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裸命的反思 雪梨藝術節「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

今屆雪梨藝術節（Sydney Festival）視覺藝術單元，少有地以一名已故藝術家的作品做為重點主打單元：「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Another Day in Paradise）畫展，由澳洲著名藝術家奎爾蒂（Ben Quilty）與雪梨西南區坎貝爾鎮藝術中心（Campbelltown Arts Centre）總監達哥斯蒂諾（Michael D’agostino）共同策展，集結蘇庫馬朗（Myuran Sukumaran）遭槍決前畫下的遺作，同時搭配其他七位澳洲藝術家的作品。該畫展除了圍繞著「死刑」和「人權」這兩大話題，同時蘊含有關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意義下的生命政治質詢，以及蘇庫馬朗本人所折射出的文化政治及國際關係面向，更是耐人尋味。

事實上，蘇庫馬朗在藝術界的資歷甚淺，既未得過獎也從未辦過個展，甚至連藝術學士學位尚未唸完就已被處決；但此展能引起話題，原因大概有兩方面：一、蘇庫馬朗本人在過去一直是澳洲的新聞關注焦點；二、誠如墨爾本社區復原中心（The Centre of Resilience）總監法羅（Mary Farrow）在《雅加達郵報》（The Jakarta Post）撰文指出：或許是澳洲第一批來自歐洲移民為放逐犯的歷史造成心理影響，故此有關死囚的話語，向來容易受到澳洲文化界以及廣大社會注視。

出生於英國隨後入籍澳洲，本身是斯里蘭卡裔的蘇庫馬朗，於2005年4月在他24歲生日當天遭印尼警方拘捕，隨後被起訴販毒罪名成立。直至2015年4月29日遭印尼當局槍決前，整整十年間蘇庫馬朗先後留下大批畫作，其中部分被納入「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展出。這些作品，既為他自己的死囚生活留下不少視覺紀錄，同時多少可做為揭穿澳、印兩國政客共謀操縱生命政治的文本。

「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的展場入口，正是九幅肖像油畫一字排開。它們全出自蘇庫馬朗的手筆，至於畫中的人物，分就屬於被澳洲媒體稱為「峇里島販毒九人組」（Bali Nine，以下簡稱「峇里九人組」）成員；緊接著，就是多幅澳洲及印尼兩國政府高官的肖像系列。如此佈局，替該展著力帶出的話題定調：死囚與犯人，以及主宰他們生死的兩國高官，在在提示著該畫展所涉及生命政治的旨趣。

所謂「峇里九人組」，是近十多年來澳洲人最熟悉的時事用語之一，指2015年在印尼拘捕的九名澳洲公民。他們被印尼當局以販毒罪名起訴，其中蘇庫馬朗和陳子維（Andrew Chan）二人更被判處死刑。一直到2015年4月底兩人被槍決之前，澳洲主流新聞媒體幾乎每周都會更新其最新發展，可說是澳洲近年來最受人注視的生命政治案例之一。

在當代人文社科理論中有關生命政治的論述主力，先後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和阿岡本。不過二人對於生命政治的切入卻是南轅北轍。傅柯意義下的生命政治，是指將生命納入政治—生物性生命納入政治的人口治理技術，國家力量是透過種種讓民眾存活的手段來施展權力。阿岡本對生命政治的討論切入點，卻和傅柯大不相同。阿岡本反過來提出質問的，是關於生命如何被政治權力棄置，而成為某種形同是「赤裸的生命」。造成這種「裸命」狀態的典型政治操作方式，是政治權力以社會面臨「例外狀態」的虛構危機說詞包裝之下，不惜讓民眾的公民權利與法律保障失效。

「峇里九人組」的生死前途受制於澳、印兩國的權力算計，恰好足以做為阿岡本意義下生命政治的一道註解。回顧當年，在民間人權團體施壓下，澳洲政府先後多次向印尼政府交涉。不過，澳洲政府的營救行動始終是雷聲大雨點小。攸關蘇庫馬朗和陳子維二人生死的生命政治權衡，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澳洲所謂「非法船民」湧入危機所影響的。澳洲為了應付「危機」（也就是某種「例外狀態」），必須優先拉攏印尼政府配合；面對印尼執意處決死囚，澳洲政府未曾強勢阻撓。亦因此，到了蘇庫馬朗和陳子維二人被槍決前數月，澳洲外交部長畢肖普（Julie Bishop）更多次在面對媒體時，改為以道德修辭包裝澳洲政府的無力，著重勸戒澳洲公民必須前往海外時必須注意遵守當地法律云云。

在等待處決的近10年間，蘇庫馬朗透過遙距教學於澳洲名校蒙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攻讀美術，成功取得副學士學位。在遭處決前，他更已接近完成學士學位，可惜未竟全功。蘇庫馬朗在獄中畫下數以百計的油畫作品，隨著奎爾蒂多次公開表示高度讚賞，他開始受到澳洲文化界注意，奎爾蒂更在這段期間成為他的創作導師和知心朋友。

這次畫展當中有不少作品均取材自蘇庫馬朗面對死期臨近的創作。例如，在《無題（執刑十字架）》（Untitled (Execution Cross)）的畫面中，有一道豎立著一個「雙橫槓十字架」的無字墓碑。比一般十字架多加一條橫槓，雙橫槓十字架用意主要是為了留下空間以文字寫下受難者基督的身分。但蘇庫馬朗畫中的「雙橫槓十字架」卻未寫上文字，僅見模擬血跡的紅漆。《無題（執刑十字架）》的「雙橫槓十字架」之下，既埋藏著蘇庫馬朗的肉身，而無字墓碑則是進一步呼應著死囚面對國家權力時無從訴願的裸命狀態窘境。

