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史料讀歷史：淺談台陽美術協會的研究與史料運用

文／蔡家丘（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回歸史料讀歷史」的研究方法，對歷史系的學生，或者對歷史研究有興趣的讀者來說，似乎是老生常談、理所當然的原則。然而這個原則卻經常受到史料在不同時空條件下如何被建置、公開，以及如何被解讀、詮釋的影響。本文首先簡要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對戰前台陽美術協會（以下簡稱台陽）的認識與研究發展，與各階段日治台灣史相關文字史料建置的關係。按此主旨與篇幅所限，暫不論及台陽美術作品與圖版流傳的影響。其次，舉幾個台陽相關議題為例，說明回歸史料讀歷史的重要性，例如關於台陽的命名、《台灣文藝》上的畫家訪談、裸體畫爭議等等。最後藉由這些回顧討論，理解本書出版的意義。

戰後的台陽研究與史料

戰後初期，王白淵（1902-1965）接下編寫台灣文化與美術史的任務，撰述包含台陽在內的台灣美術史，成為早期認識台陽的基礎文獻。

關於台陽的章節，記錄各回展覽要點，可能運用手邊或畫家友人提供的資料完成。其次，台陽畫家參與座談會，回顧戰前歷史，內容刊登在雜誌上。座談會記錄具有口述歷史的性質，也成為後人認識台陽的文獻。不過嚴格來說，這些戰後的文獻，並不算是「史料」。固然有其珍貴性，但也難免受到各人立場和記憶的影響。作為當時撰述出版的權宜之計，又或者文字在編審過程被添改，有時將台陽描述為台灣民族主義、抗日運動在藝術上的表現，可謂種下日後對台陽歷史定位始終糾結於此意識形態的開端。

戰前與台陽相關、刊載在報章雜誌上的日治台灣史史料，有賴圖書館等單位的整理和複製工作，日後才能逐漸供人查閱。這裡的圖書館等單位包括現在的國立台灣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等等。由於各單位歷史沿革、收藏多寡不一，以下僅以圖書館為通稱，勾勒大致的發展趨勢，並不指精確的年份或各別館藏。1970 年代至80 年代以來，圖書館將接收或受贈的日治時期史料，重新編目、複製。

編目後有些再彙編成不同主題的紙本目錄，原件也以複印本或微捲的形式複製。1980 年代進入電腦化時代，目錄納入電腦檢索，有的史料也掃描存為光碟片。比單份複印本代替珍貴史料原件的功能更進一步，某些史料的需求性與重要性很高，製作成復刻本出版，提供更多運用機會，至今仍在進行。

與此並行，心繫台灣美術史的專家謝里法透過對藝術家的訪談，與其提供的剪報等史料，參考前述的戰後初期文獻，撰述台灣美術運動史，發表於美術雜誌並集結成書。台陽占其中一章，份量不少，觀點也引發後續討論。

1990 年代以後，學界併用上述兩種途徑整理、研究台灣美術史。進行田野訪談的同時，也埋首圖書館找史料。回歸史料的過程並不輕鬆，以《台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為例，參考報章雜誌等史料的形式，包括藝術家與家屬等提供的剪報、圖書館收藏的原件、微捲等等，需四處蒐集，逐一瀏覽比對。不過對台陽的認識，得以校正戰後以來的錯誤資訊，探討進一步的議題。例如，運用《台灣文藝》所見台陽畫家繪製的封面和插圖、和文學家的交流座談，論述台灣美術與文學運動的關係。

2000 年後，史料檢索上最顯著的變化，來自推動數位典藏計畫的成果。許多單位與資料庫公司將前述史料檔案數位化，設定關鍵字等檢索功能，建置網路資料庫，影響廣泛。從期刊到碩士論文，或近年來網路上史普性的文章，寫作者很便利地運用《台灣日日新報》、日治時期圖書與期刊、台灣總督府相關檔案等等的資料庫，迅速查取史料撰寫。

然而，如何回歸史料的問題依然存在，或是換個方式出現。除了仍有些史料尚未被發現整理、複製公開外，有時「被整理」後，我們反而容易忘記需要回歸史料原貌或脈絡，並且綜合參照來解讀。

「台陽」的命名

此處以台陽如何命名的問題為例。首先，我們會讀到1934 年《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台陽成立大會：「（台陽）如相對於帝展的東光會般支持台展」。為何這裡會提到東光會呢？該會是1932年由熊岡美彥（1889-1944）、齋藤與里（1885-1959）成立，會員投入官展創作之餘舉辦團體展，熊岡以「陽光自東方升起」的意象命名。台陽畫家如陳澄波（1895-1947）的收藏中可見到東光會展覽目錄，對此畫會並不陌生，可能是他向記者如此比喻說明。其次，顏水龍（1903-1997）在日後的信件中指出：「因為當時印象派畫家分析色彩是透過太陽的七色光，而我們是在台灣，因此建議命名為台陽，結果獲得採用。」

