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以下簡稱「中情局」）秘密資助各國文化活動是眾所皆知的事實。由法蘭克（Anselm Franke）、格歐斯（Nida Ghouse）、格瓦拉（Paz Guevara）和馬伽卡（Antonia Majaca）共同策劃的展覽「旁設政治：文化自由與冷戰」（Parapolitics: Cultural Freedom and the Cold War，以下簡稱「旁設政治」）便是以此文化策略脈絡作為核心研究對象，於今年10月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展開。
此展覽的目的並非再次揭露醜聞，而是試圖對今日全球的藝術現況拋出提問：當西方現代主義（Modernism）的經典，喪失其相對應的意識形態結構和機構化敘事方法的論證與傳播時，它是否仍能成為「全球化」的典範？在此提問下，「旁設政治」回溯冷戰時期的霸權鬥爭如何將現代藝術塑造、定義與捍衛為「自由」的過程，並考察自冷戰以來弔詭的自由民主共識中所生成的藝術與文化自治環境。
展櫃中展出文化自由議會成立前的相關文獻，後方作品為「藝術與語言」（Art & Language）的《波洛克風格的畢卡索的格爾尼卡》（Picasso’s Guernica in the Style of Jackson Pollock）。（攝影／鄒婷）
展覽內容概分為兩組軸線，一是使用成立於1950年，隸屬中情局的組織「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歷史文獻，來檢視其包裝在藝術形式下的政治目的。而在文化自由議會的歷史開寫之前，策展團隊爬梳1930年代的一系列會議文件、期刊、雜誌與信件，從中指出當時藝術家和評論家們，已開始著手將社會主義中的寫實主義（Realism）和理想主義（Idealism）中的抽象概念進行對照，從左翼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聯合反對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政治形式「人民陣線」（Volksfront）到美國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下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PA）就業計畫都是其討論對象。這些活動與刊物也為其後經由文化自由議會行至全球的文化政治手段奠下了地基。在此同時，這段歷史也勾畫出193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與政治目的交媾的漫長陰影。早期曾對革命性政治表示承諾與支持的藝術家與作家，在史達林主義（Stalinism）崛起後，多選擇與其切割。而到了1950年代，這些過往的激進分子（包含非共產主義的左翼人士）開始參與由美國所引領的「自由攻勢」，但這些以自由為名的文化活動，卻又多是在文化自由議會的傘翼下進行。在「旁設政治」展出的各式檔案文獻中，特別是與文化自由議會相關的出版物，揭露出為何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會成為冷戰時期在文化面向上的主要戰略目標，並進一步探討現代主義如何快速發展成為一項導向「和平」的武器。
展覽的另一軸線則納入當代藝術家之於文化霸權所進行鬥爭的相關創作，這些作品透過敘事手法與藝術形式來生產某種政治化的意象，並借力於正規媒體來取得改寫現代主義的話語權，將冷戰時期的現代藝術自狹義的、工具化的概念（代表自由世界的抽象主義與服務於人民的寫實主義）中解離，並重構冷戰後遺留下的，對於現代藝術的假性二元詮釋。歸類於此命題的參展藝術家和機構包括：阿旭福德（Doug Ashford）、巴爾斯（Michael Baers）、貝爾格（Lene Berg）、攝影家組合「布倫伯格與向納林」（Adam Broomberg & Oliver Chanarin）、布萊斯（Fernando Bryce）、許家維、劉鼎、柏林美國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 Berlin）等。
展場入口大廳，展出文化自由議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編年史、相關文獻與其資助過的刊物。（攝影／鄒婷）
此外，展覽也列舉多件處於冷戰歷史中的藝術創作，但並非將其作為中情局資助而生的案例，反之，它們展示出藝術如何被政治使用，而此兩者間強迫產生的關係，無論檯面上下，都迫使藝術家重新定調其作品的脈絡和意義，但也同時寫下其顛覆、逃離與批判的故事。這些作品不僅保有其藝術自主性，更與冷戰時期政治與意識形態脈絡緊緊相連，它們代表著對抽象主義的排斥與反動，並成為重新定義戰後現代主義的另一種經典的可能。此類別的展出者與團體包括藝術與語言（Art & Language）、貝爾登（Romare Bearden）、貝克特（Samuel Beckett）、波爾克（Sigmar Polke）、羅斯勒（Martha Rosler）、斯特拉（Frank Stella）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展收錄的文化自由議會的歷史材料，尤其聚焦於西方世界之外的文化活動，在去殖民化與民權運動的背景下反映出「文化自由」與「政治自由」間的緊張關係 從頗具影響力的歐洲雜誌如 《文匯》（Encounter）、《巴黎評論》（Paris Review）、《論證》（Preuves）和《月》（Der Monat）到奈及利亞的《黑色奧菲斯》（Black Orpheus）、烏干達的《過渡》（Transition）、黎巴嫩的《希瓦》（Hiwar）、印度的《探索》（Quest）以及韓國的《思想界》（Sassangye）等，文化自由議會在冷戰時期持續滲透與操作出版業，將當時最前衛的知識分子作為隱性的政治宣傳工具，這些出版品的展示在不同程度上，亦是本展對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文化聲浪背後所發揮的干預與影響力的例證。
照片中央為柏林美國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American Art in Berlin）作品《Masterpieces of the XXth Century》。（攝影／鄒婷）
以綜觀全球的維度檢視冷戰時期的藝術與文化政策，特別是現代主義美學在語境上的轉變，是「旁設政治」一展所致力探討的方向。在此基礎下，藝術的發展、意識形態的衝突、社會和地緣政治發展的三方關係更趨明朗。此研究計畫透過展示文化自由議會的歷史文件來指涉情報部門的工作，一如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名言「藝術作為一種謊言，講述真相的謊言」，又或者在這樣的情報工作下，我們可以說「藝術在於隱藏其手段」。
鄒婷( 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