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無為有，以輕為重　黃立慧「時間的女兒」

對面的人，是黃英武，1939年出生，現年78歲，1960年代在社會主義的理想下，與宜蘭舊識自發籌組「大眾幸福黨」（註1），在戒嚴時期因「預謀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罪名判刑12年，入監服刑八年。這邊，是黃立慧，1979年出生，現年38歲，是黃英武的女兒，所謂白色恐怖政治犯第二代，誕生在社會主義政治理想不可實現的戒嚴時期，成長在本土化白熱年代，海外歸國在三一八後天然獨當道時。

與父親相距40歲。就台灣短短的歷史來說，這40年也是台灣政治版圖變動急遽的時代。英武晚婚，出獄後才與同為政治犯家屬的月桃成婚，因此不同於一般政治受害者第二代「父親的被缺席」，立慧雙親從她出生迄今俱在，國小才知道父親曾是政治犯的身分。外界政治局勢丕變，父親的政治理想是封存在家內及社群內的價值。帶有白色恐怖受害者象徵之父，在某個層面上，宛如是黃立慧孩童時先驗的自我，如展覽座談會上的描述—在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之前，就需自我表態尋求認同；選擇喜歡之前，先學判斷對錯—麥當勞、聖誕節，不對；蔣經國死去哭泣、搖小國旗，不對；貧窮問題、美帝問題、階級問題，Bingo！

社會主義國際的世界觀在家內養成，成到孩子外出上學才發現，跟同儕兜不上，與台灣政經趨勢不同，社會主義國際曾在台灣被消聲，旋後成為逝去的烏托邦、過氣的歌頌。另一方面，無論於外於內，歷史未被真正交接，轉型正義遲遲未果。

「三代的東西，我們家必須在兩代處理完。」黃立慧不無苦澀的說。台大歷史教授花亦芬2016年出版《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論及二戰後德國為轉型正義做的諸多治理措施，同時也提到，轉型正義（無論加害或受害）需要三代的時間，始能真正完成。黃立慧是第二代，時間差卻較接近第三代，矛盾的面對方式混雜在同一個主體上，迴避、肯認、重建，以及經常難以言喻的背棄焦慮。

因此，黃立慧描述，無論在長成一個人，或一個藝術家的層面，她始終無法依賴自我的確立來取得清晰的主體，而是在人與人的關係界線，時間的落差錯置，環境場域的變動錯認下，摸索自己與對象物之間可親近或疏遠的力道與距離。這在她早年的行為藝術創作中即可窺見一斑，尤其擅長在公私難辨的人際關係及環境變造性質中，與觀眾或是親密或是遊戲的互動。藝術家與觀眾之間舉措界線的挪動，端看眼前對象的現場反應。

然而，黃立慧始終不曾觸碰原生家庭內部錯綜的身分與議題。

直到從芝加哥藝術學院畢業後返國，她首次參與一個「第二代女性」聚會，是由同樣是政治犯第二代的藝術家蔡海如舉辦的「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展覽座談。蔡近年主導大龍峒的替代空間「海桐藝術中心」，亦是她邀請黃立慧舉辦展覽，立慧琢磨了許久，決定以「時間的女兒」展出形式現身。黃立慧描述，在聚會上「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覺，『二代』或者『家屬』成為一種群體，將重心放在這裡討論，而不再是政治犯的聯帶、附屬或補充。（⋯）因為這次經驗，我在情緒上覺得有種新鮮感。我不在的三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如何從很少談論，突然大家都來談『白色恐怖』？還以各種形式出現。」（註2）隨父女關係而來的生命經驗開始被說出口，而群體作為支持系統的同時，也是經驗的參照系統，標誌出黃立慧與其他「第二代」的異同。同一個階段，一位台大城鄉所博士班研究生張立本為了理解「大眾幸福黨」的真相，著手進行黃英武等相關人物的口述歷史採訪。（註3）直到張立本的文字檔案完成，黃立慧讀完，才真正理解英武的白色恐怖經驗始末。「政治犯父親」的身分終於被填充血肉、擴增脈絡，卻是經由外人之手—「也必然只能經由外人之手」，黃立慧補充說道。

