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髹飾錄》概述與流傳簡史

《髹飾錄》一書誕生的明代中晚期，在匠役制度解放、經濟蓬勃發展與消費市場空前繁華等因素的推波助瀾下，各式奪目的工藝相互競技，並出現一群以技藝成名的行家，《髹飾錄》的作者黃成亦是其一。黃成與揚明，分別來自徽州與嘉興地區，皆是當時中國繁華的經濟市場區，同時也是明代重要的漆器產地，黃成本身即以製作剔紅器聞名，高濂（1573～1620）於萬曆年間出版的《遵生八箋》曾道：「穆宗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可比園廠，花果人物之妙，刀法圓滑清朗。奈何庸匠網利，效法頗多，悉皆低下，不堪入眼。較之往日，一盒三千文價，今亦無矣，何能得佳？」又清吳騫《尖陽叢筆》也曾記載：「元時攻漆器者有張成、楊茂二家，擅名一時。明隆慶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一合三千文。」當時的三千文據學者考訂是一位長工一年多的薪水。而從元至明，嘉興髹漆人才輩出，揚明亦可能是此道中人。

作為工藝名家的黃成，《髹飾錄》很可能總結了自己和承自前代的髹漆經驗，因此揚明稱讚黃成「精明古今髹法」。全書原文含註雖僅一萬餘字，但內容詳盡、言簡意賅，涉及製作原料、設備工具、工藝流程、漆器品項、加飾方法、以及工藝製作的良莠標準與禁忌等議題，不少內容是中文史料中唯一的記載。此書共分有「乾」、「坤」兩集，每集之卷首黃成會以百餘字概括該集要旨。「乾」集分兩章，主要講述髹漆製作的原理，包含原料工具與漆工容易犯的錯誤。「坤」集則分門別類16章來介紹漆器，包含各種髹漆裝飾技法、基本製作、修補及仿古。 「乾」、「坤」兩集的分類，也許受到了《周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的啟示，觀看全文每一條目之內容，都與自然相關，「乾」集善以天地日月風雨雷電等自然之象，作髹漆工具或調漆色彩等的比附，「坤」集漆器之質紋無不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作者的寫作邏輯，或許可以說是深受中國傳統宇宙觀之啟示，強調自然和諧，表現陰陽五行，萬物對立卻又消長、轉化、相生的特質，因此人同為自然一環，故人之治物，莫不取法於天地造化。

《髹飾錄》這本現存古代唯一髹漆工藝專著，於中國似乎很早便失傳了，揚明所生活的天啟年後的三四百年間，不論是文人筆記或地方史料皆不見當時記載，今日得以見到的孤本是藏於日本的手鈔本。當年，書籍以什麼樣貌（是刻本還是鈔本？）、在什麼時間、因何種原因遠渡？目前已無法得知。但根據此鈔本上的收藏印記，大致可以復原其流傳的部分經過。年代最早的是「蒹葭堂藏書印」，證明其曾為木村孔恭（1736～1802）所藏，年代相當於中國乾、嘉年間。木村孔恭字世肅，是江戶中期著名的文人與藏書家，蒹葭則是他的堂號，因此世稱此一鈔本為「蒹葭堂本」。而後文化元年（推斷自「文化甲子」印），由德川幕府所設的儒教大學「昌平?學問所」所購得；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接收了幕府所設大學與將軍私人的藏書，故此本便隨之收編於東京的公立圖書館「淺草文庫」，之後又輾轉收入「帝室博物館」，之後別稱「帝室本」，因此此一珍貴的鈔本現在便藏於前身是帝室博物館的東京國立博物館。

據日本學者大村西崖（1868～1927）所言，日本除了帝室博物館外的幾家藏本，雖輾轉抄寫或有不同，但皆出於「蒹葭堂本」。而「蒹葭堂本」上除了日人閱讀漢文所用之返點記號，又有壽碌堂主人為《髹飾錄》所作之漢文箋證，主要依內文條目引用相關之古籍，可謂博引群經、燦然滿紙。關於壽碌堂主人的生平，至今仍難以考證，據大村氏的推測，他可能是昌平?學問所的一位學者。此外，據索予明之觀察，壽碌堂主人之註中有「一本至作」或「一本作而」等用語，推測可能當時亦可見別本；又鈔本與箋註之筆跡多半相同，但有兩條箋註筆跡似為他人；但不論如何，皆不減損其重要價值。

黃成著錄用語極為精簡，尤其「乾」集多以幾字短語帶過，形式似傳統技藝傳承時所使用之歌訣。因此揚明的註解，對後人的解讀黃成之語提供了相當大的助益；而壽碌堂主人的箋注，則提供了大量相關的典故與歷史資訊。儘管如此，要了解《髹飾錄》仍需富有深厚的國學底子，與對髹漆技藝的知識才能了解，離理解、共賞仍有一段距離，因此對多數人而言，「解說本」便變得極為重要。另一方面，在資訊不若今日開放流通的時代裡，原文獻的取得並不容易，而早年東亞學者間無私的學術交流，則是促成今日能夠輕易分享知識成果的原因。

近代在《髹飾錄》鈔本入藏博物館後，最早發表相關研究的是日本明治、大正時期（1868～1926）的美術史家──今泉雄作，明治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間（1899～1903）於《國華》雜誌113～152期發表對文本記錄內容的研究與箋解。

