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大辯論】齊澤克演講稿全文中譯，我們正等待一場大災難

首先讓我作簡略開場白。

我發現一點很諷刺，那就是彼得遜和我，這次「世紀對決」的參加者，都被官方學術社群邊緣化。

我在這裡應該是針對新保守主義，為較不自由的陣線辯護的。然而現在對我的大多攻擊卻都是來自自由左翼。想想我對「LGBT+」意識形態的批判遭受多少強烈抗議吧。我很肯定，若這領域的領導人物被問到我是否適合代表他們發言，他們一定死過返生，即便他們依然活著。

讓我重提標題三個概念作為開始：幸福、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

一個很好的例子：當今中國。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發展，幾乎可稱為人類史上最強大的經濟成功。數億人脫貧成為中產。中國是怎樣做到的？

20世紀左翼主要來自反對兩個現代性傾向：資本體系及其侵略性市場競爭，以及反威權官僚國家權力。

今日中國將這兩者以最極端的形式結合到一起：強勢極權國家，激烈的資本主義動力。然而必須注意的是，他們是以「大多數人的幸福」為由，而不提共產主義以合法化自己的統治。他們更傾向採用孔子學說「和諧社會」的概念。但是，中國人真的變幸福了嗎？儘管達賴喇嘛從西方角度為藏傳佛教辯護，主張追求幸福、迴避痛楚，幸福作為我們生命的目標，仍是個大問題。

今日中國將這兩者以最極端的形式結合到一起：強勢極權國家，激烈的資本主義動力。
——齊澤克

如果說我們在精神分析學到什麼，那便是人類總是能充滿創意地毀壞幸福。幸福是個讓人混淆的概念，因它基本上仰賴於主體的無能，或未準備面對自身欲望的後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假裝追求那些其實不是真正追求的東西。所以，對我們來說，最終極的不幸就是我們真的得到我們所追求的。所以我同意，擁自由和尊嚴的人類生命不應只追求幸福，無論我們怎樣將追求幸福神聖化，或以之為途徑實現內在潛能，我們也要在為快樂地生存之外，尋找生命中更有意義的事。

不過我要加上幾個先決條件。

首先，我們生活在現代，我們不可尋求某個不容置疑的權威去給我們目標或任務。現代性意味著我們必須肩負這一重擔，但這重擔主要便是自由本身，我們應為自己的重擔負責。我們不應允許自己為未完成的使命開出廉價的借口，何況使命本身就不應該是個藉口。我們不只是實現某種更高理想的工具。

一旦某個傳統權威失去其重要力量，它就再沒辦法回頭。所謂回歸傳統只是後現代的假象。Donald Trump 真的代表傳統價值嗎？不，他的保守主義只是後現代的表演，是一種巨大的自我中心主義。在這意義上，Donald Trump 是終極的後現代總統。他玩弄傳統價值，將其參照對象混合公然的淫褻。如果我們比較 Donald Trump 和 Bernie Sanders，就會發現 Donald Trump 是最徹底的後現代政客，而 Bernie Sanders 只是個守舊的道德主義者。

保守思想家宣稱，我們所面臨危機，是因為我們不再依賴超越的神聖或高等價值。如果我們放任自己，如果所有事情都是歷史制約和相對的，那就再沒甚麼可以阻止我們沉淪到我們的最低等狀態。

但這真的就是以宗教為名的殺人放火可以教曉我們的嗎？經常會有人說（無論對還是錯），宗教可以讓壞人做好事。從當前局勢，我覺得我們應該聽聽 Steve Weinberg 的觀點﹕如果沒有宗教，好人會做好事，壞人會做壞事；唯獨宗教才會讓好人做壞事。

在一個多世紀前，在《卡拉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警告我們失去上帝後會出現道德虛無主義﹕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是允許的。法國哲學家 André Glucksmann 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神虛無主義批判運用在九・一一。從他那本書的標題，Dostoevsky in Manhattan 可見，他無法把話說得更錯。

