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故宮借展史談國寶背後的意識型態

台灣近來假新聞甚囂塵上，混淆民眾視聽，就連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也難以倖免。之前有名嘴無中生有，在自己的網路節目上捏造台北故宮要以館藏2,000件文物換日本100件文物等說法，後經特定立場的媒體推波助瀾，儼然有三人成虎之勢，迫使故宮不得不公開聲明，說明一切謠言均是子虛烏有。

胡亂編造的起因，在於故宮副院長李靜慧稱台北故宮在2020年東京奧運期間，會至東京、福島等地巡展。故宮文物到海外展覽行之有年，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到倫敦的海外展覽。在此之前，雖然因為戰亂、清室退位等因素，原本收藏在紫禁城的清宮收藏有部分散逸到歐洲、日本等地，但由官方規劃的海外展覽，仍是國際社會首次得以一窺清代宮廷收藏的重要機會。唯當年知識分子厲聲批評，甚至有輿論質疑，政府係假借展覽為名，盜運海外變賣文物。因而赴英展覽之前，還需先在上海預展，回國後再到南京展出，以昭公信。可見自故宮跨足海外伊始，這樣的陰影便在主事者身上揮之不去。

由於故宮在台灣的特殊背景，對待文物的態度，似乎一直是保存重於推廣，這也多少影響了台灣社會看待故宮文物的心態。很多人一輩子沒去過幾次故宮，卻對故宮的文物離開台灣出國展覽反應非常激烈。但實際上，不僅是故宮博物院1935年在英國的展覽，自1950年代開始，已經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有將故宮文物運赴美國展覽的計畫。此事被當時的中共當局得知後，大肆抨擊蔣介石勾結「美國帝國主義」變賣中國寶物的言論，美方也因為國際局勢的考量，推遲展覽計畫，一直到1961年才真正成行。但此次海外展覽剛好趕上戰後美國對中國美術史研究的熱潮，並開啟國際學者與台北故宮交流的契機，提升了故宮的研究品質，也建立起故宮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即使如今中國急起直追，但台北故宮的文物收藏在學界仍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然而，由於學術積累不易被大眾理解，故宮又因為其特殊的地位，每遇到出國展覽的情況，只要經由媒體渲染，似乎都免不了來自外界的「指教」。比如到了1996年，台北故宮再度到美國進行巡迴展覽，這次是因為選件中有相當珍貴的宋代畫作，而遭到民意機關與輿論的抨擊，還跑到故宮前舉牌抗議，當時的媒體稱為「國寶放洋事件」，故宮也只能在重新審議後，取消其中23件的限展作品出國。但弔詭的是，正是因為藉過去海外展覽所獲致的研究成果，才得以確立台北故宮許多文物的藝術價值。然而當時在民族大旗的政治正確下，故宮的一舉一動，仍然不得不承受許多折衝樽俎下的代價。

自上世紀1990年代中葉開始，台灣人開始接觸到海外借展，開啟日後的借展高峰期。台北故宮首開其風，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市立美術館、省立台灣美術館等隨後也加入借展行列，成為一時風尚。來自歐美日本，甚至中國各地博物館的展品，帶來自上古文明至現代藝術的多樣內容，使台灣人的眼界藉由這些機會大為開展。對台灣人來說，這樣的展覽模式應該已經成為博物館參觀經驗的主軸，對這類短期的借展應該相當理解。但每每碰上故宮文物，總會有一些持有特定立場的人，對借展發表激烈的言論，無論是針對展出的文物，還是針對背後的主政者，這似乎是故宮在其特殊的政治處境中，不得不承擔的必要之「惡」。如今台灣媒體假新聞充斥，而且有變本加厲的態勢，除卻批評以外，更有憑空臆造，一再考驗台灣人辨真識偽的能耐。

隨著大環境的變遷，台北故宮從過去帶有濃厚國族意識或文化正統象徵的海外展出，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轉變。當意識形態退位，我們便應該要回到藏品本身的藝術美感與歷史價值，在此前提之下，讓更多人認識到台北故宮的文物之美。比如之前與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展出的汝窯水仙盆特展，台北故宮的水仙盆與大阪所藏的水仙盆「合璧」，既有話題性，又彰顯了汝窯珍貴的藝術價值。台北故宮的文物，不僅僅是所謂中華文化的瑰寶，更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以這樣的心態看待故宮，才能讓我們有更為寬廣的視野，不再掉入某種意識形態的泥淖，被過去所訂出的框架自我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