除了這些史料，如果回溯台陽成立以前的歷史，可知1929 年畫家們組織過「赤島社」，具有首次以台灣島為單位來命名、組織畫會的意義。成員中雖然如陳植棋（1906-1931）病逝，使活動中斷，但日後有多位成為台陽的創立會員。因此我們可以說，「台陽」的命名來自畫家共識，延續「赤島」以台灣為主體的詞意、參考「東光」作為官展外部團體的概念，同時採納了顏水龍的提議。以上的論述過程，運用了《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典藏顏水龍家屬提供史料的中研院台史所台灣史檔案資源系統、陳澄波基金會網站藏品檢索功能，以及回歸歷史脈絡的思考。

《台灣文藝》與台陽

台陽與台灣文藝聯盟（以下簡稱文聯）交流，參與座談會、繪製《台灣文藝》插圖，以及受台中文學界、士紳等支持的背景，如前所述已有相關研究成果。本文就史料解讀上重新發現的意義，再闡述一二。

《台灣文藝》創刊不久，於1935 年台陽首回展後，以專欄「台灣の美術を語る」連載三回訪談台陽畫家的文章。如廖繼春（1902-1976）提到，要畫最有教養的作品，認為創作要經過學習的涵養累積，顯示受到教養主義的影響；陳澄波說明自己構圖的步驟，與最近參考中國畫家倪瓚（1301-1374）、八大山人（1626-1705）的心得；李石樵（1908-1995）認為繪畫如同文藝，是比文化運動更為艱鉅的事業，需要一步步堅持下去；顏水龍則是強調素描作為基礎的重要性。

雖然現在可藉這些訪談來理解畫家的創作觀，例如陳澄波的表述，便經常被引用作為其赴上海後將東方水墨風格融入油畫創作的證明。然而回歸史料原貌的話，不禁讓人思考，當時為何要在這樣全台性、甫成立發行的文學雜誌上，刊登畫家們的訪談呢？

事實上這些訪談，被編排於雜誌的文學評論欄，例如第一回文章接續在此欄的劉捷〈民間文學の整理及びその方法論〉一文後。重新解讀每位畫家的說明，可知共通的重點，是在分享創作的過程、條件和心得。如此可以推測，《台灣文藝》當初編輯「台灣の美術を語る」的主旨，是讓畫家們揭示自己在繪畫專業上的方法論，提供文聯與關心台灣文學建設的讀者們參考。

「台灣の美術を語る」專欄連載的第二回起，加入張星建（1905-1949）所撰〈台灣に於ける美術團體とその中堅作家〉，連載四期。張並不品評作品，而是列記台展、赤島社、栴檀社等團體的成立始末、發展過程與成員簡歷。內容著重於指出審查等組織結構，與成員的優秀表現，是奠定團體發展的基礎。張星建在台中耕耘文藝事業，組織文聯、發行《台灣文藝》，是如穿針引線般聯繫台陽畫家與台中人士的重要人物。因此同樣地，編輯張星建親撰「美術團體」史的目的，不是為了記錄台灣美術史，也非賞析畫作，而是在於其可以成為「文學團體」的觀摩對象，具有示範作用。

嚴格檢視的話，三回訪談文章，與畫家後續所繪的雜誌封面和插圖上，都沒有明確標記他們的「台陽」身分，這也是本書依編纂主旨沒有收入的原因。不過我們會發現，《台灣文藝》出版第一回訪談卷期的時間點（1935 年7 月），緊接於台陽第一回展（同年5月）後，隨即又連載「美術團體」史。再加上後來台陽展巡迴至台中時，均是同批人士交流。由此可知，這些文章以及畫家後續繪製的封面和插圖，都是站在美術和文學團體的立場，進行合作的成果。如此可以讓我們對當時美術與文學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台灣文藝》於戰後有復刻版發行，部分文章選入台灣文藝評論集並有中譯本，圖書館除收有原件外亦建置部分數位化檔案，目次可見於台灣文學館期刊目錄資料庫。比較可惜的是，按內容順序連載〈台灣に於ける美術團體とその中堅作家〉之（三），應該記載台陽歷史的第3 卷第1 號，至今仍欠刊未見。

全文未完，本文節錄書籍《裝飾台灣的春天：1934-1945台陽美術協會資料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