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 收藏史與館藏特色

當芝加哥世界博覽會正如火如荼地舉行時，年僅6歲的小布倫岱奇也跟著母親從底特律遷居至此。這場宣揚各國文明成就的博覽盛會，可以想像勢必在他的心中產生深刻影響，讓其日後對於異國事物充滿高度興趣。由於自幼被父親遺棄，生長於單親家庭的布倫岱奇，從小就培養出堅強毅力與獨立個性，並讓他很早在運動方面就嶄露頭角。儘管缺乏學校支持和專業訓練，布倫岱奇還是憑藉著自我要求和辛勤苦練，相繼於1914、1916和1918年，多次拿下美國田徑全能比賽的冠軍頭銜，成為新聞媒體的風雲人物。同一時間，他也成立自己的建築公司，逐步擴大營業規模而累積財富。1920年代初期，布倫岱奇成為美國業餘田徑協會（Amateur Athletic Union）的會長，且在1929年擔任該美國的奧委會主委，任職長達數十年之久。從1952至1972年間，他更升任為國際奧委會主席，而縱橫全球體壇。

1936年布倫岱奇前往歐洲欲處理柏林冬季奧運事宜時，曾途經英國並參觀皇家美術學院所舉辦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這場號稱有史以來在海外規模最盛大的中國藝術展，不僅影響西方世界對於中華文物的認識，更塑造布倫岱奇日後的收藏方針。在該次特展的展場裡，除了中國政府運來的大批清宮舊藏，還另外陳列超過千件來自英美歐陸等地藏家機構的極品收藏，聲勢浩大，前所未見。連續蒞臨參觀三天的布倫岱奇，心中深受展品感動，遂開始以徵集中國文物為起點，進而擴展至亞洲區域的佳作名品。後來英倫展覽中約有60件的文物，最終都歸於布倫岱奇所有。1939年布倫岱奇與夫人伊莉莎白前往日本，亦對於當地的精美文化藝術事物讚嘆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布倫岱奇從中協調，希望日本能夠重回奧運競技場，最終更讓東京順利承辦1964年的奧運。為了答謝布倫岱奇的大力幫忙，日本政府甚至取消部分文化財的出口限制，而使他能夠把作品帶出境外。

步上收藏之路的布倫岱奇，其亞洲藏品數量與品質、規模愈顯出眾，無論是他位於芝加哥的住所或是聖塔芭芭拉的別墅，裡頭都充斥著東方各國的古董藝品。據傳他的藏品擺設從書桌、櫥櫃一直蔓延到床底之下。甚至連浴缸裡都放滿著日本根付（netsuke）。一件現為舊金山亞藝博鎮館之寶的中國〈青銅犀牛尊〉，亦曾被存放在他的某個鞋盒之中。後來他開始收集印度與東南亞的大型雕塑，此舉讓原本狹隘的儲藏空間更是雪上加霜。因此，為這些藏品尋找一個適當的保存處所與陳設場地，便是布倫岱奇收藏活動的下一個目標。即便那時他已是芝加哥藝術博物館（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委員之一，當地的亞洲收藏也頗具知名，但該館卻無法滿足藏家布倫岱奇所提出須另建新館的需求，而不得不放棄。於是他便決定把眼光投向其他城市，舊金山便是其中的選擇之一。

促成這批頂級亞洲藝術收藏落腳於美國西岸灣區的背後重要推手，莫過於就是舊金山的亞洲藝術協會（Society for Asian Art）。該組織成立於1958年，成員皆是熱心公益且愛好藝文的名流人士。他們為了迎接這些重要藏品，不但極力說服布倫岱奇本人，更在市區發起宣傳支持活動，期待讓舊金山藉由此舉成為亞洲文化和美國社會的聯繫橋樑。1959年布倫岱奇終於簽下同意書，讓其第一批約4500件的藏品有個圓滿歸宿。稍後協會再接再厲籌措款項，於原本的迪昂紀念博物館（de Young Memorial Museum）側翼，建立新館以便陳列其收藏，並於1966年始以「亞洲藝術與文化中心（Center for Asian Art and Culture）」之名對外開放。基於他的陳設要求，全館少見說明指標和地圖表格，目的就是要讓觀者能夠專心欣賞展品，而不受到其他外界的干擾與阻礙。在1969年當布倫岱奇完成第二次約3200件的捐贈後，該機構便獨立運作，且於1973年改名為今日的「亞洲藝術博物館」。