當今恐怖主義的教訓正是，任何事情，包括炸死數百無辜路人，對那些宣稱以上帝旨意行事的人來說，都是允許的。同樣分析對無神論的斯大林主義共產主義者亦有效。他們本身便是最終極的明證。所有事情都是允許的，只因他們自視為其自身的神聖性、發展至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工具。

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讓好人做可怕的事。

第二點。我們應當肩負重擔，接受由之而來的痛苦。然而有一危險浮現，那是個巧妙的本末倒置：別愛上它（這是我的立場），不要愛上你的痛苦。

永遠不要假設你的痛苦本身可以證明你的本真性。「放棄快樂」很容易會變成「放棄的快樂」。舉個例子（不是說你們這些保守派）白人自由主義者喜歡貶低他們的文化，譴責歐洲中心主義，將之視為我們的惡。這樣子，有一點便立即變得非常明確，即自貶這行為本身能帶來某種好處。通過詆毀他們自身的根基，文化多元自由主義者為自己保留了一個普世的位置，並積極地游說他人承認這個特定身分。文化多元白人自由主義者，是身份政治謊言的化身。

下一點。Jacques Lacan 寫過一段自相矛盾卻又十分真實的文字：就算一個妒忌的丈夫所說、關於他妻子和其他男人睡覺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他的嫉妒仍然是病理性的。這病理性就在於丈夫需要這嫉妒，這嫉妒是他維持自身身份的唯一途徑。

同樣地，就算納粹對猶太人的描述有很多是對的，即他們剝削德國人，引誘德國少女等都是真的（當然它們不是）他們的反猶主義仍然是病理性現象。因為納粹的這些說法忽略了他們需要反猶主義的真正原因﹕納粹自認為他們的社會是個和諧合作的有機整體，所以需要一個外來侵略者去認頭整體中的分歧與對抗性。

同樣道理也適用於今日歐洲，最少適合描述反移民民粹主義者應對難民的方法。問題癥結（我要指出，它們是隱含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的）均被歸咎到一個外來侵略者上。即使那些和移民相關的事件報道是真的，即便他們確實引起大麻煩（我承認他們確實是），報道上關於他們的敘事仍是謊言。

從反猶主義開始，我們現在談論「敘事」。希特拉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敘事者。1920 年代，很多德國人仍視他們正經歷的情況為大混亂，他們不明白當刻正在發生甚麼事﹕戰敗、經濟危機、他們感受到的道德淪喪，之類。希特拉給他們提供一套敘事，一套關於猶太人的說法。他說，我們之所以處於這種混亂狀況，就是因為猶太人。這便是我一直強調的﹕我們一直對自己講關於自己的故事，以便將我們的生命整理出有意義的經驗。

然而這還不夠。最愚蠢的金句之一（大多金句都是愚蠢的）就是，所謂敵人只是你不理解他們故事的人。真的？難道你也想說，希特拉是我們的敵人，只因我們不理解他的故事？我們生命的經驗，我們為解釋自身行為向自己講述的關於自身的故事，便是我所說的意識形態。它根本上是個謊言。真相在外，在我們所做的事情中。

類似地，另類右派對「文化馬克思主義」的迷戀，反映他們拒絕接受一個事實，即他們所批判的現象，只是文化馬克思主義敘事的影響。道德淪喪、色情淫亂、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潛在動態。

我想引用一部經典著作，即 Daniel Bell 於 1976 年寫的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其中，作者指，現代資本主義無約束的驅動力破壞了新教原初的道德基礎。在再版後記中，Bell 對當代西方社會提出一個令人振奮的角度。他揭示，我們面對的核心文化斷層（一如在今日的 21 世紀），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關鍵元素及副產品。我認為，文化生活商品化，就是資本主義在擴張再生產。

所以我認為，「文化馬克思主義」這個字，與反猶主義的猶太敘事扮演同樣角色。它將某種潛藏於我們社會經濟生活的對抗關係（你怎叫它都好，模糊性，張力……），以同一方法，投射或轉移到另一個外在因素。

