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志書寫】在那個女性主義「騷動」的年代

回望1990年代初，胡淑雯認為《騷動》的出現或許是一種必然。

1982年，李元貞、顧燕翎等婦運前輩創辦「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年解嚴後，為了進一步開發社會資源、團結婦女力量，於該年10月立案為「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團體如主婦聯盟、晚晴協會、基層婦女後援會、勵馨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亦相繼成立，解嚴後，社會運動蜂擁勃發，台灣第二波女性運動亦就此開展。

《婦女新知》月刊自1982年創刊至1995年止皆維持月刊的形式，1996年6月，《騷動》脫胎自《婦女新知》月刊，共發行五期。編輯團隊仍為「婦女新知」的工作者，她們於發刊辭中強調此刊物不限於機關報的格局，企圖「進一步擴大和深化現今的台灣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時任主編的胡淑雯解釋，隨著婦運所處理的議題愈趨多元複雜，《婦女新知》月刊的內容愈來愈多，逐漸排擠了原本向捐款者及支持者報告工作內容的通訊功能，因此，她們決定將議題的部分集中在《騷動》，也讓這本約100頁的小冊子成為論述密度極高的文化刊物。

自1985至1995年，婦運關注的主要議題為：救援雛妓、爭取男女平等工作權、提倡兩性平等教育、主張政治改革、建立家內平權關係及倡議身體自主。在這些基礎上，《騷動》雖僅發刊五期，其內容卻濃縮了整個1990年代重要的婦運議題（及其內部爭論），包含：新男人論述、婦運是否該介入國族打造、同志的「現身」問題、反色情運動與性解放論述、婦運內部的階級差異等。胡淑雯回憶：「當時，性騷擾與性解放、婦運與女同志運動之間的關係，是兩個最受討論的主題。挨著這些問題便出現了國家女性主義與反國家女性主義兩群人馬，前者認為婦運應該介入打造國家政策的過程，另一派認為運動成果只會被收編。」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期《騷動》中，每回專題幾乎都有五篇文章以上的分析與論辯，寫作者們來回詰問，努力定焦問題，也留下重要的歷史紀錄。例如，「女人、國家與政黨」專題便橫跨三期，收錄了11篇文章，從台灣的國家處境談起，探討在「建國」的進程中，婦運的定位與方向，運動者是否應介入國家政策，甚至於與民進黨靠攏，皆是當時直言不諱的爭論重點。這批論戰凸顯了1990年代的婦女運動者面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也呈現了當時婦女工作在政黨中的邊緣位置。

有趣的是，無論是社會運動與政治的關係，性工作是否合法，或是性騷擾與性解放之間的界線，正反雙方的討論放在今天幾乎似曾相識，甚至造成一種歷史未曾前進的錯覺，面對這個特點，胡淑雯認為：「在那個社會力大爆發的時刻，重要而深刻的矛盾已經顯現，也因為其矛盾性，不可能一時半刻被解決，它像股深流會在不同的歷史機緣中顯現。」

如今讀來，《騷動》中呈現的論述力道依然深刻，許多文章的清晰程度甚而勝過當今臉書或各家媒體評論台上的速食文章。季刊的出版頻率讓寫作者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得以思考、修潤自己的觀點，文字尖銳直截，刀刀見骨。胡淑雯解釋當時的編輯過程：「針對每個題目，我都會跟作者談很久，討論書寫觀點與內容，那其實是個還滿高張力和積極的編輯過程。例如同一專題裡，A與B的角度會不會重疊，如何做調配等。」

為了梳理眼前的問題，胡淑雯與當時的工作夥伴花了許多時間討論，也盡量閱讀國內外女性主義書籍，她們經常窩在女書店的休憩空間，談個沒完。回憶的過程中，胡淑雯聊起一件小事，她一直記得，當時任婦女新知董事的尤美女某一天突然問她：「什麼是性解放？我需要補課。」「這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她那時年紀也不小了，但依舊處在一個會感到困惑，而且會與年輕人分享她的困惑的狀態。當時，我們每個人都處在非常渴望知道更多知識，而且我們知道了愈多就愈對原本所知道的東西沒有把握，愈敢承認自己無知。」

不過，做為撰述者之一，如今成為小說家的胡淑雯面對銳利的過去，有其自省與反身性：「那些文章的確有一種生猛和膽識，無論如何有它珍貴之處。但我逐漸覺得當時那種寫作風格有它的浮誇，可能處在一種認識五分說七分的狀態，有一種殘忍的自信心。以及一種淺薄，正是因為淺，不懂得自我懷疑，反身性比較低，花太多時間在反省別人。回過頭來看，我對自己過去的反省可能也與我逐漸發展出來的內向性有關，我現在比較傾向，價值與價值觀是拿來自訴的，訴諸自己，不是拿來訴求別人的。」

可惜的是，《騷動》發刊五期後，便因婦女新知內部的人事問題（亦即如今所指稱的新知家變）而告終，發行重心也再度回歸《婦女新知（通訊）》。雖然僅曇花一現，《騷動》卻留下了回顧婦運歷史時不可忽略的資料，曾經參與其中的作者群們如今仍活躍於學院、運動圈、文化圈、政治圈，滄海桑田，各自際遇亦值得玩味。

胡淑雯說：「《騷動》不是自成一格地養成它自己。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我們勢必會感受到思想與行動的豐饒，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慷慨，滔滔不絕地將自己的經驗與思考與人分享。能有那麼多討論都是在智性與時間上慷慨的過程，當時的土壤就是富饒到會開出這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