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冰川景觀，藝術家如何透過作品省思冰層流失、關懷冰川作用、重建極地神話和記憶？

在水凍結成冰或雪的地球寒帶地區（亦即冰凍圈）所出現的劇烈變化，反映出地球前所未有的暖化速度。其中最明顯的事實是，從有紀錄以來迄今最熱的各個年分，有19 個發生在這個新的千禧年。「過熱的星球發出的求救信號無處不在」，達爾．賈梅爾（Dahr Jamail）在《冰的盡頭》（e End of Ice）中警告說，冰川「在我們眼前消失，已經縮減到有紀錄以來的最低水平。」極地冰帽融化會影響氣候模式，並使海平面升高，破壞地球系統的穩定，同時也導致永久凍土層的融化，原本封存在永凍層裡的古代植被釋放出大量的碳，進而造成氣候變遷。這構成了不可預測的反饋循環之一，氣候被推向臨界點的速度之快，已經超出多數氣候變遷高峰會所預期。事實上，正如氣候學家彼得．沃德姆斯（Peter Wadhams）在《向冰告別》（Farewell to Ice ）中所示警，「夏季北極海的冰，壽命不長」，它的消亡，使地球無法免於太陽輻射，讓北方大陸冷卻冰流流失。當代地球人共同經歷了極地冰帽加速融化與全球永久凍土退縮，藝術家透過作品省思冰層流失、關懷冰川作用、重建極地神話和記憶，站在冰川權利的立場上，處理這個困境。

2015 年，瑞典藝術家漢娜．祖恩（Hanna Ljungh）拍攝一群地質學家對瑞典最高峰開布尼凱瑟山（Kebnekaise）南峰冰川進行的年度測量。這部即時拍攝、長達六小時的科學研究影片，以《我是山，測量無常》（I am mountain, to measure impermanence ，2016）為題，把攝影機架設在多岩石的北峰，觀察遠方山脊上小小的人影，雪白的山景與不祥感的灰雲相互映襯。自1902 年以來科學家一直在這個位置進行測量，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冰川正在縮小，2,096.8 公尺的無冰北峰很可能很快就會成為瑞典的最高點。事實上，冰川在25 年內萎縮了24 公尺，到2019 年9 月，這個情節已然成真。正如馬丁．魯德威克（Martin J. S. Rudwick）在他的《地球的深層歷史》（Earth’s Deep History ）一書中所觀察，就構造而言，地球地質實體是活躍的，整個地球可被視為一個「高度動態的系統」，「它的歷史不僅長遠得難以想像，而且事件多得驚人。」然而，今日這些變化發生速度之快，令人感到不安。在祖恩的實踐中，她也思索從山裡開採出來的礦物質和金屬（例如鐵和鋅），它們與構成人體組成的部分化學元素相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正如電影標題指出，祖恩將山頂的地質變化加以人格化及內化，我們與它有物理聯繫，但它正因人類世氣候變化而轉變，這種氣候變遷帶來了地球的無常感。

漢娜．祖恩，《我是山，測量無常》（I am mountain, to measure impermanence ，2016）

阿根廷藝術家艾琳．科佩爾曼（Irene Kopelman）在她的「冰川和雪崩」計畫中（On Glaciers and Avalanches，2017-18）中，探索瑞士阿爾卑斯山冰川自然環境的複雜性和多變性，她以飄忽的鉛筆線條和零碎的陶瓷雕塑來表現她造訪阿萊奇（Aletsch）、格納（Gorner）、芬代爾（Findel）、馬特洪峰（Matterhorn）和隆河（Rhône）冰川時目睹冰雪世界的脆弱性。科佩爾曼和地質學家、生物學家一同跋山涉水，她與他們之間的對話，顯示她對於地衣吸收二氧化碳的微環境及雪崩在樹木生長線上留下的證據有仔細的觀察。在「林木線達沃斯，從下方看到兩個斜坡」（Tree Lines Davos, Two Slopes from below，2014）等系列中，藝術創作的過程受到環境因素影響（例如山上的能見度和氣候的變遷），這些因素決定每次探訪時間的長短和科佩爾曼日常繪畫的主題，指出冰川本身在塑造藝術結果和影響科學研究上的潛力。

