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三）」報導

在這次的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上，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惟捷、鄭州大學考古系講師田成方及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謝博霖，皆使用青銅器銘文和出土文獻等材料，以商周貴族為主要探究對象。廈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惟捷發表的「晚商異姓貴族淺談─以伊尹後人『黃多子』為例」，以中國文化記憶中賢良的伊尹論起。關於伊尹的記錄，早在《詩經．商頌．長發》便出現：「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文中「阿衡」為古代職官名，在商湯時由大臣伊尹執掌，遂成商人對伊尹的稱呼；而在出土文獻「清華簡」也可見伊尹的相關內容。到了戰國時期，伊尹形象在後世傳頌下轉變，如有「庖人」的說法。不光是形象轉變的議題，針對卜辭中「伊尹」及「黃尹」兩種稱呼是否為同一人的疑惑，張惟捷亦提出解釋，他認為兩種稱呼分別是不同的貞人集團（商代職司占卜及契刻的文化群體）的寫法，但實為同詞。在前述討論的基礎下，張惟捷談到晚商為異性貴族的伊尹後人「黃多子」之發展，藉由銘文討論他們在殷商滅亡後的存續情況。

1990年湖北鄖縣肖家河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一批青銅器中，有件銅簋的器蓋及內壁刻有19字，其中提及到一國（今考據申國），這段文字意外成為研究南申國的關鍵。鄭州大學考古系講師田成方發表的「從有銘銅器看楚國的異姓宗族」結合文獻，並且使用提及申氏的〈叔姜簋〉及〈州卉簋〉之銘文作為分析文本，期望對春秋楚國異性宗族有進一步認識。申國為商周時期的姜姓望國之一，在陝西北部立國時稱「西申」，而後周朝為了鞏固江漢地區的勢力，申國改封至南陽盆地，稱「南申」。田成方指出學者徐少華分析洛陽東周王城遺址出土的〈申伯彥多壺〉和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編鐘〉銘文的資料，判斷春秋楚文王未將忠於周朝的申國消滅，僅是降格為附庸。在此歷史背景之下，田成方討論楚國時期的申氏貴族發展，認為他們當時已成楚國大夫之一員，在國家的政治重心游離。〈叔姜簋〉及〈州卉簋〉兩件青銅器的出土，證實了申氏貴族融入楚文化當中。

學者李峰在《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書中，藉由解讀西周金文的內容，拼湊出西周政體在冊命、選拔及升遷等官僚系統上的運作形式，他認為西周中期便具有官僚化特色，官員會在擔任短期副手後，晉身為正職。謝博霖延續李峰的研究取徑，發表「西周金文所見貴族仕途」，提出部分貴族的仕途不符合李峰的假設，進一步討論西周政府在各時期的人事情形。謝博霖將彙整出的例子，歸納成「從副手升遷為相關的正職」、「轉任其它主管職位」及「增加其它職務」三類，舉例討論的對象有〈免簋〉、〈免簠〉、〈免尊〉、〈免卣〉和〈免盤〉提的「免」；〈元年師兌簋〉、〈三年師兌簋〉記下的「師兌」等貴族。總結來看，謝博霖認為即便西周貴族多由副職轉升正職，但卻少見因軍功而升遷的例子。其次，他強調即便貴族有晉升機會，不見得在中央政府掌權，也有位居副職位置的可能。

青銅器考古挖掘的成果豐碩，器物銘文是一個值得切入研究的角度之外，器物類型及銘文鑄勒位置同樣為研究者帶來新啟發。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黃庭頎，提到學者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觀察西周銘文時，發覺銘文常常位於不易看見的地方，並援引已故中研院院士暨歷史學者石璋如的看法：「認識銘文的位置，是研究銅器銘文的首要工作。」她所發表的「鑄勒功名─從春秋銘文的鑄勒位置論青銅器鑄造心態之改變」，試圖討論青銅器如何被觀看、春秋銘文位置改變的脈絡及歷史意義。檢視春秋時期的青銅器，當時大量繼承西周以來的器類，不過，銘文位置轉換的現象，主要出現在部分器類上。以〈毛公鼎〉為例，黃庭頎說明西周銘文即便冗長，仍堅持傳統，盡可能地鑄勒在器內壁；直到春秋時期，青銅鼎甫出現把銘文鑄勒在外部的情況，如〈黃君孟鼎〉的銘文是在器頸外壁。銘文鑄於器表的作法影響至戰國，並在當時盛行。和青銅鼎的情形相似，從西周器類繼承而來的鼎、鬲、簋、豆等，也有銘文位置轉移的現象。西周晚期新興的器類方面，以食飪器及酒器為主，出現銘文位置轉換的現象。黃庭頎以春秋時期的青銅器歸納分析，認為銘文從器內壁改至器表鑄勒，就觀看來說更容易被察覺，因而在兩周之際，觀看方式及觀者應發生了變革。她推測轉變原因，表示青銅器到了春秋時期，從原本供後世子孫保藏的用途，器主開始希望透過器物紋飾宣揚自身功績，故銘文位置改到觀者易見的位置，或許正是反映鑄造心態的改變。

