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電影節40週年，從1970年代繁花盛開並大量輸出的功夫、殭屍、喜劇、黑幫電影，到2016年4月1日香港33個戶外空間同步放映年度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十年》，湧來上萬民眾爭睹這部充滿政治寓意的獨立電影。從本地工業發達，到合拍片時代後屢屢耳聞的「香港電影已死」，這之間的歷史又如何度量？
透過出生於1981年的「鮮浪潮」世代新導演歐文傑的經驗，香港的方言、獨立電影的生存空間、工業中的學習過程、未來的出口，都融合在這次談話中，發酵成記憶、成長、與想像的魔幻時空。
歐文傑的普通話很差，因為擔心表達不清楚、會錯意，公開場合上他會希望有個翻譯在場，說話時會比較有自信。但歐文傑的普通話其實並不差，一對一私下聊天時，由於沒有翻譯在場，在廣東話、英語、普通話的夾雜下，他最後仍說普通話，至少記者都能聽懂。
取材自真人真事的犯罪電影《樹大招風》。（華映娛樂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他在《十年》中的短片〈方言〉對語言的關注極具概括性：1997年之前，英語優於廣東話，小孩兩歲便起跑，大人也盼著透優異的英語成績能對未來發展有幫助，進入洋人的政府或企業體系；1997年後，隨著內地觀光客來到，店鋪老闆、計程車司機為了謀生都必須說好普通話。「香港人其實蠻flexible，我們很努力去學新的語言，但為什麼廣東話永遠都在次等地位？」歐文傑小學時，一星期只有一堂普通話課程，比例很低，後來進入被港人認為比較優秀的英語中學，上課考試全是英文。「所以我這一代70後、80後的普通話差點，90後就好得多。」歐文傑說。
我開玩笑問：「會想像司機一樣，為了生存想精進普通話嗎？」
歐文傑認真回：「我本身是編劇，已經很努力學普通話，但儘管看了大量電影、電視劇，畢竟不是土生土長，再怎麼樣也無法講得像內地人一樣好。我以前用廣東話寫劇本，現在為了適應合拍片改成普通話，寫對白時常常沒有信心，感覺沒辦法非常道地。」為求準確，拍〈方言〉時，每個take之後都會問內地編劇：「這句普通話講得對不對？」
和許多同輩朋友不同，1981年生的歐文傑其實是隔代教養，由奶奶帶大。父母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他沒見過母親，父親也不照顧他。小時候，歐文傑問奶奶以前在大陸發生的事，但奶奶不願意說，卻曾經帶他回去探親。「我到現在也不太清楚為什麼沒有父母，幸運的地方是，我是從學校、書本去認識社會，也沒人管我要做什麼，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歐文傑就這樣自己在電影創作的土壤中摸索長成。2004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也曾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短期修習夏季電影製作課程，2007年短片《聖誕禮物》奪得「鮮浪潮短片競賽」大獎及最佳電影，故事是關於一個撿廢紙維生的「垃圾妹」在學校受人欺凌的底層故事。處於從膠捲到數位的過渡時期，「難得有一個競賽給你一筆錢，用HD拍製作費比較低，好像看到了可能性。」
《十年》，郭臻〈浮瓜〉。（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進入銀河映像
獲得了鮮浪潮獎項，歐文傑也獲得了進入香港華語電影工業龍頭「銀河映像」的機會，從場記開始做起，包括杜琪峯《復仇》、羅永昌《機動部隊—同袍》；後來開始寫商業類型片，有愛情片《單身男女》、《高海拔之戀II》。簽約一年半寫三部，每月有固定工資可領，相較於不穩定的接案編劇，不會有拿不到錢的風險，銀河映像也更重視劇本創作。
不過幾年的電影工業經驗也帶給他一些挫折。2008年進入產業時，正值港澳與內地簽署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後開始更緊密合作，「剛入行時合拍片概念不興盛，到內地市場發展的電影人也不多，像陳可辛。杜生（杜琪峯）當時比較專注歐美市場，投資來自美國，我寫的劇本也比較針對好萊塢，比如一個外國人在香港發生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一年，美國發生了次貸風暴，資金撤了，本來準備開工的計畫也停擺。為了生存，銀河映像開始轉向合拍片，「但我們都沒做過，當時也還沒有內地編劇加入。」問題是，同樣模式無法在內地市場操作，比如不能出現槍枝暴力、搶匪歹徒最後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鬼怪殭屍或無厘頭喜劇等過去受香港市場歡迎的類型亦不奏效，也無法將過往套路中的洋人主角置換成內地人，迥異的價值觀、文化的掌握更需重新摸索。「我寫過愛情類型，但可能因為拿歷史人物開玩笑，送審沒有通過，被說是顛覆國家；我們不會寫，公司於是找了內地的編劇，比較『接地氣』，知道怎樣的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十年》，歐文傑〈方言〉。（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短短幾年，香港電影起了巨大變化。若要說今年歐文傑與另外兩位新導演許學文、黃偉傑執導，由銀河映像監製出品的《樹大招風》，則足足花了五年時間。「一開始簽了一年合約，當時在銀河工作，知道一個劇本至少要花一年時間，我們都覺得一年寫30分鐘的劇本是可以的。」沒想到這一磨，就過了五年，合約期滿，劇本卻還沒完成。為了生計，歐文傑還跑去補習班教小學生中文，「一星期三天，每次上四小時的課，就跟我當編劇的薪水差不多。」