艾琳．科佩爾曼，「林木線達沃斯，從下方看到兩個斜坡」（Tree Lines Davos, Two Slopes from below，2014）

瓊．喬納思（Joan Jonas）的表演講座《復活》（Reanimation ，2010-13）探討科學理性在完全理解超越人類時間尺度的自然現象上有其局限性，以及民間傳說和神祕主義作為替代知識形式的潛力。這部沉浸式的作品以冰島作家赫爾多爾．拉克斯內斯（Halldór Laxness）1968 年出版的小說《冰川之下》（Under the Glacier ）作為起點。這位美國藝術家在她的表演中挪用一些關鍵的段落，包括「如果一個人凝視冰川的時間夠長，文字在這個地球上就不再具有任何意義。」在後冰河期的荒涼景觀投影前，戴著鳥面具的藝術家穿過舞台，隨著音樂的韻律脈動，藝術家重複地做出動作─例如用冰塊在紙上塗抹墨水或用樹枝繪畫，以原始、高科技及實驗性的方法，把自然界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轉譯為人類術語，在這種不和諧的流動中，螢幕出現一張地圖，說明冰川融化的程度。這項作品運用泛靈論的流動，為超越人類領域的社會關係注入活力，同時也指出生態危機對自然的多樣性和永恆性所構成的生存威脅。

正如拉脫維亞藝術家以艾瓦．安波尼爾（Ieva Epnere）的影片《皮拉米登的四個邊緣》（Four Edges of Pyramiden ，2015）裡採訪的四位居民所說，北極圈深處的斯瓦爾巴群島（Svalbard archipelago）上，皮拉米登這個前蘇聯煤礦小鎮之所以深具魅力，部分原因是它是共產主義過去的冰凍遺跡。在1990 年代暫時廢棄之前，曾有千人落戶於當地，擁有圖書館、文化中心、游泳池、自助餐廳、列寧紀念碑及其他蘇聯文化成就的象徵，聚落裡荒涼的小徑，在鏡頭下呈現一種對逝去的黃金年代懷抱的鄉愁。就經濟上而言，在這座金字塔形狀的冰山下開採煤炭雖不可行，但蘇聯在1920 年代透過國際條約在挪威島上建立這個飛地並進行維護，使共產主義政權得以在北極地區維持地緣政治上的影響力。今日，斯瓦爾巴群島的氣溫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的兩倍，其永久凍土層迅速縮減，使極地礦產的財富更容易取得，這個悲慘的前景，使復興蘇維埃鬼城成為俄羅斯國家的戰略利益。然而，正如影片所暗示，讓居民感到生活在那裡如此榮幸的，不是蘇維埃政權衰落的遺跡，而是自然界正在消失的實體。例如，一名酒店廚師的烏克蘭家人就無法理解她對這個不毛之地的依戀，當她意識到「冰川已經存在一百萬年，且我正用手撫摸它！」她將此描述為一種浩瀚無邊、難以言喻而極端美麗的經驗。

對於人類世氣候的想像而言，冰川代表的是全球變暖的極端脆弱性，冰蓋崩融到北極海域，預示著全球沿海將會發生洪水，以及從喜馬拉雅山脈到安第斯山脈的季節性融冰消失，將導致河流乾涸而威脅淡水供給。在過去，尤其在19 世紀早期的小冰河時代，冰雪世界被視為荒涼的異域地形，而冰川則被視為一種崇高的自然力量，足以侵蝕文明世界。在錄像作品《我們相應如是》（we are opposite like that ，2019）中，往返倫敦及德里的藝術家希瑪利．辛格．索恩（Himali Singh Soin）把今日冰蓋持續消退的氣候不確定性，與維多利亞時期進行對比─維多利亞時代有著剛好相反的憂慮，他們擔心冰層增厚將會抹去熟悉的風景。藝術家為冰凍海洋時期的繪畫加上註釋，顯示「冰是一種不斷迫近的宇宙怪物，這種幻想讓大英帝國不寒而慄」，她同時指出這與晚期帝國主義對於失去政治、文化霸權的恐懼之間存在的對應關係。影片中另一個反覆出現的，是一個全身包裹著銀箔的超現實人物，她從冰塊中出現，講述在久遠的過去一個關於非人類起源的故事。藝術家探索被氣候變遷改變的極地景觀，並創作虛構的神話，引起人們注意到，在未來後冰河時期，對於冰的記憶可能被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