讓我再給你舉個更大問題的例子。

那些批評特朗普和另類右派的的自由主義者，與上述同樣，從未認真問過我們的自由社會如何令特朗普誕生。

在這個意義上，在自由主義者願意面對真實社會問題前，他們只是以戀物癖的方式看特朗普的形象。黑格爾有句格言：惡就存在於看見四下都是惡的凝視之中。這話完全適用於此。將特朗普妖魔化的自由主義者的凝視，本身也是邪惡的，因為他們無視一點，即其自身的失敗就是孳生特朗普這種父權民粹主義的溫床。

下一點。不要再將我們的煩惱歸咎於享樂主義自我中心主義。

自我中心主義自愛的相反不是利他主義（即關心公共財產），而是嫉妒和憤怒。它們使我違背我的利益作出行動。這就是為甚麼許多條理分明的哲學家清晰指，「惡」根本上是靈性的，某種意義上甚至比「善」更靈性。

這就是為甚麼平等主義永遠不應被理解為困苦的價值，因為其本身意義，即成就利他之事，可以被暗地裡顛覆。事實上，平等主義有時也意味﹕我願意放棄某些東西，好讓其他人也不會得到它。

這就是我認為有問題的部分（或許也是你們的問題一部分），即政治正確問題。

我認為，政治正確者表面上對規管的狂熱，其實是在遮掩其失敗。我有個偶像，她是黑人女性 Tarana Burke。她在十多年前創建了 Metoo 運動。她在最近的批判言論指，這運動開始後，這些年間出現一種對作惡者的堅定不移的著迷（編按﹕估計齊澤克的意思是，人們過於關心作惡者是否人頭落地，而乏略了其他部份。見 Tarana Burke 原文）。Metoo 過於經常成為受憤怒洗禮的、名符其實的抗議運動。

所以我們應該放棄平等主義？不！平等同樣可以意味（這也是我倡議的平等）創造一個空間，給最多的個體發展他們不同的潛能。

這是我的一個矛盾主張：正是今天的資本主義使我們太過均等，導致許多人才流失。那麼，平等和層級制度的平衡在哪？我們真是向平等走得太遠了嗎？今日美國真的是「太平等」了嗎？我覺得只要稍為審視現狀，便可得出相反的結論。我們不是太平等，反而是左翼過去數十年正逐漸失去其陣地。標誌這一點的是，全民醫保，免費教育等正續漸消失。看看 Bernie Sanders 便知。我無意神化他的計劃，那只是半個世紀前在歐洲佔主導位置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另一版本，然而在今日卻被說成是對自由和美式生活等的威脅。

我看不到這個計劃對自由創造帶來甚麼威脅。相反，我認為醫保和教育可使我更能讓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更重要的創造性事情。我認為平等（這種最基礎的平等）是個空間，它容許創造差異和（對，為甚麼不呢？）更多不同的、合適的層級。

除此之外，我發現，我很難將今天的不平等（例如 Piketty 在其著作中的紀錄）歸因於能力差異。

這裡說的能力是甚麼能力？在極權國家，能力是由政治定義。然而在市場上成功同樣也不是中立的，它不是幫助社會認可能力的調節者。

讓我以（自認為）一種友善方式簡單處理這問題。我想談談那個（很抱歉它有點諷刺）龍蝦話題。

在此，我並非抱持簡單的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我深深欣賞進化論。當然，我們也是自然生命，亦如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也許我是錯的），我們的 DNA 和某些猴子有 98% 相通。這是不錯的。但對自然，我認為我們不應忘記這一點：自然不是一個穩定的層級系統。它充滿即興。

自然的發展就像法國菜。這是一個法國人告訴我的﹕許多著名的法國菜和飲料，都是源於他們試圖按標準製作時出錯，然後將失敗理解為成功。他們本來以正常方法做芝士，結果芝士爛掉了，十分臭，然後他們就說，「oh my god，看，我們發明了自己的芝士」。本來以正常方法釀酒，但發酵時出錯，然後他們就開始做香檳，諸如此類。