將自我的經驗明確訴說過，黃立慧也才能在這個由父親參與的作品創作之前，對著英武說：這不只是你的事情，也跟我有關。當彼此能辨識彼此，並能透過語言表述，互為主體的過程才能產生，黃立慧也才能以一個女兒、一個第二代、一個藝術家的身分，展開她的公共書寫。

事實上，黃立慧參與「2016台北雙年展」時限地製作的《快樂天堂》，已經是把歷史的政治性解讀，攪和在時間斷層、地貌變遷與人（歷史人物、在地或外來經驗者）裡。這是由外在著手的起點。「時間的女兒」則是聚焦於內。展覽核心為前述的翹翹板裝置，從舊家頂樓徒手拆下，搬運至展場重新組裝。裝置的左、前、右牆，分別是三件錄像作品：左為藝術家獨自在翹翹板的長端上，以己身重量撞擊地上的洋蔥堆，洋蔥堆難以掌控，藝術家數度得從高處下地，聚攏洋蔥，重攀再用力蹬下，洋蔥如（對面）不存在者的幽靈的魅惑；中間是藝術家與父親在兩極的物理失衡中，逐步靠攏，卻又打回原點，狀似徒勞，最終縮短至最近距離，兩人卻完全無法施力，卡在支點左右動彈不得的掙扎；右牆則是藝術家在輕重不同、墜速極異的兩造間，來回走動，滾動著衛生紙捲，衛生紙上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一縷一縷散開也成為木面上的痕跡。

最後一個錄像畫面中的衛生紙，正是第四面牆（實際上以觀眾動線而言，是第一面牆）展出的裝置物件。黑體字扭曲滿布，是藝術家手抄〈「大眾幸福黨」相關口述歷史紀錄〉全文，衛生紙上掛著撥開的洋蔥片，由外向核心，由大而小的排列，是在場唯一的歷史大敘事，卻模糊難辨。旁邊衛生紙塑形的洋蔥，是展覽的起點，也是四層敘事的銜接點，如迴圈，卻層層自我擴充。

透過不平衡的物理力學，藝術家使用童稚的遊戲型態、日常的輕微物件，拉出時間與人物關係的兩種對位，前者是幾個不同時間軌道的彼此制衡和衝撞，後者則是藝術家在不同階段裡，如何與父親應和、拉扯、違逆與協商。玩心的表面，透過力學的對位關係，兩人實際操作起來，得耗上全副身體的力氣。大歷史框架下世代間的失落、家內的罪咎，原先在成長過程被以先驗的模式滲入父女關係中；如今女兒則將這塊被嚼成一團的私關係，層層剝開、解體，吐回展場牆，在公領域間被閱讀與檢視。

藝術家選擇刻意離開大歷史的敘事，卻以社會主義遺民的後代身分在公領域現身，以「無」為「有」，其實是一種政治出櫃—政治犯後代的身分對黃立慧而言不是最艱難的部分，說不出口的是被歷史文件誤指（判決書寫為台獨、聯共），延續到網路平台、公共認知上錯認，同時被當今主流意識貶抑為「左統」政治犯的層層錯置。然而，當藝術場域作為一個中介平台，藝術家的「出櫃」—或因藝術家有意為之，或是對議題與身分仍須迂迴進退—並未以純粹「認同政治」的姿態現身，卻出乎意料的拓展出不同觀眾的經驗出土與彼此碰撞。家族內仍未被說出口的同儕經驗，直到踏入展場才突然迸出；同為受害人家屬的回應與淚水，補充了更多「後代」的複雜主體樣貌；更多是一般民眾對於台灣的現代性階段、當代治理及藝術功能的討論。而如果歷史經驗教予我們，轉型正義的落實，必須經歷三代的時間，落在二點五代的此刻，也許已經觸碰到更多可能性的邊緣了。