會場不只聚焦研究近年來考古挖掘的出土文物，另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北京保利專家從海外市場中發現的〈燹（一作遂）公盨〉。〈燹公盨〉目前收藏在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由於銘文的字體特殊，內容打破以往西周青銅器銘文的寫作慣例，卻隻字未提器物的鑄造緣由和儀式用途，因此帶給學界諸多揣測，也為青銅器研究帶來新的挑戰。英國愛丁堡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顧永光（Joern Peter Grundmann）藉由對照《詩》、《書》及諸多青銅器銘文內容，進行文本分析。他在發表「〈遂公盨〉銘文所表達的天下觀念」時，點出在周代的宗法制度之下，具有血緣關係的人們被聯結起來，形成穩定社會結構的同時，如何擴大將不同血緣的群體組織在一起，形成更具有規模的國家，這是個值得深入追究的疑問。顧永光討論「德」、「民」及「天下」的概念，以〈班簋〉、〈大盂鼎〉、〈史牆盤〉等青銅器的銘文進行比較分析。他認為「德」是王對民的一種責任，並且將王和其他家族聯結在一起，至於「民」在古代文獻及金文裡都可視為一種共同體的稱呼。綜合前二者，思考「天下」該如何詮釋時，顧永光認為概念趨近一種社會共同體，並且當時逐漸形成泛血緣文化的思維。回歸至〈燹公盨〉的銘文內容來看，便是這類天下觀的呈現。而〈燹公盨〉銘文也和存世的古代文獻相應合，除了開頭講述的大禹治水傳說和《周禮》內容相呼應，中間提到「天下」和「民」的互動關係時，也讓人聯想到出土的「清華簡」內容。

「《考工記》『金之六齊』的新解釋」不同於純粹的文本分析，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內田純子透過青銅器的化學分析研究，對《周禮．考工記》中提到的「金之六齊」作出新的詮釋。「金之六齊」，是指稱《周禮．考工記》寫到的「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鑑隧之齊。」在現代科技的協助之下，研究者透過非破壞分析法（Ｘ線CT、X線回折或拉曼分光、螢光X線分析）及破壞分析法（青銅的溶液化分析、原子吸光分析法、ICP法以及用電子顯微鏡觀察），針對現存青銅器的成分作分析。青銅器樣本主要來自殷墟出土物，分別是五個不同的階段時期，採樣包含容器、樂器、兵器、工具、裝飾具及車馬器。依據分析結果來看，研究者試圖回應文獻分析中無法解決的兩個疑惑：其一，由於古文中尚未造出「銅」一字，因此今日學者無法斷言文中的「金」是銅，或者是青銅合金？其二，「金之六齊」的比例是指重量（質量）比，或者有其他可能？內田純子指出，目前含錫量最高的青銅器來自印度Kerala州，為含錫量32.6 wt.％的青銅鏡，而器物超出33 wt.％含錫量則無法鑄造成功。因此，內田純子代入文獻記載的「金之六齊」比例，和實際數據相比，並排除含錫量過高無法鑄造的限制，認為文獻中的「金」應是指銅，而文獻中的比例不是指重量（質量）比，應是容積比。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作為學術交流的平台，這次以「丕顯商周」為題，討論的時間範疇從商到春秋，並讓發表學者自行調配發表及觀眾提問的時間。除了發表者提供的豐富資訊，台下學者也就金石學解釋、風格分析及出土的地域分布等角度切入，提供發表者新的思考面向，為史學研究帶來更多開放討論及交流的可能性。

陳芳妹〈商周青銅容器的課題與研究方法〉，《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集》4冊，台北：台灣大學，1992。

羅泰〈西周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許雅惠〈近二十多年西周青銅禮器與金文研究之課題與檢討〉，《新史學》2013年9月。

7月13日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的「丕顯商周─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十三）」，邀請六名新銳學者前來發表近年的研究方向，期望藉由不同研究取徑的交流，促進青銅器及中國上古史研究發展。

已故資深考古學者暨中研院院士張光直在1982年出版的個人著作《中國青銅時代》寫到：「青銅時代的考古則將我們對中國歷史的了解造成了基本性的改變。」自1928年的安陽殷墟發掘以來，至今青銅器研究已逾八十載。除了商周青銅器動物紋樣的圖像學研究、結合實物及文獻資料的禮器制度探究，另外在傳統金石學的基礎下，青銅器上金文的辨讀，也是研究學者們多年來持續進行的重要工作。借助青銅器的金文內容，不僅1996至2000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編排上古年代及曆譜的研究已有成果，透過金文內容討論政治、制度及社會等領域的研究也備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