我在此不只是想說笑，因為我想，我們的「性」就是這樣運作的。（這也是精神分析教會我們的事）我們的性本能當然是生物學決定的，但看看我們由之創造了甚麼。我們不受發情期所限，它可以變成一種恆久的執著，這執著中有障礙，並要我們跨越它。簡單來說，它成為了一種形而上的熱情，影響了生物學上的節奏，並產生各種各樣的變種，如無盡而持續的宮廷式愛情滿足感，以及不同的性偏離等。所以，它雖然仍是生物學制約的「性」，但它（如果我可以用這個字）也是跨功能的，它令不同文化（又或你可以稱為其他東西，比如邏輯）可以產生。

我認為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傳統。偉大的保守主義者 T.S. Eliot 曾經寫，「一件新藝術品誕生時所發生的事，同時也會在所有過去的藝術品上發生。過去應被當下所改變，一如當下受過去所引導。」

這是什麼意思？

讓我談談基督教帶來的變化：它不僅將同樣的神聖火花帶進不同性質、不同文化的人們心中，這神聖火花也使我們能夠創造基督徒所說的「聖靈」。而維繫我們家庭觀念的社群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淘汰，如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言：「在基督那裡，再沒有猶太人或希臘人，男人或女人。」

民主制度把這種邏輯延伸到政治領域。不論每個人能力差異，最終決策應由我們所有人共同決定。民主押注在這一概念，即我們不該把所有權力交給有能力的專家。掌權的共產主義者正正就是透過扮演「假專家」，把他們的統治合法化。

順帶一提，我亦毫不相信普通人的智慧。我們時常需要一個主人角色去軀使我們掙脫惰性。我也不諱言，它迫使我們解放。自由和責任是需要付出努力的。一個真正的主人的最大作用，就是喚醒我們追求自由的心。我們並不是自然而然地變得自由的。

此外，我認為社會權力和權威不能直接建基於個人能力。在人類世界，權力，從施加權威的角度講，是十分神秘，而且非理性的。祁克果，我和大家最喜愛的神學家這樣寫﹕「如果一個孩子說他會服從父親，是因為他父親有能力和是好人，這是對父親權威的冒犯。」他也將同一邏輯運用在基督身上。基督之所以具正當性，是因為他是上帝的孩子，而非因為祂有能力。正如祁克果所言：任何一個神學生都可以比基督做得好。在自然界，這權威卻是不存在的。龍蝦中也許存在層級，但當中那隻主要的龍蝦，我不認為牠在這一意義下有權威。

龍蝦中也許存在層級，但當中那隻主要的龍蝦，我不認為牠在這一意義下有權威。
——齊澤克

是已，民主制的押注（這是隱悔的）並非反個人能力，而是要將政治權力和專家的個人能力區分開來。斯大林主義沒有區分它們，然而早在古希臘，人們就已懂得將它們分開。這也是為甚麼那時的公民權力有時甚至要和抽籤掛鉤。

所以，（作為結論）如何進入共產主義的話題？為何我還要緊緊抓住這個被詛咒的名字？特別是當我知道，而且完全承認，共產主義計劃徹底失敗，而且它的失敗還誕生了一種新形式的致命恐怖？

資本主義贏了。但如今（這是我的主張，我們可以辯論）的問題是，今日環球資本主義擁有足夠對抗性制止它無限再生產嗎？我認為這種對抗性是存在。生態災難的威脅，新技術發展的結果（尤其是生物源和新形式的種族隔離）。所有這些對抗性都與馬克思所說的公共財產（也就是我們社會角色共同分享的物質）有關。

首先是外在自然中，被污染及全球暖化等威脅的公共財產。容我講清楚：我明白這一領域的分析和推測是多麼不確定，但等到它全部確認，已經為時已晚。我也完全清楚對此冒險地作外推的誘惑。在我小時候（給你們一個批判的例子），德國人對正在消失的森林抱有強烈興趣，他們預測幾十年後，歐洲就不會再有森林。不過依據最新估計，歐洲目前的森林面積比五十年和一百年前都要大。

不過，我仍要指出，全球大災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對我來說，相關科學數據已夠充分。我們應該進行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我還認為（這對你們來說可能也很批判），資本主義仍然存在一個問題﹕它的經理們（不是因為有惡的本性），按照資本主義邏輯，將自我再生產和環境後果解釋為與整個系統無關。容我再說，這不是一個道德譴責（以便你不會覺得我不知自己在講甚麼）。在共產主義國家，當權者也沉迷生產擴張。又因他們不受公眾控制，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所以應該如何行動？

