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許多公、私立藝術機構相繼擺脫場館限制,試圖將藝術帶入街區中,使民眾能夠更近距離地接近藝術作品。台灣近年大型街區藝術節的源起,可以回溯到2001年富邦藝術基金會所舉辦的「粉樂町台北東區當代藝術展」(以下簡稱「粉樂町」)。開展至今已經超過十年的「粉樂町」,帶起了無牆藝術館的風潮,也讓台北的東區街頭與商家,每年夏天都充滿著藝術氣息。而代表公營藝術機構走出美術館、進入街區的展覽,應首推台北當代藝術館(以下簡稱「當代館」)自2012年起的「街大歡囍-當代x社區藝術節」(以下簡稱「街大歡囍」)。今年已邁入第六屆的「街大歡囍」,除了將藝術家和作品帶進街區之外,更強調與在地居民的互動,使其具有些許社區營造的性質。「街大歡囍」的主要展場在捷運中山站及雙連站與周邊街區,更因藝術節的帶動而讓商家與本地文化氣息蓬勃發展。
此外,台北國際藝術村今年提出全新的「鏘條通-2017街區藝術祭」(以下簡稱「鏘條通」),聯合了走路草農/藝團策劃的「新條通樂園-2017街區藝術祭」,兩者試圖藉由與地方社群的合作,將藝術所具之自由特質散布於條通街區中。其他街區藝術節的嘗試,還有源自法國的夜間城市藝術祭「白晝之夜」(Nuit Blanche),今年亦在溫羅汀街區熱鬧地邁向第二屆;大直與內湖的藝術機構與畫廊業者,在「2017大內藝術節」中將三組作品設置於公園裡,亦是畫廊藝術作品進入社區或城市空間的實驗,今年夏天可說是街區藝術節大放光彩的季節。
「2017街大歡囍-當代x社區藝術節」藝術街區導覽。(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
藝術如何走入街區?
街區藝術節的藝術品設置展示多在店家、私人空間、甚至家屋等私領域等,但對於常民生活而言具有相當距離的藝術,如何進入到大眾平常生活的街區?以筆者親身參與的「街大歡囍」為例,當代館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將藝術帶入社區,館方策展人與台北市大同區光能里里長的合作是主要關鍵。在雙方協力合作下,地方居民每年在夏秋之際都能親身參與街區藝術展覽、表演與工作坊,六年以來不僅拉近了地方居民與藝術之間的距離,街區藝術展更帶動了許多未曾來過的人們進入這個街區,促進了中山、雙連與赤峰街區的文化、設計、藝術、創意等面向的發展。
前幾屆「街大歡囍」的成功,使得當代館近幾年來嘗試擴大街區藝術展的範圍,逐漸將周邊不同的街區納入展覽與活動範圍內。這個嘗試一方面減少對單一街區的過度注目與壓力,另一方面讓更多的街區民眾都能夠在生活之中參與街區藝術節的活動。無獨有偶,「粉樂町」近年來亦因富邦藝術基金會執行長與國立台灣大學的淵源,而將展覽擴展到校園內連續舉辦了三屆「台大粉樂町」。除了這兩個較具規模的街區展覽之外,愈來愈多公、私營機構也尋找出對街區藝術節的切入點,如作品散落在街區中的「鏘條通」和以「溼地venue」為主要場地的「新條通樂園」,兩者首度與在地商家和五木條通商圈發展協會合作,聯合呈現出第一次在條通街區所舉辦的街區藝術展覽。這些例子都顯示出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街區藝術節,逐漸被社會大眾接受與喜愛。
「街大歡囍」社區藝術節與歷史的互動
即使同在一個城市裡,每個街區的特色都不同,「粉樂町」座落於流行時尚商家林立的台北東區;而「街大歡囍」合作的赤峰街區,最為醒目的是汽車材料產業;「鏘條通」街區的日式文化街景與聲色場所是顯而易見的風貌。理想的街區藝術節工作模式,是由策展團隊作為中介的溝通協調角色,來媒合藝術家與店家以進行展覽策劃工作;「街大歡囍」一力做到了在藝術家進入街區之前,策展團隊已經先透過和地方人物的接觸而建立起對街區的基本理解。策展團隊對於街區若有初步掌握,便可對藝術家在初次進入街區作創作研究與調查時提供協助,使得街區藝術節的工作更為順暢有效率。
