族滅絕式屠殺的歷史；其二，同時在另一畫面搭配播映的，是今天同一地點的實況攝影。

古今殖民政府的爛帳，一時難以算清。Dhungatti族藝術家道格拉斯（Blak Douglas）提出裝置「真正的垃圾桶」（Really Bin）系列，本來只有一具垃圾桶，上面寫著「對不起」—諷刺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在2015年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後，仍有諸多歷史餘燼尚待清理。之後，「真正的垃圾桶」系列逐步擴充，相繼推出更多寫著有關澳洲各個重大日子的垃圾桶。「真正的垃圾桶」指出了一項政治現實：清除殖民遺毒，是一項沒有盡期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