從1970年代開始，由於亞洲藝術博物館館內常設展無法澈底執行、藏品數量逐漸增多，以及教育活動空間有限等問題，都讓遷移和擴建的討論不時浮出檯面。尤其在1989年的洛馬普列塔（Loma Prieta）地震之後，館舍建築主體更是出現安全疑慮，於是遷館一事便成定局。後來舊金山市政府決議將市政中心對面的公共圖書館選為新館址，且為了籌措營運經費，不僅公家單位發行專屬公債，館方基金會的重要人士如強森．博加特（Johnson S. Bogart）、茱蒂斯．威爾伯（Judith F. Wilbur）和梅拉．莫雷（Mayra B. Morey）亦出面向各界募款。其中尤其是一位來自矽谷的美籍韓裔企業家李仲文（Chong-Moon Lee），他以1500萬美元的鉅額捐款而備受注目。而且館方還委任曾將法國舊火車站改為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的知名義大利女性建築師蓋．奧倫蒂（Gae Aulenti，1927〜2012）來主導重建設計。最終在2003年時，帶著嶄新面貌的亞洲藝術博物館，再度熱烈地開門迎接四方觀眾。

布倫岱奇於1975年以88歲高齡去世，儘管他留給亞洲藝術博物館其畢生豐足收藏，但館方營運方面仍是處於初步階段，而有待專業人士給予加強協助。因此時任館長的勒內─伊馮．勒費弗爾．達京賽（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é，1928〜1997）和副館長克拉倫斯．山克洛（Clarence Shangraw，1935〜2004）便擔當起這項重責大任，辛勞地處理藝博館的日常維持與深根拓展。除此之外，這兩人也是首次把超級大展（blockbuster exhibition）引入該館展示的重要推手。例如197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發現展（The Exhibition of Archaeological Find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便吸引超過80萬人次的群眾前來欣賞；而1983年的「上海博物館珍寶：中國藝術六千年（Treasures from the Shanghai Museum：6000 Years of Chinese Art）」更是中國上博、美國亞藝博雙方第一次的合作。後來達京賽於1985年退休，山克洛也在1992年卸職，期間皆為館方聲譽締造出耀眼成績。

從1986〜1994年裡擔任館長的蘭德．卡斯迪亞（Rand Castile），則專注於館內的常設展覽與教育計劃。為了要讓更多民眾理解館藏內容，其任內增加了兩倍的藏品陳設數量，並籌畫數檔主題常設展，譬如印度象神和東亞漆器等。尤其在1980年代間，在卡斯迪亞的督導下，館方出版了介紹韓國書法和日本漆藝製作的影片，不但得到觀眾的熱烈迴響，更榮獲數項出版業界獎項，讓博物館的知名度大增。之後繼任館長的佐野惠美子（Emily Sano），為了負責館舍搬遷與擴增計畫，更是不遺餘力地為此四處奔走而籌措經費。對內她也加強館方的展覽、教育、公關、行銷、業務和出版等部門，要求做到盡善盡美。後來館方職員人數從1993年的49位，擴增至2003年的170位，便可知道佐野惠美子對於拓展藝博館事業的雄心壯志。

2008年接下館長職務的是來自上海的許傑，他是第一位在歐美海外博物館界獲得如此要職的華裔人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許傑，曾在上海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和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等機構工作，從業經歷完整且成績非凡。作為首屈一指博物館的館方領導人，許傑致力於增進全球觀眾對於亞洲藝術和文化的瞭解與欣賞，強調發揮藝博館作為文化交流、軟性外交的平臺作用。在學術研究方面，許傑專長於中國藝術，尤其以商周青銅和先秦考古為主。此外他更積極參與各界的社會團體，包括美籍華裔菁英社團──百人會，亦擔任美國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董事和國際博物館協會美國分會董事等。2015年為表揚其卓越貢獻，許傑更被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是首位入選的亞裔美國博物館館長。

