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瓶新酒初體驗：「邂逅！老房子」計畫

四個客家圍村在藝術的對話中，緣分一線牽的被串聯起來，觀者有了機會在化約下的香港地理精神中，同中存異的凝視「客家文化」的存在；藝術的感性邏輯何嘗不是如此，是一種同中求異的思考。

石家豪作品有著一種寧心靜慮的「療效」，其媒材特質與歷史脈絡，讓水墨之於孫中山紀念館，有著別種媒材難以企及的優勢。那是一種傾聽歷史，而非是歷史再述，日式的符號、東南亞的色彩與中式的圖樣在屏風形式的基礎上，除了遮蔽與阻隔功能，反而彰顯了歷史在被觀看與被理解時，具有的片段性本質。林東鵬雖與王屋村古居比鄰而居，卻因為此計畫才開啟認識的機緣，王屋村古居並非像其他空間有著文件檔案的展示，因此林東鵬的創作除了直接面對建物本身，人際式的口說訪談交織出的創作理念，更是難能可貴的地方。他將藍染技藝與二手傢俱並置，則可以視為另一種「物」的對話。

黃麗貞認識了從事古蹟修復的王鴻強師傅，王鴻強以鄰居之姿，成為羅屋歷史的見證者，陶藝包含的不只是「雕塑」技術，更讓觀者看到曾經存在的歷史空白，亦顯藝術家的巧思。林嵐在文化座標中，思考著更大的身體遷移感受，包含房屋結構與居民關係，乃至於自身的生命經驗。她在影像裝置之外，透過聲音與表演藝術的參與，啟動了更多記憶機制，帶領觀者思考記憶的真實性。

藝術家的身分在計畫中兼任了策展人的功能，以三棟屋的藝術計畫為例，林嵐理解到與古蹟對話的當代藝術模式，在香港是毫無範例可循的，而她在無意間兼任了策展人的身分，偕同藝術家團隊，包含張素宜、許敖山、李文生、黃子珏、曾敏富、馮穎君與王榮祿，動員更多的觀點與差異。在「南音，只是一種藉口，一種思鄉的情懷」的創作自述中，足以見到藝術家的時空自覺；意義的喪失並非是全然的遺失，僅僅轉化「浣溪沙」的詞牌名，是當代的美麗誤會。林嵐曾於2014年暑假在檳城聽到東南亞非正統南音的歌聲，熟悉感中連結了藝術家移民家族的背景，在三棟屋的開場表演裡，她將許敖山的作曲、李文生客語的哼唱沉吟，編整後形成似是疑非的曲調，是否為客家山歌的慢板還是南音，已不重要，而是成為開啟未來「思古」的種子。王榮祿是「身音」者，穿針引線的在空間中，引領了列祖列宗前來，然而那已非宗姓祠堂的家神，而是乘載著文化主體的當代精神，林嵐不斷的從自身出發，思考當代如何入主新靈魂。

林嵐因現地創作的需求，在過去建築格局是衛浴的位置，向居民暫借了一棵傘樹展出，然月前因村長無法繼續說服村民借出而遭收回，使得當前藝術家的難題是如何再找一棵服膺其創作理念下的樹前來「復種」。村民的轉變與堅持或許無須多加揣測，然如藝術家之言，在香港做文化和種田的辛苦相差不遠矣。

古蹟的居住功能，在文化資產保存為優先的前提下，被迫捨棄。然而建築擴大成具有包容性的空間概念，當「人」在此是流動的時候，可以長居久住的場所精神，如何「活化」？或者古蹟做為文化資產，活化的必要性為何？四位藝術家不約而同的思考藝術家的位置與意義，不斷的對話成為一種關鍵。很多時候並不是透過圖像來敘事，而是透過創作來傾聽，觀者的觀看並非僅僅是一種接受式的美學過程，而是被藝術家「拉攏」的，一同傾聽歷史發聲主體，才是歷史存在價值的所在。「人」才是文化的主體，更多的溝通難題也是藝術家需要面對的。香港的文化「復種」是辛苦的、新鮮的也是迫切的。

註　粵語，意指所有事情都一手包辦。

白盒子之外的藝術對話，對於重商主義產業結構下的香港而言，顯得難能可貴，香港藝術推廣辦事處於今年展開的「邂逅！老房子」計畫，選定三棟屋、羅屋民俗館、王屋村古屋、孫中山紀念館這四個空間，邀請當代藝術家林嵐、黃麗貞、林東鵬及石家豪分別帶領團隊進行展演。古蹟做為博物館或是史料館，對香港來說一直是行之有年的方法；然而，在與文化資產的對話中，當代藝術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硬頸」是客家語，原意有著冥頑不靈的貶意，在台灣「硬頸」一詞由貶轉褒，跨越族群，成為刻苦耐勞，堅毅的代名詞，客家文化原本就是香港歷史的一部分，如今如何被看見？

三棟屋座落於香港荃灣，大約於18世紀中葉，由陳氏家族在廣東的支系所建立，現為法定古蹟和博物館，也是香港圍村之一。羅屋民俗館，鄰近柴灣港鐵站，建於康熙年間，由於屋主為羅氏的客家人，故後人以羅屋稱之。王屋村古屋位在圓洲角西南端，由原籍廣東省興寧縣的王氏族人於清乾隆年間所建立，目前僅存的王屋村於1911年由王氏第19代祖先王清和興建，是圍村歷史長河中，碩果僅存的建物。孫中山紀念館，前身是何東胞弟何甘棠的住宅甘棠第，2002年，曾計畫拆卸改建，引起中西區區議會及居民強烈反對，之後由政府收購與修葺，做為孫中山博物館，並於2010年列為法定古蹟。

上述的歷史源流，僅僅是一個碑記式的歷史內容，是「鑑往」的文字紀錄，卻缺乏了「知來」的想望與動能。藝術家絕非歷史學家，也非建築考察者，一座沒有居住功能的古蹟，居留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