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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為有,以輕為重 黃立慧「時間的女兒」

以無為有,以輕為重 黃立慧「時間的女兒」

摸著關係界限為鋼索惶惶前行 對面的人,是黃英武,1939年出生,現年78歲,1960年代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下,與…
摸著關係界限為鋼索惶惶前行
對面的人,是黃英武,1939年出生,現年78歲,1960年代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下,與宜蘭舊識自發籌組「大眾幸福黨」(註1),在戒嚴時期因「預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2年,入監服刑八年。這邊,是黃立慧,1979年出生,現年38歲,是黃英武的女兒,所謂白色恐怖政治犯第二代,誕生在社會主義政治理想不可實現的戒嚴時期,成長在本土化白熱年代,海外歸國在三一八後天然獨當道時。
與父親相距40歲。就台灣短短的歷史來說,這40年也是台灣政治版圖變動急遽的時代。英武晚婚,出獄後才與同為政治犯家屬的月桃成婚,因此不同於一般政治受害者第二代「父親的被缺席」,立慧雙親從她出生迄今俱在,國小才知道父親曾是政治犯的身分。外界政治局勢丕變,父親的政治理想是封存在家內及社群內的價值。帶有白色恐怖受害者象徵之父,在某個層面上,宛如是黃立慧孩童時先驗的自我,如展覽座談會上的描述—在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之前,就需自我表態尋求認同;選擇喜歡之前,先學判斷對錯—麥當勞、聖誕節,不對;蔣經國死去哭泣、搖小國旗,不對;貧窮問題、美帝問題、階級問題,Bingo!
社會主義國際的世界觀在家內養成,成到孩子外出上學才發現,跟同儕兜不上,與台灣政經趨勢不同,社會主義國際曾在台灣被消聲,旋後成為逝去的烏托邦、過氣的歌頌。另一方面,無論於外於內,歷史未被真正交接,轉型正義遲遲未果。
「三代的東西,我們家必須在兩代處理完。」黃立慧不無苦澀的說。台大歷史教授花亦芬2016年出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論及二戰後德國為轉型正義做的諸多治理措施,同時也提到,轉型正義(無論加害或受害)需要三代的時間,始能真正完成。黃立慧是第二代,時間差卻較接近第三代,矛盾的面對方式混雜在同一個主體上,迴避、肯認、重建,以及經常難以言喻的背棄焦慮。
因此,黃立慧描述,無論在長成一個人,或一個藝術家的層面,她始終無法依賴自我的確立來取得清晰的主體,而是在人與人的關係界線,時間的落差錯置,環境場域的變動錯認下,摸索自己與對象物之間可親近或疏遠的力道與距離。這在她早年的行為藝術創作中即可窺見一斑,尤其擅長在公私難辨的人際關係及環境變造性質中,與觀眾或是親密或是遊戲的互動。藝術家與觀眾之間舉措界線的挪動,端看眼前對象的現場反應。
黃立慧「時間的女兒」展場一景。圖│海桐藝術中心
後遺民的創作姿態
然而,黃立慧始終不曾觸碰原生家庭內部錯綜的身分與議題。
直到從芝加哥藝術學院畢業後返國,她首次參與一個「第二代女性」聚會,是由同樣是政治犯第二代的藝術家蔡海如舉辦的「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展覽座談。蔡近年主導大龍峒的替代空間「海桐藝術中心」,亦是她邀請黃立慧舉辦展覽,立慧琢磨了許久,決定以「時間的女兒」展出形式現身。黃立慧描述,在聚會上「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二代』或者『家屬』成為一種群體,將重心放在這裡討論,而不再是政治犯的聯帶、附屬或補充。