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勇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工作，與博物館結下不解之緣，並熱切投身於中國博物館事業。他的研究興趣從器物研究和文化遺產研究，擴展到博物館理論和實務研究。理論與實踐結合使他能夠深入、全面審視中國博物館存在的問題，並形成個人思考。本次專訪段勇表達對服務半生的博物館事業的熱愛，以及為探尋中國博物館可持續發展做出的努力。
中國歷史博物館時期
在觸摸文物中愛上器物研究
「我於1985年考入四川大學歷史系，學的是歷史學專業。本科畢業後，1989年進入中國歷史博物館（2003年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陳列部，從事專業技術工作，正好趕上歷史博物館在館長俞偉超帶領下對『中國通史陳列』進行全面修改，即把過去圖解教科書式的展陳模式，改為以文物來反映中華文明歷史的新模式。如當時提出『充分利用歷史文物直觀、形象的特點，減少文摘、書照、圖表、文字及美術作品，發揮博物館語言的優勢』、『挖掘館藏文物，加強徵集，補充、更新一部分文物，改變文物展品長期不變的局面』。我作為工作人員，得以親眼看到、甚至親手觸摸過去在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司母戊鼎〉、〈四羊方尊〉、〈虢季子伯盤〉等中華祖先的神聖遺物，這是非常難得的神奇體驗，讓我感到很幸福。這跟我之後在碩士、博士階段學習考古，並將青銅器作為學位論文研究對象有很大關係。」
中國國家文物局時期
獲取碩博學位、完成美國考察
「1991年我進入中國國家文物局。當年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文化系統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要從文化系統每個領域各抽調一個人，組成材料寫作組。我經組織推薦，代表文物博物館系統被抽調參與材料寫作組，前後工作了半年。這項工作結束後，我被國家文物局留下，一開始在人事處從事幹部考核和職稱改革工作，後來在科技教育處從事幹部教育培訓工作。在國家文物局雖然不能直接接觸文物，但有機會經常看各種展覽，瞭解整個行業的新動向。」
「在中國國家文物局工作期間，我考取碩士研究生並取得碩士學位；兩年後考取博士研究生並取得博士學位，碩、博士均就讀於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專業為考古學與博物館學。碩士是以在職身分全脫產讀的；博士有些特殊，在單位和學校支援下，人未離職，但我考的是國家計畫內招收的博士生，三年讀完，不屬於在職博士生。單位儘量給我提供方便，但我仍屬於全職工作人員，只能主要利用業餘時間學習，比較辛苦。我尤其要感謝我的碩博導師李伯謙，他為了遷就我的時間，特地將專業課放在晚上講。我讀碩博期間參加過考古實習，但並沒有從事太多考古實踐，主要做器物學方面的研究：碩士論文研究龍紋，博士論文將其擴展到獸面紋、夔龍紋和鳳鳥紋三大紋飾體系。我研究青銅器紋飾，一方面是因為以前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期間的經歷；另一方面青銅器及其紋飾，用李澤厚的話說有『獰厲之美』，非常神奇。而且我總覺得紋飾一定有特殊的含義，如果說青銅器銘文是解開青銅時代的鑰匙，那麼青銅器紋飾就是青銅時代的密碼。」
「2002年我很幸運入選參加中國國家文物局與美國梅隆基金會合作開展的『中國博物館高級管理人員赴美研修專案』，這一專案的組織很精心，使真正想研究博物館的人能夠有很大的收穫。我用半年的時間，考察了美國各類代表性博物館，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為代表，研究它們如何運作，重點挖掘博物館『後臺』的內容。在考察過程中，我感受到當時中國與美國博物館存在的差距，比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志願者有幾百人，一年做一、兩千場活動，博物館已成為大眾學習、休閒的重要場所，並且社會人士對博物館捐錢、捐物，這些對於當時中國的博物館是難以想像的，也促使我更加努力學習美國博物館的先進經驗。我白天實地考察，晚上整理資料，回國後報告基本成型，一兩個月就完成了《當代美國博物館》的文字內容，之後配上圖片，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書中對美國博物館的管理階層、組織結構、運作機制、業務流程以及社會環境等方面，都做了比較系統的介紹，並深入分析，整體內容和架構較為完整，給當時正處在大發展前期的中國博物館同行提供了有用的參考；但由於時間倉促，不少內容沒有充分展開，本來可以再豐富一些的。」
北京故宮博物院時期
從外展做起，研究傳統博物館
