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軍香江走過七年　專訪紅門創辦人Adriana Alvarez-Nichol

A　我雖然念的是經濟，可是一直都對藝術有濃烈的興趣。在倫敦從事投資銀行工作時，已和先生一起收藏藝術品。工作到一定的程度，經濟上的條件已不能夠滿足我，我希望尋求心靈上的富足。那時候多往亞洲地方出差，尤其是香港，覺得自己特別熟悉這個地方。同時，也深信藝術發展在亞洲的潛力，故賭上一把，毅然在這全新的領域開拓嶄新的事業。

A　在開業的初期，我們主要的客戶為駐港工作的外籍人士，也有好些在外國長大的香港人，畢竟他們較為開放且能夠接受挑戰，對新事物充滿好奇，較為容易接納非主流藝術派別，並抱有希望與眾不同的心態。7年過去了，我認為當中的第二年及第五年尤為關鍵，很多在香港的畫廊在第二年便倒下，大部分是因為過分樂觀的銷售估算和低估成本的支出。第五年則是決定畫廊能否持續發展下去，邁向第一個10年。我們有高達4成為舊有客戶，這對我們的發展有極其正面的影響，因為一個社群因此而建立。一個緊密聯繫互動的群體其實是由一開始便鋪排的，在客人踏進畫廊的那一刻，便受到熱情親切的招待，我們會陪伴在側作解說，提供專業的導覽，啟動交流對話。這待客之道成效尤其顯著，因為我們的首次客戶占了很大的百分比。

A　我們主要的客戶還是長駐香港，屬於中產的市場，當然我們也有個別的大藏家。近年來多參與國外的藝術博覽會，有印尼雅加達的Art Stage、Art Taipei、南韓、雪梨和菲律賓等，希望以香港為據點，向亞太地區延伸。事實上當建立了客戶群，較有知名度的藝術家便能嘗試網羅其中。當我們愈趨專業並成熟，所累積下來的知識和經驗，也剛巧碰上了在過去10年當代藝術市場發生的巨變。

A　我相信要是能成功把藝術的聯繫建立起來，哪怕是較小眾的拉美或西班牙藝術都能吸引藏家。我們通過塑造和諧舒適的環境，使訪客放鬆投入藝術的懷抱，營造備受尊重和賓至如歸的體驗；我們也會與其他藝術團體合作，以便發揮更強的影響力；最後藝術家本身的創作必然要和香港這一地構成聯繫。例如這次展覽的克魯茲-迭斯，其最具代表性的公共藝術作品自1980年以來在亞太地區享譽甚高，曾在澳洲、中國、日本、南韓及台灣等地展出。最近，最為人所讚嘆便是替知名時尚品牌Prada的店面設計外觀，包括香港廣東道的旗艦店。

A　我策展的傾向是當完成一個較具知名度的藝術家，下一個展覽便是向年輕新晉藝術家著手，這樣一直交替輪流。而在挑選藝術家為其作展覽的準則，我認為有兩點至為重要。第一就是藝術家是否受到藝術界廣泛的關注，例如雙年展的邀請和博物館的評論刊報，這實有賴一定程度的學術和藝術成就。畢竟作為商業畫廊，我們是需要向藏家負責任以回饋他們的支持。如今次展覽的克魯茲-迭斯，簡直是我們夢寐以求理想的合作夥伴。來自委內瑞拉法籍的他，被譽為1950年代歐普藝術（OP Art）及動態藝術運動（Kinetic Art Movement）的發起人之一，1965年曾參加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舉辦的頗受爭議、並且是當時最新的歐普藝術運動作品展覽，更於1970年代表委內瑞拉參加威尼斯雙年展。他於世界各地舉辦了共數百場展覽及回顧展，其作品被全球各地超過60間大型博物館所收藏，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亦被授予多個享譽頗高的獎項。第二點便是之前提到的和亞洲的聯繫，有些可能很概念性的，有的則較著重美學，但我認為這都不打緊，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

A　最早建於美洲的藝術學院是在約300年前的墨西哥，拉美藝術源遠流長，他們和歐美現代的藝術發展同樣多元，並互為彼此貢獻。可能是拉美藝術市場較諸歐美略為平靜，置身其中的藝術家也不太熱衷參與二級市場。另外，購藏人士也是長期持有，不跟風炒作。說實在的，短期的炒買獲利影響藝術家創作的完整和一致，因為這波動的市場必然衝擊著其思想價值。拉美藝術品的拍賣在亞洲很是稀罕，但在過去的10年裡，藏家意識到過往的忽略及其被低估的藝術價值。現在開始重新評估並發掘持續良久、充滿創作性的活力和動力。還有多邊的文化交流，像墨西哥就有很多來自南韓和日本藝術家的展覽。

A　這次的展覽之所以成事，全因為我們的一個客戶介紹我們認識藝術家呢！克魯茲-迭斯有一支親密的團隊為其安排打點一切，如他的兒子負責工作室的製作營運；女兒則看管基金會的運作，並專門和學術機構打交道；最後孫女專注管理亞洲的畫廊活動。可能是我們同為拉美裔，故一拍即合，但我更相信是我們的熱誠和專業，使他們對我們投下信心的一票。另外，可能由於我出身於投資銀行的緣故，我能為他們提供全面、理性及獨到的見解，客觀地剖析亞洲市場對其作品的需求，部署應有而適當的企畫。