(⋯)因為這次經驗,我在情緒上覺得有種新鮮感。我不在的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如何從很少談論,突然大家都來談『白色恐怖』?還以各種形式出現。」(註2)隨父女關係而來的生命經驗開始被說出口,而群體作為支持系統的同時,也是經驗的參照系統,標誌出黃立慧與其他「第二代」的異同。同一個階段,一位台大城鄉所博士班研究生張立本為了理解「大眾幸福黨」的真相,著手進行黃英武等相關人物的口述歷史採訪。(註3)直到張立本的文字檔案完成,黃立慧讀完,才真正理解英武的白色恐怖經驗始末。「政治犯父親」的身分終於被填充血肉、擴增脈絡,卻是經由外人之手—「也必然只能經由外人之手」,黃立慧補充說道。
將自我的經驗明確訴說過,黃立慧也才能在這個由父親參與的作品創作之前,對著英武說:這不只是你的事情,也跟我有關。當彼此能辨識彼此,並能透過語言表述,互為主體的過程才能產生,黃立慧也才能以一個女兒、一個第二代、一個藝術家的身分,展開她的公共書寫。
事實上,黃立慧參與「2016台北雙年展」時限地製作的《快樂天堂》,已經是把歷史的政治性解讀,攪和在時間斷層、地貌變遷與人(歷史人物、在地或外來經驗者)裡。這是由外在著手的起點。「時間的女兒」則是聚焦於內。展覽核心為前述的翹翹板裝置,從舊家頂樓徒手拆下,搬運至展場重新組裝。裝置的左、前、右牆,分別是三件錄像作品:左為藝術家獨自在翹翹板的長端上,以己身重量撞擊地上的洋蔥堆,洋蔥堆難以掌控,藝術家數度得從高處下地,聚攏洋蔥,重攀再用力蹬下,洋蔥如(對面)不存在者的幽靈的魅惑;中間是藝術家與父親在兩極的物理失衡中,逐步靠攏,卻又打回原點,狀似徒勞,最終縮短至最近距離,兩人卻完全無法施力,卡在支點左右動彈不得的掙扎;右牆則是藝術家在輕重不同、墜速極異的兩造間,來回走動,滾動著衛生紙捲,衛生紙上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一縷一縷散開也成為木面上的痕跡。
最後一個錄像畫面中的衛生紙,正是第四面牆(實際上以觀眾動線而言,是第一面牆)展出的裝置物件。黑體字扭曲滿布,是藝術家手抄〈「大眾幸福黨」相關口述歷史紀錄〉全文,衛生紙上掛著撥開的洋蔥片,由外向核心,由大而小的排列,是在場唯一的歷史大敘事,卻模糊難辨。旁邊衛生紙塑形的洋蔥,是展覽的起點,也是四層敘事的銜接點,如迴圈,卻層層自我擴充。
透過不平衡的物理力學,藝術家使用童稚的遊戲型態、日常的輕微物件,拉出時間與人物關係的兩種對位,前者是幾個不同時間軌道的彼此制衡和衝撞,後者則是藝術家在不同階段裡,如何與父親應和、拉扯、違逆與協商。玩心的表面,透過力學的對位關係,兩人實際操作起來,得耗上全副身體的力氣。大歷史框架下世代間的失落、家內的罪咎,原先在成長過程被以先驗的模式滲入父女關係中;如今女兒則將這塊被嚼成一團的私關係,層層剝開、解體,吐回展場牆,在公領域間被閱讀與檢視。
藝術家選擇刻意離開大歷史的敘事,卻以社會主義遺民的後代身分在公領域現身,以「無」為「有」,其實是一種政治出櫃—政治犯後代的身分對黃立慧而言不是最艱難的部分,說不出口的是被歷史文件誤指(判決書寫為台獨、聯共),延續到網路平台、公共認知上錯認,同時被當今主流意識貶抑為「左統」政治犯的層層錯置。然而,當藝術場域作為一個中介平台,藝術家的「出櫃」—或因藝術家有意為之,或是對議題與身分仍須迂迴進退—並未以純粹「認同政治」的姿態現身,卻出乎意料的拓展出不同觀眾的經驗出土與彼此碰撞。家族內仍未被說出口的同儕經驗,直到踏入展場才突然迸出;同為受害人家屬的回應與淚水,補充了更多「後代」的複雜主體樣貌;更多是一般民眾對於台灣的現代性階段、當代治理及藝術功能的討論。而如果歷史經驗教予我們,轉型正義的落實,必須經歷三代的時間,落在二點五代的此刻,也許已經觸碰到更多可能性的邊緣了。