《樹大招風》的三個導演各自獨立，加上三人之間並不熟，都是分別與監製游乃海討論。為了讓三段故事不重複，又能統合成完整長片，往返討論修改消磨大量光陰，比如任賢齊飾演的葉國歡戴了眼鏡，其他人就不能用，每個人的犯罪動機亦不能相同。銀河映像要求極高，並不會因為他們是新導演就降低水平。歐文傑笑說：「有時候就會想，為什麼我不能寫這個啊？但已經開始就不能回頭了，感覺就像案子一定要破。後面幾年有很深的挫敗感，但只能繼續嘗試摸索。」杜琪峯也常對他們說：「搞不好就不要搞了！」
要搞，就要搞好。打磨多年的精準劇本與分鏡，透過專業的美術與剪輯，統一了全片節奏，讓《樹大招風》雖是一部融合三位新導演的實驗，卻可能是今年最好的香港電影。因熱愛香港電影而搬到香港居住的超級美國影癡提爾尼（Sean Tierney）評價《樹大招風》說：「你要是看看它，就知道香港電影並沒有死去。」
在專業分工體系中，歐文傑一方面學到杜琪峯的創作成熟度，一方面也看到工業的限制。「在片廠我的經驗是最少的，拍大場面時有一種小孩開大車的感覺，也要聽動作、美術、攝影指導的專業意見，壓力很大，但學到很多。缺點是大家感覺少些熱情，很注重收工的時間，不同於跟同學拍片，覺得什麼都有可能。」
《十年》，周冠威〈自焚者〉。（佳映娛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十年》對我的衝擊很大
對歐文傑而言，知道了電影工業的方法後，他更想實踐自己的視野與想法。2012年寫完杜琪峯第一部合拍片《單身男女》送審稿後，歐文傑便離開了銀河映像。「印象很深刻是有次放映《聖誕禮物》後，一個女人抓住我的手說，你可以繼續拍這樣的影片嗎？這些年銀河的經驗讓我愈離愈遠，但我一直記得有些觀眾想看這樣的故事，可是這樣的片子好像賺不到錢。」話畢，歐文傑大笑了起來，像在自嘲。
然而今年以50萬港幣成本獲得660萬票房的《十年》，確實讓他看到其他可能性。「兩部電影同時上映，關注都很高，但意義很不同。是技術重要？還是idea重要？對我衝擊很大。」《十年》從一開始沒人理會，到如一枚引信般引爆熱議；從一家戲院擴張到六家，為期八週極高滿座率與評論聲浪，最後卻在政治壓力下被迫下片，轉入社區放映。歐文傑說，「獨立電影僅有的生存空間被壓榨，是很大的危機。幸運的是，死路可能會帶出另一條生路，4月1日的戶外同步放映有幾千人同時觀看，群眾的參與形成非常美麗的風景，對我們來說更加重要。」
《十年》的得獎，除了政治上的喧騰，另一重要意義亦是讓香港獨立電影導演的思考及處境被看見。〈浮瓜〉導演郭臻是1985年生，同樣畢業於香港影藝學院，是歐文傑的學弟，也擔任《聖誕禮物》場記。郭臻說，「獨立電影圈非常熱情，〈浮瓜〉有八成工作人員沒薪水，但他們還是來幫忙，因為覺得題材有趣，否則以10萬港幣的預算根本不可能完成。」他說，香港有很多優秀的獨立紀錄片、短片，但觀眾消費方式很單一，戲院體系以外的映演空間也很少，獨立影人很難發聲。
〈冬蟬〉導演、1991年生的黃飛鵬是五人中年紀最小的，平常就常參與社會運動，也熟悉社區組織生態，「很多人說《十年》用很低的預算拍得很好，但我覺得很不健康，因為都是拜託朋友無酬付出，能拍完可以說是奇蹟吧！但電影不能依賴這種奇蹟，獨立電影沒有渠道接觸觀眾，很多導演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可能比我們更好，《十年》只是比較幸運。」黃飛鵬說。
接下來的路更險？
《十年》在內地成為敏感詞，許多人問他們，會不會更難找資金？會不會擔心有危險？
〈自焚者〉直接提及基本法23條與港獨，導演周冠威談到未來計畫時說，「以前覺得愛情、政治都想拍，但面對香港困局，現在拍政治題材的慾望有提高，下一部電影預計拍攝香港警察。」周冠威說，這是第一次拍政治題材，卻引來很大迴響，他雖然不想被貼標籤，但認為政治化無可逃避，「以前我們有選擇，現在不得不變得高度政治化，可以說是一種悲哀吧。」
歐文傑則說，「得獎之後，很多人告訴我接下來的路會很難走，也有內地投資方知道我拍過《十年》後，說要重新考慮。」但是危機也是轉機，「我剛完成一部新的低預算短片，故事是關於一個社區攤販，有很多志工願意幫忙。」
從工業回到獨立製作，從光鮮亮麗的幻夢回到狹小社區日常生活，這樣的選擇是正確的嗎？歐文傑來回掙扎了近十年，應該慢慢確信，持續拍攝香港的人與故事，這樣的道路更適合自己吧？「如果不是做這個，我不知道電影的意義是什麼。我接觸過比較商業的，知道如何跟別人溝通或讓更多人看到，但我最想拍的還是自己有感覺的人事。」歐文傑說，很多事情都是機緣，香港還是有很多有心人，比如《五個小孩的校長》是由慈善團體、基金會出資。對他來說，還是有可能在夾縫中生存。「不要問太多之後的事情，問太多也不一定會成功。就像《十年》，即使沒有spotlight，這件事情本身還是有意義。」
曾芷筠( 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