首先要承認，我們處於深刻的混亂之中。這裡沒有簡單的民主解決方案。

「人們應該自行決定生態的事」聽起來很深刻，但它引導我們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便人們的理解沒被企業利益扭曲，他們又有甚麼資格就這樣一件細緻而脆弱的事做判斷？

至於那些由部份生態學家倡議的激進解決方案，本身就有可能引發新的大災難。讓我提一下這些新近想法﹕太陽輻射管理，即持續將大量噴霧撒入大氣以反射和吸收太陽光，讓地球降溫。我們可以想想，地球脆弱的平衡是如何運作的嗎？這運作又是包含多少無可預測的成份？生態工程很可能會在這危急存亡之秋干擾它。在我們知道應該行動、但不知道如何行動的關頭，我們需要思考。也許我們應該把馬克思著名的第十一條命題稍微倒轉一下：我們應該說，上世紀我們嘗試改變世界也許太急進；現在應是時候，退一步，去理解它。

第二個威脅，是內在自然的公共財產。伴隨著生物科技發展，真正意義的改變人性、新人類的創造已成為實在的前景。我指的主要是所謂神經連結，它直接連繫腦袋和腦袋、腦袋和數碼機器。我認為這東西將真正改變局面。我們腦袋的數碼化打開了前所未有的管控可能。直接將你的經驗分享給你所愛，這聽起來也許吸引；但是，我想到的卻是將它們分享給某個機關，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前提下。

最後，我要談人類的公共空間。我們活在同一世界，這世界的連繫日益緊密，卻同時也深刻地分化。該如何應對？

第一個反應，也不幸地是最主流的反應，是為保護自己而自我封閉。外面世界一片混亂，讓我們建牆壁自我保護。看起來，自己的國家這樣運行還好，但那些所謂流氓國家面對的麻煩，難道不也源於我們與他們的互動嗎？

以最終極的流氓國家剛果為例：在那裡，劃地為王的軍閥總是與西方企業交易，給他們賣礦物。如果沒有剛果的鈳鉭鐵礦，我們的電腦從哪裡來？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外國勢力干預呢？作為我們的代理，沙地阿拉伯干預也門的行動呢？難民就是這樣產生的。

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能讓我講完這一頁嗎？兩分鐘，真的）一個文明與文明間和平共存的世界。但這是如何做到的？強迫婚姻、恐同 OK 無問題，只要它們是在其他國家。然而這些國家卻又完全融入世界市場。再一次，難民就是這樣產生的。

第二個反應是，提倡擁有人性的全球化資本主義。比如那些富社會責任的企業人物，如 Bill Gates 和 George Soros ，他們熱烈支持 LGBT、倡議慈善，等等。然而即使做到最盡，開放邊境予難民，對他們如對我們同胞一樣，這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讓富裕西方國家接收所有難民，而是試圖改變帶來大批移民的狀況。我們是同謀者來的。

這樣的改變是烏托邦的嗎？不，真正的烏托邦，是我們在沒有改變仍能生存。

所以我認為，我知道把上述看成為共產主義申述是挑釁的，（我也會稍微這樣做，以作挑釁）我也知道在所有這些領域，生態環境、數碼管制、世界連合……資本主義市場都做了很多偉大的事，我承認的。但是，我們需要做的，是某程度上管控它，等等。

在你們說那只是烏托邦之前，請想想，世界市場今日是如何運作。我一直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個模糊的概念。若你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國家如今正扮演比任何時代都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最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你們可以看見，市場其實已受規管，只是並非以正確的方法。

從另一角度說，這是個悲觀主義的結論：儘管現在到處都有抗議，我們大概仍會繼續走向某種動亂。我們正等待一場大災難來叫醒我們。我不接受任何廉價的樂觀主義，每當有人試圖說服我，說儘管現在有那麼多問題，隧道盡頭仍然有光，我會立即回敬他說：「對，大概一輛火車正向我們駛來。」

謝謝。

本文授權轉載自《立場新聞》，作者／立場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