「2003年我被調入故宮博物院，開始在院辦公室做秘書工作；後來擔任外事處處長，負責對外交流與合作，主要策劃推動了故宮博物院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世界四大博物館的交流合作，希望形成某種『五大博物館』機制。另外，故宮博物院的外展是由外事處牽頭，會同相關業務部門如書畫部、器物部等，以及文物管理部一起；外事處負責外展的聯絡、談判與協調工作。我擔任外事處處長期間，參與最重要的涉外展覽是2005年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的『盛世華章展』，從2005年11月展至2006年4月。該展是配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英國而舉辦的，由英國方面主動提出，因為英國女王的王夫菲力浦親王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的贊助人，該學院在70年前，曾經舉辦過來自中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展覽，即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期間中國官方派去的首個大型高等級文物展，在西方國家產生了很大反響和後續影響。至於『盛世華章展』展品有故宮藏康、雍、乾三朝的收藏，包括書畫、玉器、青銅器、瓷器等400多件文物，向觀眾展示三位皇帝在不同場合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這次展覽的談判時間短、過程艱苦，但效果很好。策展人是英方，由他們設計展覽大綱並挑選展品。開幕式上胡錦濤主席同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為文物展剪綵，之後一起參觀展覽。胡錦濤主席以主人身分為英國女王講解，女王在參觀過程中對其中文物珍品豐富的藝術及文化內涵表示讚嘆。胡錦濤主席回國後曾說：『一個好的文物展覽的作用能超過一個優秀的外交官。』」
中國國寶海外首展在英倫
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在倫敦的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百靈頓堂（Burlington House）舉行。該展覽由英方發起，中國政府響應，運送了近1000件國寶級文物到英國，其中700件來自故宮博物院，此外還有流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中國文物，共計送展3080件，展品包括青銅器、瓷器、玉器、漆器、景泰藍、織繡以及書畫作品。
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官方把最頂級的國寶送到海外展覽。在此之前西方對中國藝術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外銷瓷。該展使西方社會和學術界第一次看到量多質精的中國國寶級文物，引起了西方社會和學術界對中國藝術廣泛的關注和探討。
「2007年我擔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主要分管展覽部、宣教部、文保科技部和法律處、審計室。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奧運會，我作為負責人督辦了三大項目：一是建立新的陶瓷館，這是故宮首次在重要展館中使用藝術燈光，讓展出的精美陶瓷文物煥發了新的光彩；二是修訂公眾場所和展廳的中英文標識，以更好地適應故宮觀眾國際化的需求；三是新建和改造殘疾人使用設施，在奧運會之後的殘奧會期間發揮了很大作用，受到好評。北京2008年奧運會期間來華參加開幕式和訪問的國外元首和政府首腦很多，但是故宮沒有為此清過一次場、閉過一次館，全都是小範圍移動式警戒，警戒圈之外普通觀眾是可以參觀的，『擾民』程度最輕，許多觀眾看到有外國政要一起參觀也很高興，我認為這種方式對各方面都很好。我還與故宮宣教部一起策劃組織了故宮歷史上的首次觀眾調查，對故宮觀眾結構有了比較詳實的資料。前不久在中央台播出的《我在故宮修文物》大受歡迎，工匠精神引起廣泛關注；我在分管文保科技部時也曾策劃拍攝《故宮絕活》，著眼於傳統文保修復技藝本身，重點從搶救非物質文化遺產、留存教學資料片的角度拍攝，但形式過於保守，不像《我在故宮修文物》拍得那麼美、那麼有趣。」
段勇談及本書的研究起源：「乾隆皇帝設三希堂，珍藏三件他所珍愛的法書作品，除了書法，乾隆皇帝最喜歡的繪畫是什麼？帶著這個問題我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了乾隆珍愛的四美與三友」。段勇對這本書很看重：「我一直喜歡繪畫，繪畫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我研究它也和研究青銅器紋飾有關，繪畫和紋飾都是圖案。這本書主要從文化史角度來研究，凝聚了我對相關繪畫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乾隆最愛的繪畫—「四美三友」
《乾隆四美與三友》講述了乾隆收藏的「四美」——〈女史箴圖〉、〈蜀川勝概圖〉、〈瀟湘臥遊圖〉、〈九歌圖〉和「三友」——〈梅花合卷〉、〈君子林圖〉、〈十八公圖〉，七件作品的創作過程、歷代題跋、流傳經過，以及對當年乾隆皇帝用來收藏畫作的「四美具」與「三友軒」進行研究。這七件作品作為一個整體涵蓋了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三科，在四美具和三友軒建築物於1926年被一場神祕的大火燒毀後，其歷史淵源被忽略了，段勇將這兩個被遺忘的繪畫群體重新提出，對文物、歷史和宮廷文化領域都具有重要意義。
