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佩桂 X 簡子傑專欄】胡長松的瓶中信：看到南方的聲音

在學校補助的創新問題導向（PBL）課程中，我有了機會邀請小說家／詩人胡長松來校進行一場講座，他訂下的講題是「從《柴山少年安魂曲》到《復活的人》的小說書寫」。即使在邀請他時，就預備了一種懺悔的心情，聆聽這場大部分以台語進行的演講後，我還是結結實實地反省起：「好久沒講台語了……」

1997年胡長松以華文小說《柴山少年安魂曲》出道，2000年起開始以台語創作，並以寫就的五部台語小說，榮獲吳三連文學獎。在演講中，他以台語究問聽眾，是否能回答「我是誰？這是哪裡？這是什麼時代？」這三連問令人心虛地檢視起自己。從Facebook訊息上陌生地拜訪起，我由衷以「您」尊稱他，但其實胡長松和我同齡。

從父母結婚的一張家族照，胡詩人開始了他的演講，指著左半與右半，他說自己一半是實業家、一半是農家。左半的母系家族衣著精緻，右半父系成員樸拙。母系家族事業的興起，乃因當年左營桃仔園被建設成軍港，在地人被遷移到內惟派出所後等地，只能一隻手骨出來拚天下，如正修工專創辦人便是在此時賣蘭花致富，而胡詩人目不識丁的外公，當時開著牛車出來買賣鋼鐵，成為鋼鐵實業家。自問「我是誰？」，他以令我敬羨的鏗鏘力道回答，「我不寫時下年輕作家的那種無關痛癢的小鄉小土，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資訊工程系的，是電腦工程師。」

為回答「這是哪裡」，胡長松在講座中呈現另一張家庭照片，是他與小妹在內惟埤撈魚後的此曾在紀錄。照片中的二個小朋友分別拿著水袋裝的小漁和自製的撈魚工具，是那個年代難得的內惟寫真。如今，那水塘已經徹底消失，影中人所站的建材礫石堆就是消失的原因；若沒有這張照片，胡長松說自己幾乎要質疑起記憶的真切。如此以解謎的方式看來家常的快拍，他說，如同尋找左營的古西城牆，必須剝開如小花蔓澤蘭般披覆住它的民宅，方能得見。

「我的創作起於對地圖的思維」，胡長松接著如此自述。依附著地圖，他書中的角色生長起來。指著日本人在1898年便繪製的1/25,000台灣堡圖，他說，不久前地下化的那條高雄鐵路，彼時便已存在內惟；孩提時眼中的這條鐵路看來是如此龐大，而長輩總喊著，「鐵蜈蚣來了！」這樣的地圖，足以培養民識，若地圖更大，則可能引發革命。胡詩人提醒我們，他花了2萬元購買、平時高放書櫃上方，地震時還得特別扶持的古地圖輯，現在中央研究院已共享在線上「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免費、高解析度，還可以套疊古今圖層、調整透明度。

轉入時代這個一般寫作者較難涉及的問題，胡長松說，吳濁流當年為了1946年終戰，便已寫著《亞細亞的孤兒》，而自己出生的時候是冷戰後半段，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聯中制蘇，而毛澤東、鄧小平則需要美國的科技，終致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1979年與美斷交，一個國際孤兒的年代，沒有美、日的依靠，沒有聯合國，是連台灣的外來統治者自己都被拋棄的年代。1970年代的文學因此蒼白，七等生等人筆下的角色不是發瘋、就是喪命，全部都是蟲類、鼠輩，英雄死去很久了。在處於國際關係的絕境中，1980年代的台灣只能向內發展，民族工業大復興、錢淹腳目，開始了台灣實業家蓬勃的時代。來自實業家族的胡母，甚至曾在當時，標會去歐洲旅遊一個月，可見榮景。然，1984年台灣推動《勞動基準法》，20年退休金溯及既往，台灣中小企業開始關閉萎縮，劣幣驅逐良幣，出現了倒閉潮，連著名的林商號也因此收了。

為什麼必須談這些時代之事？胡長松說，時代主宰、控制著我們寫作。在自己成長的那個惡補學習的時代，課堂是一種生存問題，履行著每說一次三字經口頭禪便罰100元的監控，寫完後他才發現，柴山少年講義氣的自我放逐，實際上是對國際人格的老爸之控訴。

但2000年起胡長松轉而樂觀奮進，可能是因為開始用台語書寫，同時因為台灣人自己當總統了，似乎台灣人自此可以掌握一點自己的命運。正如《復活的人》主角雖曾沉淪、遭陷、詐死逃亡，卻能輾轉躲到南方，在逃城西拉雅「鳳山八社」後復活。胡長松說自己現在覺得，「其實我們不是炎黃子孫的後代，而是南島的子孫，整個太平洋上都是好朋友。」他指著東亞第一島弧與第二島弧之間的菲律賓海圖，開始談海：海權的思維拓展了世界，海上是自由、平等的，沒有了地形、人脈、科層、封建的優劣勢，大家各憑本事。

「今天講的內容很政治」，胡詩人在當日講座尾聲中如此小結。他的題目是「小說書寫，在南方開講」，很政治應算正常。但胡詩人更醒腦的結論是，「好的寫作如同先知，是瓶中信」。四年前，他進入書寫中的小說《幻影號奇航》已經預告了近日的美軍艦通過台灣海峽事件，尤其呼應的是，歷史上首先提出美國應「聯中制蘇」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近日也承認這30年來對中國政策是一場錯誤，更讓胡詩人確認了自己的預視。

