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聶隱娘》觀後雜想

西門町國賓影城。兩個小時前，影城入口，人潮自階梯一路漫渙至對街。平日分屬藝文圈、電影圈、媒體圈的知名不知名工作者，今日皆為《刺客聶隱娘》而來。為侯孝賢而來。

兩個小時過得飛快。精確地說，是一百零六分鐘。坐在電影院裡，我第一次想到時間，是開場後一百分鐘，聶隱娘已辭別將她練成刺客的道姑。不再殺人的刺客，下了山，尋桃花源磨鏡少年去。錚錚鏦鏦的音樂響起，這輕快的聲響和結尾，是我不太熟悉的侯孝賢。

同往的友人紛紛驚嘆，怎麼可以每一幕都這麼美？誰引述了誰說的：美到每一景都能拿來當電腦桌面。這直觀的感受，從聶隱娘在坎城影展現身以來，已理所當然到近乎陳腔。話題一度來到這美是洋人或華人更能體會。我忽然想到，在坎城鬧國籍風波時，侯孝賢悍然一句：「我的電影國籍只有一個，就是電影王國。」對美的感受有沒有國籍？

看《刺客聶隱娘》時，多半時刻我的內心震盪不是為了美，而是侯孝賢如何借一名女刺客的眼，揭示他的觀看法門。從教科書也好，道聽塗說也罷，文藝青年都知道，侯導的風格在「長鏡頭」，不中斷的運鏡，中景和遠景，人在他的視角中，總是渺小。（為此，進影院搶位時，我勸友人無須迴避中前方排數，反正侯導不會用特寫逼死坐前排的人……）

除了熟悉的長鏡頭，文藝青年也知道，侯導素來極力迴避「戲劇性」。所以角色對白寡少，表情收斂，衝突最劇烈的場景或放在遠處，或放在畫外，或根本剪掉。這些風格，《刺客聶隱娘》一樣不少，武打場面因此不見血，不見招，攻守殺戮倏忽了結。

但這些不為服務虛空的「風格」。看了這麼多部侯孝賢電影，卻是直到《刺客聶隱娘》，我才懂得侯孝賢的所謂風格，扎扎實實不務虛，全部從對現實的觀看展開。觀看，察覺，行動。聶隱娘如是，侯孝賢如是。

聶隱娘看到的現實是什麼？在侯孝賢的「刺客成本」前提下，聶隱娘固然是主角，卻極少直白現身於鏡頭前。多半時刻她就是鏡頭後的那雙眼睛，隱藏，等待，觀看，趁人不備，取其性命。她看見的不備，是助紂為虐的藩鎮僚屬，會與小兒嬉戲共眠。擁兵自重、與朝廷為敵的藩王，會權謀殺人、會教子打拳、會和深愛女子娓娓長談，會喜怒，會哀愁，會墜淚。他們的不備中有真實。

據說，影評人聞天祥在坎城看完片子後，傳一簡訊給侯孝賢：「是拍你自己嗎？」

編劇之一的謝海盟，在電影側記書《行雲記》寫，侯孝賢如何趁演員不注意，會同攝影組偷拍他們的閒聊、玩耍、走動日常。「攝影機一開，他們就會演」，他以偷拍宮女演員為例，「她們三個，從早就守在家裡等主人（守在現場等開拍），也不曉得主人幾時回來（幾時開拍），等到都累了，現在這廳堂沒有主人在（沒有攝影機在拍），就是她們作主，所以坐得很放鬆，聊些有的沒的。」

有人說，聶隱娘是因為見了該殺之人的真實樣貌，心軟而不殺。我不以為是。設想一個幼年即被與世隔絕、長期學習殺戮的人，如何可能輕易掉入人倫情感的框架裡心軟？

隱身於一段距離之外觀看，聶隱娘不只看見人物自身，也看見人物的關係網絡，以及這網絡如何在巨大的現實環境中複雜交錯。電影著名的「青鸞舞鏡」典故，引出聶隱娘「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喟嘆，然我看見的，是如青鸞般孓然一身的她，怎樣從其他人的存在看見鏡像，最終辨識出自己終究不是對方，也無需選擇成為他們的同類。

和《海上花》一樣，《刺客聶隱娘》的主要情節多由女人推動：被朝廷嫁給藩鎮的嘉誠公主，以及為藩鎮家族結盟而成親的田元氏，不得不走入政治婚姻。這也是聶隱娘原本的命運—嫁給藩鎮領袖田季安，為朝廷與藩鎮之間的緊張關係維穩。聶隱娘不可能不在她們身上看見自己。嘉誠公主讓她意識到孤身沒有同類的悲哀。和亦為刺客精精兒的田元氏對決的一場，戴上面具的田元氏，與聶隱娘有相仿的刺客形象，處境卻更不堪：與夫婿關係不睦，憎恨丈夫的愛妾，又必須基於兩家族的政治立場為丈夫除去政敵。

往鏡中看，見的盡是不堪；往後看，授命她殺人的道姑師父，也讓她生出困惑。所殺之人並非皆如道姑所言殘虐毒暴，更多時候，道姑要她下手的對象，是和朝廷立場相違者。當一個人被殺的理由不再可信，殺人便成了刺客的難題。

這或許是一個刺客的悲哀，也是救贖的起點。她隱匿，她觀看，直到看見全局，看見人在其中的奮力與渺小，包括自己。她選擇不殺，從朝廷與藩鎮的政治角力中抽身，從青梅竹馬的王室家庭劇退開，和磨鏡少年一道，從開到荼靡的大唐皇朝渡海離去，到倭國去。千百年後，唐朝已不再，曾經雍容的身影在倭國延續下來，我們自侯孝賢的電影知道，從前從前有個聶隱娘，她沒有同類，孤絕也逍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