段勇談及本書的研究起源：「乾隆皇帝設三希堂，珍藏三件他所珍愛的法書作品，除了書法，乾隆皇帝最喜歡的繪畫是什麼？帶著這個問題我查閱了大量資料，發現了乾隆珍愛的四美與三友」。段勇對這本書很看重：「我一直喜歡繪畫，繪畫的文化內涵非常豐富，我研究它也和研究青銅器紋飾有關，繪畫和紋飾都是圖像。這本書主要從文化史角度來研究，凝聚了我對相關繪畫的研究心得和成果。」
博物館司司長時期
統籌中國博物館、關注新型博物館
「2010年我調任中國國家文物局博物館與社會文物司（科技司）司長。博物館司主要負責全國博物館的宏觀管理和業務指導，兼管社會文物和科技保護。兩個常規重點工作是舉辦每年的『5.18國際博物館日』中國主會場活動，和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評選。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的工作經歷，對此工作很有幫助。」
「2010至2017年擔任了七年博物館司司長，我感覺很幸運，因為這七年正處於中國博物館發展最好的時期。中國博物館自2008年免費開放之後，在經費投入、業務拓展、社會影響方面有很大提升，舉辦了各種展覽、社教活動、研討會等，也是國際化速度最快的時候。這七年間我公開發表的文章比較少，參與講座和研討會比較多。學術上的突破是不再局限於研究像故宮之類的傳統博物館，而是主要關注民辦博物館和新型態博物館。前者是我一直關注的對象，也一直是當代中國博物館發展的熱點；後者是當時國家文物局主要領導希望拓展的領域，比如生態博物館、工業遺產博物館等，我現在的興趣仍在這方面，因為這是博物館發展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趨勢與方向。雖然生態博物館現在處於低潮，但它的理念是對的，強調整體保護、原生保護、活態保護和自我保護，相信生態博物館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一定能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並為中國城鄉社會的持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大學博物館的發展
發揮學術優勢、運用獨特資源
「2017年我因工作需要和個人意願調到上海大學工作，在負責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建設的同時，更多地思考大學博物館的發展問題。中外最早的公共博物館都孕育於大學，比如英國的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和中國的同文館博物館，因此大學博物館其實是博物館大家庭中的『長女』（『長女』比『長子』更能反映大學博物館的特點和性質）。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長女』後天發育不良，比如中國的大學博物館，因為不屬於大學的『標配』而未能享受到教育事業大發展的紅利，又由於大多不是獨立法人、沒納入博物館主管部門的正式名錄，而難以享受到政策和經費的支持，從而在中國當代博物館大發展的潮流中處於相對落寞的境地。我認為大學博物館的正確出路在於揚長避短，發揮自身學術研究優勢，運用自身的獨特資源和環境，舉辦一些前沿實驗性的、探索小眾型的、跨界反常規的展覽和研討會等活動，確立自己在博物館行業超脫和引領的地位。」
【提問時間】博物館發展的一些思考與探索
Q：您認為中國博物館是否應該公開藏品圖片版權以及適當開放藏品供學者研究？
A：中國一般強調要保護博物館藏品圖像的知識產權，不希望濫用博物館的藏品圖片，但是歐美一些國家，如荷蘭、英國、美國等，已經提出博物館的文物屬於社會公有，要資料公開、資源共享，甚至一些私人博物館也將藏品圖片在網上發布共享。中國這方面也在慢慢改變，比如故宮博物院等國家級和省級博物館的官網上都可以看到很多藏品圖片。
以高校師生為代表的研究者申請提看博物館藏品在國外已經形成行規，比較常態化了，一方面不會因申請看庫房藏品的人過於集中而給博物館造成太大壓力，另一方面博物館一般也樂於接待，兩者形成了良性互動。中國還沒有形成這種慣例，博物館因擔心文物安全通常不願接受高校師生的申請，因申請者的數量可能比較大，會給博物館造成額外壓力，形成惡性循環。但在這方面應該做些探索，行規是要慢慢形成的。
Q：請問中國博物館學研究的現況？
A：博物館學研究不僅涵蓋對博物館收藏、展陳、社教等業務領域的研究，而且包括博物館基礎理論方面的研究。美國博物館的研究人員Curator主要是從事本館的藏品業務研究，一般不研究博物館理論，博物館學理論研究主要似在高校。中國博物館系統有博物館理論研究，研究者主要是一些館長和教育部的工作人員。另外，中國高校對博物館專業建設很重視，並且高校博物館專業的師生群體一直是中國開展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重要力量。我覺得相比於博物館內的研究人員，學校師生研究博物館學的優勢是能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看待問題，但在結合實踐方面可能會有點不足。