現今館方的收藏文物以中國藝術占最大宗，共約有7000餘件，整體來看仍屬布倫岱奇的舊藏最為精彩。例如館方所珍藏的〈獸紋玉琮〉，原是出自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良渚文化遺物。琮是一種外方內圓的筒形玉器，作為古代用來祭祀天地神祇的禮器。該物的四個角落刻有獸形紋，造型簡練，線條清晰。另一件被視為鎮館之寶的前述商代〈青銅犀牛尊〉，無論在身軀外觀或面容表現上，都呈現純樸稚拙但生動自然的樣貌。該器於清朝道光年間出土於山東壽張，器底更有鑄記27字的史料銘文，說明商王征伐人方時，曾將海貝賞賜給一位名叫「艅」的臣子之重要事蹟。據傳布倫岱奇是從紐約古董商戴福保（即戴潤齋，1910〜1992）手中購得此物，售價約為2萬美元。當時這筆金額可購買數輛的凱迪拉克轎車，可謂價值不菲，實屬珍稀。

而館藏舉世無雙的另一珍寶，則是一尊刻有紀年「建武四年（338）」銘文的五胡十六國〈鎏金銅佛像〉。這是目前已知傳世中國紀年造像中，時代最早的一件作品，相當於十六國後趙時期。該佛像長目杏眼，鼻樑低寬，且頭頂肉髻高隆突出，髮絲紋路清晰可見，呈現出中國化的五官面容特徵。但其身上所披掛的通肩式袈裟，在胸腹間以左右對稱的方式，層層出現U形排列狀，表明仍存有印度犍陀羅風格的影響，屬於邁向中土造像發展的過渡階段。而一件宋代定窯的〈白瓷蓮葉嬰兒枕〉，其造型活潑可愛，且作工精細，相當受到觀眾的讚譽喜愛。該瓷枕以孩童手頂蓮葉為主體，具有祈求多子多孫的吉祥寓意。尤其人物刻畫細膩，線條流暢圓融，展示出中國瓷匠藝師的大膽創意與精湛技藝。

活躍於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的知名畫家吳彬，其巨型掛軸作品〈江深草閣〉，是館藏中國書畫裡的絕佳名品之一。該幅繪畫高度超過3公尺，堂堂大作氣勢撼人。所描繪的山水風景，則是呈現奇譎幻怪的獨特風格，以致後人常以「狀奇怪」與「非人間」之詞語，來讚賞吳彬畫中的奇趣美學。此作原本保存狀況不佳，畫面多處破損不堪。後來館方與修復專家伊弗姆．荷西（Ephraim Jose）合作，重新裝裱畫作而讓它再次回到新館展場當中。另一件明代織品〈皇室女眷朝掛〉，則具有明確的萬曆朝紀年日期，實屬罕見情況。該朝掛的上部繡有左右對稱的卍字與壽字，證明此件衣物應是為了祝壽慶典而製作完成。中間部分則出現攀沿而上的五爪金龍，其與背景的五彩祥雲和底部的各類章紋，皆指向此為宮廷貴族的冕服衣飾。

完成於18世紀乾隆朝的〈獅面空行母〉立像，是由乾漆與寶石製成。作為西藏佛教中眾多的除障本尊之一，獅面空行母對於去除邪術十分靈驗，也對治一切時難、兵禍、瘟疫、天災、水旱與饑荒等。該尊造像面為獅子相，三目怒睜、頭髮飛揚且張口露牙捲舌，呈現威猛狀。另其右足踡，左足微弓，代表著樂空不二的特殊舞姿。據說在末法年代，若皈依這位化現兇猛的本尊修行，會急速獲得見效與力量。另一件彩繪唐卡作品，則是〈宗喀巴示現聖文殊像〉。宗喀巴（1357〜1419）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創始人，被藏族人視為是智慧第一文殊菩薩的化身。畫面中的文殊聖像通體紅色，右手握寶劍以斬斷無明煩惱，左手持經書以彰顯般若空性。右下方的僧侶乃是宗喀巴的弟子克主杰（Khedrub Jey），其正捧著金色曼荼羅來供奉上師。初步估算，藝博館所典藏的喜馬拉雅地區宗教物件約有600餘件。

除了中國藝術與藏傳文物的豐富館藏，該館日、韓兩國的收藏也不容忽視。其中日本藝術有5300多件藏品，而韓國方面則約有825件。來自日本奈良興福寺的一對立像──〈帝釋天〉與〈梵天〉，便是屬於日本國寶級的珍品。這對奈良時代（710〜794）的神祇造像，是使用「脫胎夾紵乾漆」的工法所作，其製作過程需要高度技巧方能完成。1906年該對立像由興福寺售出，後於1960年代進入布倫岱奇收藏。其實這些文物原本屬於國立文化財而被禁止出境，但日本政府為了答謝布倫岱奇在國際奧委會上對於日本的協助支持，遂破例讓其帶回美國。另一只16世紀的韓國〈高麗青瓷壺〉，外觀工巧出眾，釉色晶瑩透亮，是該品類中的精絕器物。尤其在李仲文提供給藝博館100萬美元的指定用途捐款後，該館的韓國藝術收藏與展覽活動遂突飛猛進。

