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故宮】日本展：為何會發生「國立」名稱問題？

此次日本媒體在了解日本展的正式名稱為「國立」的前提下，參與成為主辦單位。問題不是出在報導，而是出在印製海報、票券上的「灰色地帶」，這也不是寫入展會正式名稱的地方。在東博、故宮和駐日代表處的任何一人，在準備過程中沒人提出「不可刪去國立」的建議，就是如此單純的事實。因此日本媒體依照其習慣，在正式表述展會名稱之外的場合，沒有使用國立，這和善意、惡意無關，甚至也扯不上政治判斷。事實上，在海報的說明文字部分是有寫上「國立」，但在海報標題上沒有。

我讀過故宮所寫的報告書，有段說明令人不得不注意。針對日本媒體印製海報沒有「國立」的理由，東博向故宮說明：「不能介入媒體的編輯權」、「這是新聞自由的問題」，解釋說明為何海報沒有「國立」。但這和事實有點出入。海報及票券上的展會名稱如何表述，這並不屬於報導，本質上和編輯權、新聞自由無關。對於東博的說法，臺北故宮質疑：「海報或票券都不能算是報導，不能同意東博的說明」，是可以理解的。

這不是「新聞自由」的問題，實情是東博和媒體之間沒有針對國立的名稱問題充分溝通。換言之，對於「東博和媒體海報的表述方式不同，媒體如果把『國立』拿掉，臺北故宮是不是會反彈」的問題，雙方事情沒有納入討論的可能性極高。

這麼說的證據是這樣的：依照故宮的要求，媒體方面最後也沒有質疑反對，馬上配合加上國立的名稱，如果這真的是屬於編輯權的問題，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幾天之內就修正好，各家媒體的編輯部一定也會雞飛狗跳，因為與臺灣相關的「國家」名稱，這可是關係著日本與中國關係的日本外交大問題。因此，名稱問題的本質與「東博與媒體」之間溝通不足才是爭議的核心，而我認為臺灣方面也有相同的情形。

依據許多與日本展相關的臺灣政界人士告訴我，臺北故宮、外交部、駐日代表處，根本沒有組成任務小組來處理這次日本展的準備工作。情報資訊雖有一定程度的分享，多以電郵、傳真或電話為主，但是相關負責人在事前並沒有開會討論檢視所有的問題。臺灣的外交部、駐日代表處的官員說：「臺北故宮的鞏固自我勢力範圍的意識強烈，沒和其他部門做事前溝通，我們也就無法給予適切的建議。」這個原因的背後是因為臺北故宮認為「展覽是文化交流，館對館對話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從過去的歷史證明，故宮的海外展覽是故宮和外交部必須保持密切聯繫的課題。

民進黨時代的故宮院長林曼麗在我採訪中表示過，在故宮赴奧地利展出之前，便每天和駐奧代表電話聯繫，確認所有準備工作。這次日本展，臺北故宮、外交部及駐日代表處之間顯然聯繫不足，如果從結果來說，這是發生「國立」名稱問題的「第二個原因」。

在日本舉辦的展會，通常媒體和博物館深度合作進行，博物館負責展覽，媒體負責宣傳，已形成營利所得雙方分帳的商業模式。在日本有關海報及票券製作由東博和日本媒體分工合作的情形，這是臺北故宮無法想像得到的。但是，臺灣的外交部及駐日代表處中的官員，是能夠了解這種日本媒體的體質，也知道「國立」名稱問題對臺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問題。

因為外交部沒有參與故宮日本展的實務運作，也就沒有以當事人的意識來對應檢查日本媒體的「國立」名稱。馮明珠院長說：「我們是研究人員，沒有政治敏感度」，說明遲緩因應「國立」名稱問題的原因。故宮欠缺敏感度是一開始大家就知道的事情，似乎總統府或國家安全會議應該從一開始就組成「小組」，邀集故宮、外交部、文化部一起討論才對。

此外，還有一個謎團。為什麼馬總統那麼「憤怒」，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呢？我可以理解，對於具有強烈中華民國意識的馬總統，對於「國立」名稱問題比較敏感，但是認為這次有點過度的人，不是只有我，臺灣的政界、媒體界人士都有這種感覺。