Q：中國的博物館在社會教育和公共服務方面成就顯著，您對其之後的發展有什麼意見？
A：當今中國博物館在社會教育和公共服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也非常國際化。社教活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如親子教育和主題教育等。這些活動深受大眾喜愛，如上海博物館的講座、活動一公布，名額都基本「秒光」。然而這一領域還存在一些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博物館的服務對象尚不均衡：為大眾和小眾服務的平衡問題；拓展對農村和邊遠地區服務問題；加強為殘疾人服務問題；重視為老年人服務問題，如故宮博物院改為網上售票，可能會有老年人不知道怎麼操作。此外，現在博物館的社教與社會上其他教育機構有些合流，又因其比較專業，並且不收費或者少收費而更加吸引人。需要注意的是，藏品是博物館存在與發展的基礎，博物館的社會教育項目還是要依託於藏品，否則將來與社會上的教育機構處於同一平臺時，自身的特點和競爭優勢就反倒沒有了。
Q：藏品、展覽陳列和社會教育對博物館宗旨的實現有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中國博物館目前對社教特別重視的現象？
A：這應該是一個階段性的問題。博物館的發展似乎經歷著這樣一種循環：從內在的藏品研究過渡到外在的陳列、展覽，再進一步過渡到面向社會的公共教育。國際博物館協會1946年創立後初期主要致力於博物館藏品的收藏和保存，發布的第一個專業文件就是關於博物館藏品徵集倫理的。20年後關注主題變為展覽，歐美博物館探討用自然光好還是藝術燈光好，用全封閉的展廳好還是開放式的展廳好。又過20年其關注點就變成了社會教育，甚至把教育視為博物館最主要的職能。當前國際博物館界的關注點似乎又轉回到藏品領域了，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深圳舉辦的國際博物館高級別論壇的主題就是藏品徵集和保管。中國博物館的發展也是這樣，只不過每個階段比西方略晚而已，現處於重視社會教育階段。教育活動過去是附屬於陳列展覽的，現在很多社會教育活動，特別是面向少兒的活動，常常脫離陳列展覽而獨立存在，許多家長帶孩子到博物館就是專門參加活動，不看展覽，這對博物館來說利弊皆有。
Q：請您談談對博物館實行理事會制度的看法。
A：中國2002年加入WTO之後，經濟迅速發展，國家實力增強，國有博物館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財政撥款。對於博物館工作人員來說，他們不用自己籌集經費，可以將精力放在業務上，但考慮到博物館的可持續發展，我認為應推行理事會制度。從2003年起我多次倡議在中國民辦博物館領域引進美國博物館的理事會制度。2015年前後國家推行事業單位改革，博物館理事會制度被提上議事日程，我當時很興奮，覺得是中國博物館事業借鑑國際成功經驗、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的重要機遇，積極參與推動。可惜由於人事、財政等方面的頂層設計不完善，配套措施沒有跟上，雖然後來全國也有不少博物館號稱建立了理事會制度，但實際上沒有一家達到國務院設定的「決策和監督機構」標準，均停留在顧問、諮詢機構層面，這是很可惜的。也許還是應該先從民辦博物館開始推廣完善，再到行業博物館，最後覆蓋國有公共博物館。
Q：您如何看待中國沒有館藏而建博物館的現象？
A：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博物館免費開放後得到國家撥款，不用自己操心運營經費，並且建設博物館能體現政績，因此出現博物館建設熱潮。一些博物館確實是先建館再找藏品，違反了博物館建設的一般規律。另一個方面，雖然這些博物館建得有些超前，但將來也還可以充分利用，發揮博物館作用，比如中華世紀壇藝術館，雖無藏品，卻成功舉辦了一系列深受大眾歡迎的展覽。對於這種現階段沒有藏品的博物館，可以通過募捐等途徑積累藏品，從策展辦展和做社教活動做起，例如舉辦圖片展和親子教育活動等，增加其社會影響力、傳播文化，儘量實現博物館的職能。
Q：您對中國博物館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建議和期望？
A：中國要實現從博物館大國到博物館強國的轉變，就需要解決上述問題；博物館的服務對象要更加均衡，不要只考慮年輕人和小孩的需求，也要照顧到老年人、殘疾人和偏遠地區民眾的需求；不要只關注大博物館，應該建設更多各具特色的中小型的博物館；博物館要融入民眾生活，吸引更多的人走進博物館，讓參觀博物館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編按：本文轉載自《典藏．讀天下》2018年5月號，頁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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