A　香港畫廊協會於3年前成立，當時創始成員大概只有8間畫廊。協會旨在重塑畫廊在藝術市場的定位，確立畫廊能為藏家提供有別於拍賣公司和藝博會的購藏體驗。我帶領畫廊協會與拉丁美洲、亞洲及歐洲知名藝術商網絡建立廣泛合作，產生協同效應，畢竟團結起來比單打獨鬥更能爭取更多的權益。學術方面的話，我則負責安排在港的講者到外地出席研討會，同樣也會安排外國講者來港。

A　香港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在這兒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比哪兒都來得迅速及影響深遠。比如說在西方社會用上半個世紀才得以成型的當代藝術，中國可只用了20年便形成可觀的規模。去年是政治和經濟尤其動盪的一年，可是正因為如此才處處充滿生機。如之前所說，畫廊的經營是一場永不歇息的淘汰賽。許多經營不善的畫廊早於第一年便淘汰出局，這大多是因為他們低估營運上遇到的困難，可要記得，在香港基本的租金開支已經是棘手的問題。這危難最近則衍生出絕處逢生的機會，藝術商跳出固有的思想框框，想到公用的空間、開設期間限定的快閃店、成立文化社區共榮等。我認為只要有長遠的目標，輔以明確清晰的策略，這長久必定能提升展覽的質素，畢竟這裡是汰弱留強的地方。

A　我認為畫廊並沒有忽略本地的創作者，好的藝術終究還是會碰上藝術商的。我覺得本地藝術家的焦點是要集中在自身的創造力，老實說過多的外界鎂光燈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為這往往會忽視最重要的創作價值。只有把自己做好，建立起全面的履歷，自然會吸引藏家。可能毗鄰的中國新晉藝術家備受國際矚目，所以容易有被忽視之感。但中國大陸地大物博、人才輩出，香港本地藝術家無需感到壓力而與之作比較，反而更應專注在只有他們才能創作的本土藝術文化。例如被歷史遺忘、被政治淘汰的本土意識，為藝術家帶來澎湃洶湧的靈感，透過創作將之保留下來。

另外，我也認為不應只因是本地藝術家便必給予支援，不是為本土而必然本土的。再且要是只依賴畫廊來培養藝術家的成長，那實在是太吃力了！怎可依靠商業環境不計成本支持藝術家呢，他們需要學術機構、博物館等非營利組織提供空間的展出機會，從而豐富其創作歷史。這可是傳統而又具成效的做法，沒有公共政策的支持，勢孤力弱的商業畫廊可做到的畢竟有限。

A　畫廊在一手藝術市場會忙於與藝術家維繫關係以便委任作品，在二手市場則致力搜羅合乎其顧客群的藝術品，對象主要為亞洲及拉丁美洲的私人收藏家。最後，不要說世界各地的藝術博覽會，就算是本土地區性的藝術活動我們也常參與，例如由法國文化協會每逢5月舉行的「法國5月」，所以說經營畫廊根本就沒有閒下來的日子。

A　對於香港有新的藝術商業地標落成，並吸引更多於國際間舉足輕重的畫廊進駐，我十分興奮，從此也多了一個落腳處。畫廊集結一起形成個嶄新的社區地貌，這更吸引客人的到訪，因為交通時間的節省，只需一個下午便逛遍整棟大樓的畫廊。

紅門的3月大展，展出克魯茲-迭斯1959年開始創作，以大型網格結構作品而著名「Physichromie」系列，以及一件為現場特製的裝置作品，作品中的互動元素將挑戰觀賞者對色彩觀感的固有體驗。展覽捕捉克魯茲-迭斯逾60年來對色彩、線條和感知的探索，及其對新物料和科技的實驗。

他的作品被視作現場實驗，為添加、反映、誘導及削減色彩創造一個無限演變的情境，其作品對視覺產生的干擾具有雙重意圖。 一方面，作品從探索觀賞者對色彩的生理反應出發，將他們對藝術的觀賞經驗由被動轉化為主動；另一方面，作品鼓勵觀賞者去經歷色彩模稜兩可和持續的變化，正如色彩在自然中被經歷的那樣。如「Physichromie」系列作品看似描繪多個垂直線條的平面，這些線條呈現在一個個色彩對比顯明、並根據數學規則排列成的多個幾何平面。當觀賞者在作品前面移動時，這些顏色在觀賞者的視線中溶解，並從一個色度範圍迅速轉換到另一個，依據觀賞者個人視覺感知而產生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的色譜。這系列作品壯觀且輕妙的景象背後，是嚴格的科學研究和煞費苦心的創作手法，每個結構都是精心設計，用以營造出克魯茲-迭斯稱之為「光的陷阱」（Light Trap）的效果，即在不同的觀看角度，一系列色彩結構在空間平面中逐漸融合並相互轉化。可惜的是，藝術家已年屆93歲，此次未能親身訪港。

香港巴塞爾藝術展的活動來勢洶洶，任憑誰都不能夠抵擋，香港畫廊無一不把握這開展的良機。率先於3月18日開幕的是紅門（Puerta Roja），為藝術家卡洛斯．克魯茲-迭斯（Carlos Cruz-Diez）舉辦的「卡洛斯．克魯茲-迭斯：Mastering Colour」展覽。紅門創辦人Adriana Alvarez-Nichol，她是香港畫廊協會副主席及創辦會員之一，7年前於香港市場投入畫廊的創業，她，如何看待競爭激烈且蒸蒸日上的香港藝術市場？並且率領紅門，走過最具挑戰的第一個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