這也連結到為何要寫作的問題。胡長松直言，我是一個不滿、碎碎念、不寫會住院的人；寫作，是為了驚醒自己的一句話、為了回應一份恥辱，有了信仰後，也為了夢中看到的異象；同時，寫作也是為了要研究一個問題，為了被知識、認知引導（導引到目前的自己讀著如同軍隊中山室的藏書）；寫作，更是為了預知。為了多層次透露訊息，關於身分認同、未來願景、實際目標；寫作是因為必須要講、讓大家知道，如同留給未來一代的瓶中信，以台語書寫、封緘。

＊＊＊

聽完講座後的那周末，我返回老家，刻意豎起耳朵聽爸媽交談，想確認他們用什麼語言進行，但好幾次都在流暢的聆聽中忘了分辨，彷彿做夢一樣的模糊。恍惚間，一個問題浮現出來：有台語的當代藝術嗎？

我先是想起以台語命名的展覽「交陪」，全名「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它的文案總是提醒我們，「在台語中，談起交際應酬時，常會提及『交陪』（Kau-Puê）這一說法；而在台灣傳統民間信仰中，則有『交陪境』一詞，所謂的『境』指的就是以廟宇為核心的祭祀圈」。交陪，無疑台語，廟宇，很是台語生活的空間，那麼，「近未來」呢？

胡長松也是《台文戰線》雜誌社的社長，創辦此雜誌在於「釘根台語意識及台灣意識，融合傳統與現代精神，發揚並提昇台灣本土原汁的文學藝術為主旨，是當今台灣最具代表的台語純文學雜誌。」所謂台語意識，除了是對台語的重視，更根本的應該是我們意識時用著台語、以台語思考。追問是否有這樣自然的台語之當代藝術，想來想去，我只能想起總是操著台語、人人敬稱爐主的李俊賢，以及他為台語造字的文字繪畫、他的「港都好男兒」與「海波浪」，和他所帶領的魚刺客、所推廣的南島當代藝術等，在在想萃取台灣本土原汁。

我還想起，在當代藝術中，除了檔案熱之外，也有地圖熱。以地圖為創作靈感、內容、形式或前置研究、概念意象等的本土或國外藝術創作、展覽案例不勝枚舉。我最快想到的例子，是陳界仁作品系譜中那張縈繞著我們的、他從小居住成長的「水尾」一帶空照圖，高俊宏手繪的廢墟影像晶體地圖、踩踏考古出的隘勇線地圖等，似乎很貼切地回應著胡詩人所說：

繼續想著，就想到約瑟夫．科蘇思（Joseph Kosuth）的《世界地圖（台灣）》在高雄市立美術館（簡稱高美館）的展覽「靜河流深」中以霓虹燈管勾勒出的南台灣水文輪廓，極度光亮中我們的眼睛很難在現場直視它對1638年荷蘭複製地圖的複寫，也必須一再提醒，才能想起高美館正位處內惟埤，那個胡長松出發的地方。

如何看到南方的聲音
文∣簡子傑

在十幾年的教學生涯中，我聽過一群當時有著學生身分的年輕藝術家的各種提問，其中，諸如「我是誰」這種問題出現了不下百次，身為老師的也要學習不失去耐心，並且迅速地在腦中盤算著，在常見的十種回應方式中，哪一種可能比較適合眼前這位，然而，一旦他們將提問導向童年，「其實你們的童年對我來說都大同小異」——我很可能還是會忍不住抨擊，當然要盡可能維持和緩的口氣。

閱讀佩桂這期專欄文章，我先google了一會兒作家胡長松，對於自己欠缺台語文學知識感到抱歉，於是只能依著佩桂的文脈去思考她所思考的點，當然我很難不被佩桂文末轉述作家的寫作觀點所衝擊，尤其當我們身處「南方」，在當代藝術圈中，這裡仍艱難地維持著主體性提問的傳統，也正是我們正經歷著撲朔迷離選情的地方，然而，我卻也強烈地意識到，對於佩桂或作家來說，這些被指認的空間有著與我所知完全不同的意義，當我也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是誰」，也許就像我前面敘述的教學經驗，我可以帶著滑溜的世故感作答，自己卻說不出一個確切的可以指示自己是誰的地方。

對於我的出生地台北民生社區，我從未嘗試透過今昔地圖的比較去看出它究竟被結構在台灣社會的哪一個歷史維度中，有著地址，卻不是地方，我比較有可能想起的是一段浸染於暮色中那些四層樓公寓輪廓逐漸模糊的熙攘街景，記憶殘留著此外再無意義可供追尋的感官記號。

對於學生的提問，我以為我想過最好的一種回答是：「我」不是你創作要依循的東西，它不是一個原本在那裡，等待著你藉著創作將它表現出來的東西，剛好相法，你要藉著創作將這個「我」帶往他處，是你的創作持續形塑著這個仍未定型的「我」——而時間滴滴答答，在時間分配的意義上，雖然我也成為「半個」南部人，卻仍維持著天龍國特有的貧弱台語文能力，透過胡淑雯的小說《太陽的血是黑的》，我知道台北喜來登飯店過去曾是軍法處，但這個曾經是小時候補習的必經之處卻和我的童年毫無關係。

我仍被胡長松的這句話所撞擊：「寫作，是為了驚醒自己的一句話、為了回應一份恥辱，有了信仰後，也為了夢中看到的異象」。

關於寫作，我懂得回應恥辱，但仍盼望遇見信仰與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