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反叛精神！法國六八學運後的藝術

在法國大選前競選時期的關鍵時刻，巴黎的紅屋基金會（Maison Rouge）舉辦一個名為「法國精神―1968-1989的反文化」的展覽，串聯1968五月學運後20年間，直到1989柏林圍牆倒塌的法國文化藝術。

在法國，探討法國精神其實是件敏感的事。在歐洲極右派漸漸興起，以「法國」優先為命題容易淪為極右派言論的國族和民粹主義中。因此用民族認同感來定義法國精神不太可能，也正因為這樣，這個展覽以攻擊傳統文化的後六八反叛精神做為主軸，的確是巧妙的切入點。如同兩位策展人之一德桑菊（Guillaume Désanges）所說：「當法國文化自我批評時，最能顯現法國精神。」從另一方面來說，做為法國大革命的發源地，砍了國王的頭，而成為至今少數沒有皇族在位的歐洲國家，反叛與革命卻也可以說是法國精神的傳統根源。

伴隨著展覽另一個值得遺憾的消息，是紅屋宣布在2018年關閉，因為董事長德高柏（Antoine de Golbert）年事已高，也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撐紅屋在他身後的獨立運作。2003年開幕的紅屋，是巴黎重要的私立展覽空間，尤其它很快找出獨樹一格的方向，以幾大主軸：品味獨到私人收藏家的藝術藏品，還有被邊緣化的文化藝術領域，如質樸藝術家、印刷品，或是較少在法國展現的城市藝壇，例如曾經以約翰尼斯堡、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城市為展覽主題。因此這一檔展覽也成為閉幕前的倒數，巴黎即將少了這個活躍的展覽空間，令許多人扼腕。

我們可以說這檔展覽有著百科式的豐富性，展出內容包括60位藝術家，超過700件作品與文件：包括報紙、海報、宣傳單張、影片、教育手冊，從各方面完整的呈現這個時代的精神。也可以說是一場以回溯歷史為主的文化展覽，而藝術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種策展主軸的確在藝術界並不常見，就如另一位策展人匹洪（François Piron）所說，「法國的藝術史是去政治的，牽連社會背景的藝術被視為骯髒不純粹的，處理這方面議題的藝術存在，但卻被邊緣化。」不過也因為命題的龐大，策展人強調，不論是作品或重大社會事件，都是他們是主觀的選擇。

對許多來看展的法國人，展覽內容都是曾經經歷過的事件、看過的報章漫畫，聽過的音樂，非常有熟悉感。包括近來因恐怖攻擊而知名國際的《查理週刊》前身《Hara-Kiri》，從一開始就以嘲諷、政治不正確的封面吸引注意。其他提到的重大事件，例如大量社會住宅興建與郊區的形成：這些容納在城市工作的中低工作階級通勤住宿的地方，沒有生活品質可言而且貧窮，產生的階級歧視造成郊區青年、工人與警察的衝突，以及對公權力的挑戰。又或是後六八的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許多觀念甚至比今日的法國更加無所禁忌。這些年輕、自由反叛的左翼精神影響一整個世代，以諷刺、批評的方式，攻擊主流的、保守和貴族文化；並從非主流文化的各種形式，如諷刺報紙、漫畫、流行音樂開始蔓延，漸漸也滲透到藝術創作中。即使許多反文化和次文化的作者故意不走上純藝術的路，因為這些創作形式更加適合反叛的精神。

不過展覽中仍有幾位目前仍十分活躍的法國重要藝術家。例如在2009年曾代表法國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克勞德．勒微克（Claude Lévêque），特別為這次展覽創作的裝置作品《年輕世代的殘忍童話1987-2017》，向八○年代當紅的龐克樂團「黑色貝如葉」（Bérurier noir）致敬。如同他擅長的手法，取材來自流行文化，作品形式卻十分純粹：在龐克音樂喧鬧下，觀者走入兩片鐵網形成的走道，鐵網後宛如一場狂歡派對後的現場，紙花和鞭炮碎屑、變裝用的服裝、面具、帽子還有酒瓶散落一地。樂音仍在，派對卻已散場，帶著多少懷舊憂傷氣氛地，好似觀眾已錯過最精采的時刻，只能望殘骸興嘆。

另外也有中生代女性藝術家安奈特．梅莎傑（Annette Messager）兩件在七○年代的作品。慣常以玩偶、毛線、書寫文字和照片做裝置的梅莎傑，作品經常表現女性的細膩，卻也利用這些具有女性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刻板印象的材料，做為關於當今女性境遇的探討和批判。第一件1972年的「男女和女男們」，由黑白的男女合照組成，不僅負片效果把黑白倒置，她也幫女人加上鬍子、男人加上睫毛，將性別角色也互換了。把性徵錯置，似乎也象徵著這時代傳統性別角色和社會責任的漸漸模糊，走向平等之路的新註解。而另一件1973年的「靠近」，拍攝男性路人的褲襠，並逐張放大呈現一種逼近的效果。這件作品也反映出六八後的性解放，將性與性欲，做為一件自然而普通的事開誠布公的談論。

而同性戀藝術家伴侶皮耶和吉勒（Pierre et Gilles）的作品，則以在「同性戀先鋒革命運動」中非常活躍的變性女歌手馬麗．弗朗斯（Marie France）做為對象，一張把她的肖像放在法國國旗前，宛如個正面的、國家化的象徵，但卻有一隻眼俏皮地眨著，不嚴肅態度透露蹊蹺；另一張則把她戴上手銬放入煉獄的熊熊烈火中，態度卻高傲宛如受難的聖徒；兩張對比充分展現了這位歌手具有爭議性的政治活動，也鮮明的表現皮耶和吉勒一貫以來近乎印度寶萊塢式的華麗風格：在輸出照片上經過精細的手繪改造，取材流行、同性戀文化，卻也使用宗教聖像的形式，使他們的作品達到褻瀆的挑釁效果。

在2005年過世的藝術家米榭．鳩尼亞克（Michel Journiac）呈現兩件很令人注目的大型作品。一件在法國國旗上放上一具枯骨，並寫著標題「向無名婊子致敬」，這件作品質直接令人想到放在巴黎凱旋門底下的無名戰士塚，是為國家犧牲英勇士兵的象徵，但這裡鳩尼亞克在國旗上寫髒話的挑釁行為，破壞國族身分，最直接的挑戰國家崇高的形象。而他1979年的作品《斷頭的陷阱》，正在法國討論是否要廢除死刑的時期完成，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斷頭台，結合像是遊戲般一步步前進的地上方格，既戲謔又諷刺的呈現死刑的殘酷。

雖說反叛也是藝術進程中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在六八學運後開放的精神下，這些藝術家大膽的批判固有的性別、階級、權力，用挑戰、挑釁方式激發觀者對各種社會現象的思考，即使在40年後看來仍然十分前衛，足以見證當時特殊的歷史氛圍。此外，除了提到的這幾個藝術家，展覽中的多數作品屬於不常在藝術場合見到的創作者，卻也顯示當時的地下文化至今仍然非主流，即使創作的豐富多元性不難顯見。因此這個展覽也有了它的重要意義：為這些地下文化做個總結。因為，他們反叛的精神，的確對今日的法國面貌有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使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能有抒發的管道和被尊重的權利，使法國人也能在自我批判中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