雖然蘇庫馬朗畫作大多展示著死囚的生活，但「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並非為了要滿足觀賞者獵奇心態。該展更為著重的，是要從死刑議題出發，提出對生命政治質詢；對此，《無題（連同島嶼與頭骨的自畫像）》（Untitled (Self-portrait with Island and Skull)）就是明顯例子。畫面中，血色般的雨水滴落在一座熱帶孤島上，島嶼後方海域冒出巨大骷髏頭骨；島嶼底下壓著的，是蘇庫馬朗本人，儘管其軀體已扭曲變形，但其目光卻炯炯有神地逼視著看畫的觀眾。面對該幅作品，觀眾在敲探死囚的心境之餘，其實更像是被創作者迫問著：死囚是否真的僅是一名他者？畫中死囚與觀賞者四目交投，不正揭穿了雙方的距離比想像中來得更近，其實大家都是身處於相同的裸命結構當中？

畫展其他參與藝術家的作品，大多圍繞著「死刑」和「人權」這兩大話題。哥本（Megan Cope）的《無題（巴拉坑）》（Untitled (barracoon)），「巴拉坑」音譯自葡語「barracoon」，意為「圍欄」，數百年前西方人用做關押奴隸或犯人的場所，其結構造型既是忠於歷史紀錄，同時亦與蘇庫馬朗在峇里島的羈押所的造型頗有雷同。

《無題（巴拉坑）》除了竹枝骨架之外，組成裝置的材料包括大量印有文字的白紙黑字文件，內容分別以英文和印尼文寫成。英文的部分，是有關多名澳洲原住民被警方拘留或服刑期間死亡的報告；印尼文的部分，則是蘇庫馬朗被印尼法院定罪的判決書。《無題（巴拉坑）》所要揭穿的是：不論文化國情的差異或距離，權力階層對生命政治的操縱以及民眾的裸命處境，澳、印兩國其實都是共通的。

阿卜杜拉（Abdul-Rahman Abdullah）的《那些日子》（The Days），是藝術家親自拜訪蘇庫馬朗家屬後有感而發的作品。在該裝置裡，孑然一身的母鴿默默地孵著數千個永遠不會跑出幼鴿的蛋，一方面象徵著蘇庫馬朗及其家人自從被拘捕至槍決期間數千個絕望的日子；同時，亦具象地展現著生命註定被否定、違背自然的局面。

錄影裝置《Kerobokan監獄中的肖像（陳子維及蘇庫馬朗）》（Kerobokan Portraits (Andrew and Myuran)）的創作者斯利思（Matthew Sleeth）和奎爾蒂一樣，都和蘇庫馬朗有著亦師亦友的關係，他曾公開表示不滿澳洲政府偽善；因為，澳洲政府公開承認本來可在澳洲拘捕「峇里九人組」，但卻非得等到九人全數在印尼期間，才通知印尼警方去抓人，造成九人得在印尼面對比澳洲嚴厲得多的刑罰。斯利思強調，其相關作品正是觀賞者正面面對死囚的音容，進而迫使觀賞者自行思考國家力量放任其公民被處死的（不）合理性。

早在成為獨立國家以前，死囚議題就經常出現在澳洲的文化藝術創作當中。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被視為澳洲國族英雄的綠林盜匪凱利（Ned Kelly）。向死刑提出質詢的藝術創作，始終吸引著澳洲文化界的目光。例如，2005年澳洲藉越南裔的阮祥雲（Van Nguyen）因被控販毒遭新加坡法院判處死刑，而當時新加坡拉薩爾藝術學院（Lasalle College of Art）的一個學生作品展中有兩件作品，由於被指與阮祥雲被處決和的死刑議題有關，而遭受官方干預，也成為澳洲新聞媒體報導的焦點。

按照主流新聞媒體的邏輯，這些事件都同屬澳洲與東南亞國家針對死刑制度意見分歧的例子，通常是被放置在文化衝突的脈絡中去理解。循著主流媒體的套路，澳洲輿論認為「峇里九人組」通通都是澳洲公民，理應可以引渡回到澳洲服刑，且印尼當局不應剝奪澳洲公民的生命；而印尼輿論，則強調毒販本來就得依法處死。主流媒體放大處理澳洲與印尼兩國國情分歧，將事件化約為東、西文化衝突。兩國政府雖然在表面上因為「峇里九人組」而意見分歧，但實質上未對兩國關係構成任何障礙。故此，與其說是「峇里九人組」的遭遇涉及不同地緣文化間的角力，倒不如說是國際社會（或至少是澳、印兩國）權力階層間對生命政治的共謀操縱。

蘇庫馬朗以藝術所提出的生命政治質詢，將爭議焦點帶回到死刑和人權議題。如今，澳洲文化界更試圖將蘇庫馬朗做為澳洲向全球號召廢除死刑的標誌。「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畫展預期將會在澳洲以外其他國家推出，以爭取讓更多人關注世界各地死囚處境，召喚人們對生存權利被國家力量剝奪的裸命狀態進行反思。

在這個意義下，「又是一個快樂天罷了」畫展的命名，可說是呼應了著名歌星柯林斯（Phil Collins）在1989年創作同名歌曲中的寓意。不論是柯林斯在歌詞中所講述的無家可歸者的故事（做為基本人權的居住權利被剝奪，恰恰好又一種裸命狀態的結果），或是蘇庫馬朗畫作中的死囚，兩者其實提出某種共同警示：造成裸命狀態的生命政治格局既然無處不在，大家有需要給予正面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