而於民國初年，朱啟鈐（1871～1964）在校勘《營造法式》之暇，請闞鐸（1875～1934）蒐集古今漆書。此時的中文學界對《髹飾錄》幾乎是陌生的，而闞鐸適讀大村西崖的《支那美術史》，欣見書中引用了一些《髹飾錄》的內容。幾經輾轉，朱啟鈐透過書信連繫上大村西崖，並取得手鈔副本，大村氏原函言「異日得見尊刊印本，何快如之」。隨以此副鈔本編校刻版，由闞鐸輯校壽碌堂主人的箋注於書末，於民國十六年（1927）以木刻刻版印了200部，對應「蒹葭堂本」，世稱「朱氏丁卯本」，半數贈友、半數回送日本。時逢戰亂之際，木刻版不幸被炸毀，後雖又於大連縮印，但仍多流入日本。1928年，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重新石印了「朱氏丁卯本」，另加標點，輾轉入韓；而日本漆藝名家六角紫水（1867～1950）的重要著作《東洋漆工史》，附錄了《髹飾錄》的日文翻譯（譯者為芹?閑），底本也正是朱氏丁卯刻本。其中，六角紫水依其豐富的髹漆經驗，提供了一些職人觀點的注釋。

同時，受朱啟鈐之託付，王世襄（1914～2009）依朱氏丁卯本《髹飾錄》作解說工作，初稿始自1949年的冬天，藉由文物分析、歷史文獻研究與請教髹漆匠人，前後編寫歷經30年，於1958年自刻油印初稿本《髹飾錄解說》，其後較為通行的是文物出版社於1983年的增訂本，或1998年11月的修訂再版本，並將漆藝家何豪亮給與之意見錄於其後。但1958年的油印本，曾有少部分寄贈其他博物館。經中、西研究員互換研究資料或翻譯，王世襄的《髹飾錄解說》成為早期西方學者引用文獻的重要來源，如大維德（Percival David）、甘納爾（Harry Garner）、柯律格（Craig Clunas）等學者都曾廣泛引用王世襄解說本的內容。

另一方面，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索予明（1920～），是繼王世襄之後以中文解說者，當時因博物館漆器工藝研究之需要，經李霖燦引介，由日本東京文化財材料室川上涇的協助，取得《髹飾錄》「蒹葭堂本」之複印本；由於是從原鈔本複印的，相較於複鈔本再刻，自然貼近原本，因而索予明言「得一此冊，不啻已識廬山真面目，大快生平」。此複印本全文先是登於1972年《故宮圖書季刊》，之後經與具實務經驗的漆藝家范和鈞合作，兩年後索予明也完成出版《髹飾錄解說》。而曾於台灣留學的韓國學者金鍾太（1937～）在其所著《漆器工藝論》中，不僅以韓文簡介《髹飾錄》與基本流傳與研究史，亦附蒹葭堂本全文。

由於「朱氏丁卯本」為轉鈔再刻本，與蒹葭堂原鈔本有較多出入，因此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索予明寄贈了蒹葭堂原鈔本影本予以同好及王世襄。幾年後，王世襄將兩個版本編輯合印，連同索予明的編後記於2004年一同出版，以紀念朱啟鈐。

長北（本名張燕，1944～）在大學教職退休之際，開始著手進行《髹飾錄圖說》的撰寫，這是繼王世襄與索予明之後，再次為《髹飾錄》作解說者。他青年時由於母親被劃為右派，曾失學進入漆工廠做學徒，因此本身不僅具備髹漆的知識與技藝，亦受益於索予明、沈福文與王世襄等諸位前輩的學術資料累積；也在這些前輩的鼓勵下，參佐上述諸版本，進行各說差異的整理、校訂與補說，並加入更多的圖版與技術說明，並於2007年出版。而2014年出版的《髹飾錄與東亞漆藝》可說是前作的加強版，新增豐富的田野調查經驗與更細緻的資料整理，並納入東亞各地的漆藝，提供讀者更大的視野。

《髹飾錄》（鈔本作「?」，同「髹」字），是古代中國一部關於漆器工藝的專門著作。書成於晚明隆慶年間（1567～1672），由新安（今徽州）一位髹漆名家黃成（黃平沙）所著；約半世紀後的天啟年間（1621～1627），又經嘉興西塘的揚明逐條加註而成。「髹飾」一詞，最早見於《周禮》，鄭玄注「髹，為赤多黑少之色」。後亦常做動詞，如顏師古注《漢書》「殿上髹漆」，言「以漆漆物為髹」。「飾」則有紋飾、裝飾之意。

中國歷史上對於漆器製作的專著，雖可上追五代朱遵度（925～1007）所編著的《漆經》，惜原文早已佚失，僅留書名錄於《宋史．藝文志》，今人無法窺其全貌。文人筆記或多或少存有漆器工藝技術的記錄，如元人陶宗儀（1329～1410？）《輟耕錄》中的「髹漆」條，描述了製漆方法與工序；或品評漆器的記述如明曹昭《格古要論》（成書於明洪武二十年，1386）一書中的「古漆器論」，強調以漆色、漆質、刀工及堅實與否作為評斷漆器好壞的標準。但這些記錄在規模與完整度上，自然難及髹漆的專門著作。因此，《髹飾錄》不僅是現存中文文獻中最早、也是唯一傳世講述漆工技藝的專書，對於了解中國古代、甚至東亞漆器的製作工序、技法，乃至對於今日博物館為漆藝品項之定名與分類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