臺灣的政治評論家姚人多在六月二十五日《新新聞》雜誌上所寫的文章〈故宮案是送給張志軍的大禮〉，我過了一陣子才發現到這篇。姚人多認為，馬總統表示「憤怒」，其實是故宮展的時間和中國國臺辦主任張志軍首度訪臺的時間相近，兩者有密切關係。面對中國重要人物即將訪臺，剛好在「國立」名稱問題上，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以討中國的歡心。

讀了這篇文章讓我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文章中並沒有提到，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將在北京舉行（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當時兩岸正在談判處理馬總統首度訪問中國的事情，張志軍的訪臺案也在議題之內，馬總統希望以臺灣代表的身分出席，而的國際會議場合涉及「主權」問題，對此中國態度消極，不希望臺灣總統出席，因此兩岸之間的談判非常微妙。在故宮問題上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勢，是不是正好成為促成出席音。

此外，我也從臺灣政界相關人士聽到一種「動機說」，故宮展的日本方面窗口是日華懇，有關國會議員外交管道幫助故宮展的情形，本書前文已提及；臺灣的對口經常是由立法院長王金平獨占。馬總統和王金平之間關係不睦，而這一年三到四月發生「太陽花學運」時，王金平又在最後階段與學生「和解」搶功，所以馬總統想讓王金平面子掛不住。無論哪種說法，馬總統「憤怒」的背後，隱藏了不單純的動機，這也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我想要總結這次的「國立」名稱問題，如同日本的諺語所說：「船頭多くて船山に上がる」（指揮的人太多，結果往錯誤方向前進），「牽涉到的人太多，反而沒人仔細注意，『國立』名稱問題進入亂流區，最後造成最高危機事件。」

在日本和臺灣之間的戰後史，故宮赴日展覽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心願，經過各種各樣的努力，終於實現的重要活動。造成開幕前「最後一哩路」挫折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日方的東博和媒體、臺方的故宮、外交部和駐日代表處沒有能夠整合，也沒有集結各自的智慧和知識來推動展會。所有和故宮日本展相關的人員，程度或多或少，都有責任。如果能夠的話，期許彼此能夠超越組織本位的面子和自我合理化，一起開誠布公地討論失敗的原因，作為留給後世的教訓，也讓下一次故宮展的準備可以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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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媒體印製的海報沒有「國立」？我們應該要具體地來分析；但是一直到今天，很難說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問題，身為當事者的東博和臺北故宮的反應，兩者形成對比。東博的姿態很低，故宮則是高調、高壓回應。開幕式時，館長錢谷真美的致詞中提到：「此次海報沒有登載正式名稱，讓臺灣的民眾感到不愉快，發生這樣的事情，身為館長，表示萬分歉意。」而臺北故宮院長馮明珠抵達日本後，她這麼說的：「從博物館的專業來說，我們沒有問題。如果要檢討反省的話，我們依據契約精神，執行契約的條款，不存在責任問題。」日本錯，臺灣沒錯，即使有，也是這樣的「對外說法」。的確從契約上來看，東博有錯，但是我認為仍然說明不夠充分，隱藏在這個「國立」名稱問題的背後，如果不往下挖掘，是學不到「教訓」的。

臺灣媒體做了很多分析，其中最為凸顯的意見是認為：「日本患有中國恐懼症，因為顧慮中國所以不用國立。」過去日本政治或媒體或許過度在意中國，但是至少在這次的問題上，不能說完全沒有考慮和中國的相關性，但是這樣的評論多少有點失準。

日本媒體有關中國和臺灣的相關報導，不把臺灣視為國家的表述方式，已經成為常年的潛規則。這是因為一九七二年中國和日本建交，所以不會使用「臺灣政府」、「中華民國政府」等名稱，但是這並不是「恐中症」的問題。日本在面對兩岸複雜的政治對立，為了能和中國、臺灣都穩當來往，有時又必須在檯面下取得臺灣的理解，因此長期以來積累的共識，形成了妥協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