據之前統計，該館的東南亞藏品有1955件、南亞文物有1865件以及西亞作品約560件，其中現存不少精品。例如屬於柬埔寨吳哥王朝（802〜1431）中期的〈濕婆和帕爾瓦蒂〉雕像，透露出溫和面容與感性氛圍，傳遞著親近動人的神祇魅力。其平滑柔美的肌膚體現，對照著精細服飾與華麗珠寶更顯得自然，大方出眾。另一尊來自印度東北方約10〜11世紀的〈佛陀伏魔像〉，則展現早期佛陀形像的數項特徵。例如頂成肉髻、眉間白毫和面容圓滿等殊勝法相，皆為後世工匠所遵循恭造。而西亞的薩非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透過現存館藏的一件《可蘭經》作品，證明其優秀的抄本圖繪傳統。這些頁面充滿著繁複華麗的花卉植物紋樣，並配合著連續的幾何圖案。文中用白色顏料書寫的經文，筆畫流暢注重結構，加上豔麗的金泥、青藍與鮮紅色調，共同演繹出獨特的伊斯蘭的藝術形式。

最後，除了以布倫岱奇的古代藝術為館藏重點，從前任館長佐野惠美子開始，館方亦開始將觸角伸向當代領域。例如劉國松、李華弌、徐冰、劉小東、楊泳樑、八子鳳堂（Yako Hodo）、金益寧（Kim Yik-yung）、曼努埃爾．奧坎波（Manuel Ocampo）與艾哈邁德．馬特（Ahmed Mater）等人的作品都曾被館方收藏，媒材包括油畫、水墨、裝置藝術、工藝、陶瓷等多種形式。誠如館長許傑所表示，該館是以全球視野來關注亞洲文化，不論古代藝術或當代創作，都是館方重視的領域與深究的議題。如何發掘亞洲各個地區文化的特殊性，並融會古今貫通東西，即為藝博館當前的中心要旨。就像館方的識別標誌「A」一樣，其代表著數學上的「全部╱所有（for All）」之義，說明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是全球觀眾所共同擁有的珍貴資產。

融合古典造形和現代概念的設計元素，在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San Francisco）的學院派建築裡，共收藏約1萬8000件的亞洲文物，時間橫跨超過6000年歷史，可說是致力宣揚亞洲璀璨文化的第一級文博機構。從小件玉器到大型雕塑，還有青銅、繪畫、陶瓷、家具、織品和各類工藝品等，該館以其廣博的亞洲藝術藏品，透過深入淺出的展覽、研究和教育等方式，將日漸崛起於國際舞台上的亞洲各國傳統，傳遞介紹給西方觀眾認識。正如同舊金山的知名地標──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該館冀望能以自身存在而跨越區域藩籬與邊界隔閡，用物質文明、藝術精品和學術討論聯繫起亞洲國度和西方世界，進而能夠彼此學習相互交流，推動創新思潮與社會理念，塑造出一個全球多元化的藝文景觀。

19世紀中期以來開始發展的舊金山地區，就像太平洋對岸的上海一般，轉眼間即從鄉下漁村變成繁榮港口。尤其當時在淘金熱潮崛起後，更是吸引不少華人前來開採，讓這原本充滿墨西哥風味的城市，開始出現一絲亞洲氣息。1893年為了慶祝哥倫布發現美洲400週年，芝加哥盛大舉行世界博覽會以茲紀念，其影響所及遍布美國境內。當時舊金山的出版巨擘迪昂（M. H. de Young，1849〜1925）即隨之仿效，於1894年在金門公園（Golden Gate Park）內舉行加州國際博覽會，並強調要以亞洲文物為展覽主題。會中所建立起來的日本茶園（Japanese Tea Garden），便成為現今美國公園裡最早的日式造景。之後為了紀念這次展會，迪昂等人決定新建一座博物館，並於1895年3月對外開放。儘管日後經歷數次變遷，該館百科全書式的東西方古董藝品，仍受到民眾的歡迎愛戴。直到1959年，當艾弗里．布倫岱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的個人收藏進入館方時，當前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典藏雛形才得以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