編按 呂蒼一、胡淑雯等著，《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2015。該書根據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遺書、家書檔案，追索、記述九位受難者及其家屬的故事。

註1 「大眾幸福黨」為1960年代的自發左翼政黨，最初骨幹為宜蘭舊識，後來成員遍及全台。成員多出身農村，帶有鄉土性，但因自學左翼知識，超脫國族及地域主義的狹隘限制，認同社會主義，並有共識反對美國、日本支持下的台灣選舉。「林水泉案」爆發後牽連「大眾幸福黨」案發，但「大眾幸福黨」因自身之運作保密，與成員之意志力，使得案發後得以減低損失。當代台灣在統獨二元論的邏輯下，因為「大眾幸福黨」終極目標為社會主義國際，非地域主義的台灣獨立路線，而被冠上「左統」之名。

註2 引言出自張立本主訪、整理之〈「大眾幸福黨」相關口述歷史紀錄〉，2015-16年間陸續完成文字檔案。在「時間的女兒」展覽上，口述歷史文字檔案印刷成冊，置於展間外供觀眾閱讀。

註3 同前註。

在大龍峒哈密街仿舊也承舊的老鋪磚街區，我走上狹仄的民宅階梯，未到二樓展場空間，洋蔥香甜味已經先迎上。傍晚空腹的我心中暗幸，這替代空間不只展覽，還兼賣咖哩吧，可以先用餐再看展。結果卻是誤會一場。我只得直接踏入展區，白牆上，藝術家黃立慧用第三人稱為作品撰文，開頭三行文字寫下：

這是黃立慧「時間的女兒」DM上如繞口令般的謎語—「真相是時間的女兒，立慧是英武的女兒，英武討厭洋蔥。」—的謎底。

身為白色恐怖受害人的第二代，黃立慧由此展開創作，理應肩負一種倫理承擔，以哀悼的形式凸顯歷史之重。但她不困囿於創傷的歷史內部，而是先以家庭飯桌的洋蔥起頭銜尾，中間夾著一段點睛之語，「英武發生的故事有多重，立慧說出的故事就有多輕。」對比我先前因洋蔥而來的食慾，身為展覽觀眾的我臉頰瞬間熱辣辣。隱微的羞恥感，來自我對於欲望對象的錯認，以及延續的情境，一種歷史傳承失效導致輕重失衡的尷尬：所謂白色恐怖政治受害失落在時間鴻溝底，此岸的我與主人翁立慧並肩，而彼岸曾存的歷史真相不知何時失落了什麼部分，只能成為被遙望的「故事」。

尷尬縈繞不散化身成展場的洋蔥味；真正的洋蔥藏在中央的翹翹板底下。巨大的翹翹板一端極短，一端極長，如果真的坐在上面被翹高彈起，幾可達兩公尺高的天花板。沉重的木條微彎、略鬆的螺絲帽，展示了螢幕上父女不對稱關係下的物質與體力耗損—在老家公寓的頂樓花圃間，兩人從最遠端一格一格朝彼此挪近。你得雙臂盡力向下挺直才能脫身、落地，再攀坐上前一格的位置；也唯有你的費力，能保證對方不致因為你的脫隊而受傷。

在「時間的女兒」裡，原先想到就哀慟的恐怖歷史，被黃立慧轉入生理與物理上的關係。在嗅覺的錯認和施力、受力的物理限制裡，她掙扎著挪移受害者「第二代」的附屬位置，說出口的，是理所當然悼亡之外的其他。即使跟歷史大敘事相較之下輕盈得不像話，還是要訴說。於是，除了如《無法送達的遺書》（編按）裡留下多是淚水、恐懼、犧牲、孤寂的第二代之聲，我們有了另一種版本的故事。而這同時具備倫理承擔又再自我超脫的版本之所以成為可能，正是藝術創作提供的空間，藝術家透過表面遊戲、實際角力的創作手法，展示出「第二代」、「主體」的違逆，離開創傷歷史的附屬身分，進入互為主體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