編按 呂蒼一、胡淑雯等著,《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2015。該書根據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遺書、家書檔案,追索、記述九位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故事。
註1 「大眾幸福黨」為1960年代的自發左翼政黨,最初骨幹為宜蘭舊識,後來成員遍及全台。成員多出身農村,帶有鄉土性,但因自學左翼知識,超脫國族及地域主義的狹隘限制,認同社會主義,並有共識反對美國、日本支持下的台灣選舉。「林水泉案」爆發後牽連「大眾幸福黨」案發,但「大眾幸福黨」因自身之運作保密,與成員之意志力,使得案發後得以減低損失。當代台灣在統獨二元論的邏輯下,因為「大眾幸福黨」終極目標為社會主義國際,非地域主義的台灣獨立路線,而被冠上「左統」之名。
註2 引言出自張立本主訪、整理之〈「大眾幸福黨」相關口述歷史紀錄〉,2015-16年間陸續完成文字檔案。在「時間的女兒」展覽上,口述歷史文字檔案印刷成冊,置於展間外供觀眾閱讀。
註3 同前註。
後遺民寫作所關心的應不再局限於家國、信仰的破碎—那仍然是歷史「大敘述」的一部分。如上所述,在「現代」、「惘惘的威脅」下,後遺民寫作更關乎時間軌道的衝撞,文化想像的解體,還有日常生活細節的違逆。—王德威 《後遺民寫作:時間與記憶的政治學》
在大龍峒哈密街仿舊也承舊的老鋪磚街區,我走上狹仄的民宅階梯,未到二樓展場空間,洋蔥香甜味已經先迎上。傍晚空腹的我心中暗幸,這替代空間不只展覽,還兼賣咖哩吧,可以先用餐再看展。結果卻是誤會一場。我只得直接踏入展區,白牆上,藝術家黃立慧用第三人稱為作品撰文,開頭三行文字寫下:
立慧忘記哪天吃飯時,月桃提了英武不愛吃洋蔥的事情。立慧:為什麼?他不是說他什麼都喜歡。月桃:好像坐牢的時候一直在吃。
這是黃立慧「時間的女兒」DM上如繞口令般的謎語—「真相是時間的女兒,立慧是英武的女兒,英武討厭洋蔥。」—的謎底。
身為白色恐怖受害人的第二代,黃立慧由此展開創作,理應肩負一種倫理承擔,以哀悼的形式凸顯歷史之重。但她不困囿於創傷的歷史內部,而是先以家庭飯桌的洋蔥起頭銜尾,中間夾著一段點睛之語,「英武發生的故事有多重,立慧說出的故事就有多輕。」對比我先前因洋蔥而來的食慾,身為展覽觀眾的我臉頰瞬間熱辣辣。隱微的羞恥感,來自我對於欲望對象的錯認,以及延續的情境,一種歷史傳承失效導致輕重失衡的尷尬:所謂白色恐怖政治受害失落在時間鴻溝底,此岸的我與主人翁立慧並肩,而彼岸曾存的歷史真相不知何時失落了什麼部分,只能成為被遙望的「故事」。
尷尬縈繞不散化身成展場的洋蔥味;真正的洋蔥藏在中央的翹翹板底下。巨大的翹翹板一端極短,一端極長,如果真的坐在上面被翹高彈起,幾可達兩公尺高的天花板。沉重的木條微彎、略鬆的螺絲帽,展示了螢幕上父女不對稱關係下的物質與體力耗損—在老家公寓的頂樓花圃間,兩人從最遠端一格一格朝彼此挪近。你得雙臂盡力向下挺直才能脫身、落地,再攀坐上前一格的位置;也唯有你的費力,能保證對方不致因為你的脫隊而受傷。
在「時間的女兒」裡,原先想到就哀慟的恐怖歷史,被黃立慧轉入生理與物理上的關係。在嗅覺的錯認和施力、受力的物理限制裡,她掙扎著挪移受害者「第二代」的附屬位置,說出口的,是理所當然悼亡之外的其他。即使跟歷史大敘事相較之下輕盈得不像話,還是要訴說。於是,除了如《無法送達的遺書》(編按)裡留下多是淚水、恐懼、犧牲、孤寂的第二代之聲,我們有了另一種版本的故事。而這同時具備倫理承擔又再自我超脫的版本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藝術創作提供的空間,藝術家透過表面遊戲、實際角力的創作手法,展示出「第二代」、「主體」的違逆,離開創傷歷史的附屬身分,進入互為主體的過程。
藝術家手抄〈「大眾幸福黨」相關口述歷史紀錄〉的衛生紙捲,作為「時間的女兒」作品之一。圖│海桐藝術中心
陳韋臻( 2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