從中山、雙連與赤峰街區的例子來看,人稱「打鐵街」的赤峰街區風貌現狀,有著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背景。那是一個台灣開始進入中產階級社會的年代,經濟能力許可加上對美式生活的嚮往,提升了大眾的汽車擁有率,進一步帶動汽車修理、養護相關產業,這些材料業者集中在台北後火車站承德路一帶。1973年時因應承德路的拓寬,這些汽車材料產業聚集至赤峰街巷弄內,於是成為此街區最顯著的聚集產業。也因如此,幾屆以來的「街大歡囍」街區藝術展之中,都有許多藝術家以打鐵街與汽車材料產業為創作靈感來創作。例如今年的展覽之中,藝術家丁建中創作的《未知的輪廓》(Unknown of Outlines),就使用了馬達與齒輪皮帶作為創作媒材,試圖以作品與地方的歷史進行對話。另外,往年淡水線鐵路行經此處的在地記憶與街區質樸的人情味,亦是藝術家時常使用的創作題材。
張博洋的互動作品《迷茫帶光的晨霧》於建成公園西側停車場出入口處。(台北當代藝術館提供)
筆者在2013年首次參與「街大歡囍」時,提出探究地方記憶的計畫。首先進行為期數月的居民深度訪談與調查,記錄下他們的生活故事後,接著在書寫過程中將他們的生活故事加入大時代背景脈絡,並且挖掘出鮮為人知的日治時期街區故事,一併呈現在成果刊物《光能報》中。在研究地方歷史時,筆者發現此街區中的建成公園,原來早在日治時期時就已被設置為兒童公園,稱為「下奎府町兒童遊園地」。在後來的2015年「街大歡囍」,擅長描繪兒童情感的插畫藝術家小黃間,就以此為發想創作了大型壁面作品《孩子器公園》,後來在台北捷運中山站的線形公園R9出口旁壁面作常設性展示,這是街區歷史作為創作題材的一個例子。台灣因經歷過不同文化的政權統治,論及歷史縱深之時,僅赤峰街區的故事,就可以從世居台北盆地的凱達格蘭原住民(或者應稱為巴賽族),談到清代漢人農業開墾所留下來的地名雙連,再從日治時期的現代化鐵路建設,說到戰後台北的快速都市化與產業變遷。這些時代背景,都足以提供給藝術創作多元的文化刺激與想像。
「鏘條通」街區藝術祭與歷史的互動嘗試
今日市民大道以北,林森北路兩旁的條通街區,在成為街區之前是一片良田,甚至東側靠近今新生北路處還有稱為大竹圍埤的灌溉用埤塘。此區域約莫在日治時期的1914年後被規劃為街區,因規劃時正值大正天皇在位(1912-1926),而被命名為大正町。大正町除了縱向的主要道路之外,橫向的九條道路與巷道被暱稱為一條通至九條通,此一說法在日治時期便成為地方上的習慣用語。此街區初規劃時,多為日本官員居住的宿舍,駐台的美國大使館也曾經設立於此。到了戰後初期,這些宿舍被接收成為公家機關宿舍;1960年代原有住戶因故搬出後,五條通至九條通成為酒吧與聲色場所的聚集區域,接待來台灣的美國與日本客人,街區經過幾度喧嘩又幾經衰退,但產業樣貌基本上維持至今日。甚至因為街區的產業特性,1980年,全台灣第一家24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就在條通區開設。
今年的「鏘條通」,有多件展覽作品都試圖回應條通街區燈紅酒綠的特色,例如何景窗的詩作裝置《霓虹燈下寫詩》、塔斯納迪(Joseph Tasnadi)的《意外之慾》與閃星草的《閃星草女郎運動》。此外,更有直接與歷史對話的作品,如陳飛豪《台灣神社參道與中山北路四段一巷》,討論了日治時期與戰後的國民政府兩個不同民族的政權,如何形塑台灣特定的宗教文化或國族想像,經過時間的洗禮之後,最終成為當代台灣的文化混血狀態。展出此作品的「照島時計店」,現在是間日式居酒屋,座落在三條通與中山北路交叉路口。但在日治時期,同一棟建築物曾是日本人經營的時鐘店,店前的大道就是通往台灣神社的敕使街道,也就是日本皇太子裕仁(後來的昭和天皇)前往神社參拜時親自走過的道路。這間商店本身與道路意義都被重新置換後的當代狀態,正是陳飛豪透過作品想引領觀者進行思考的。
陳擎耀的作品《條條大路通東京》仿製電影《楢山節考》的海報。(台北國際藝術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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