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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淑姿關於黃埔新村的作品

侯淑姿關於黃埔新村的作品

關於藝術家侯淑姿的新作《長日將盡》,我還能說什麼呢?形式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了,一樣的「雙眸」結構,一樣的客觀圖像…
關於藝術家侯淑姿的新作《長日將盡》,我還能說什麼呢?形式我們都再熟悉不過了,一樣的「雙眸」結構,一樣的客觀圖像與主觀文字並列,熟習的景色:家園崩塌,人去樓空,大樹茂密,而樹蔭下再也沒有可以庇護的人。作品中的劉奶奶,只有在展覽期間作品上的劉奶奶,才成為世人關注的對象。在歷史與現實的處境下,我們對老人們的過往之關心遠不若對於他們曾居住的房子之關心。
有的建築師站在歷史保存戰的最前線,做為形式保存主義的戰士們,曾前仆後繼的為了保存石頭的歷史亢奮前進。他們假設若保存了石頭的歷史,人類的居住文化就能夠留給後世,而建築能夠成為文明史的一部分。有的人理解在歷史保存的戰鬥中,不可能避免資本邏輯拆毀老建築的力量,真正能夠被保存下來的,甚至被捍衛的,是某種歷史的想像,這種想像試圖留住時間,並通過時間留住我們自己,當這段時間流逝,我們感到一種特殊的悲傷,因為時間過去 後就只有一些房子罷了。
侯淑姿,夢繫,數位影像輸出,160x90cm,2015,非常廟藝文空間提供。
現在,即便連這樣通過時間留住自己的感嘆與曾經存在的悲傷都消失了。感嘆與悲傷進化成資本循環的消費品,在全台眷村一一消失後,台灣社會多了很多眷村文化節,美食節,電影,電視劇,劇場。這些為眷村消亡舉辦華麗的送葬儀式中,商品化後的眷村文化被打造成對過去時間喟嘆的文化形式,既無能反映大歷史及冷戰結構中一群遺民真實的生活,也對眷村裡專制又和諧的生活,狹窄的居住環境與政治條件現實,鄰里關係緊密而有的壓力與力量毫無認識。總之,沒有比不會說話的房子更能「再利用」的了。比如說,《眷村改建條例》規定了要保存眷舍人要清空,《眷改條例》第四條:「眷村文化保存之用,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選擇騰空待標售且尚未拆除建物之國軍老舊眷村、擬具保存計畫向國防部申請保存」。沒有比這更接近形式主義的建築學,更接近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所謂資本循環需要的空間修補(space fix)原則。騰空待標售而未拆除的眷舍,才能申請保存,這是什麼意思呢?
侯淑姿工作的黃埔新村,是1949年後孫立人所屬部隊的新軍訓練基地,在此駐紮居住,並調動新一軍的部屬來台,成立了第四軍官訓練班,安置部屬與家眷於誠正新村(後改名為黃埔新村),是全台第一個眷村。《眷改條例》施行以來,鳳山地區的眷村陸續拆除,黃埔新村成為少數幸運獲得保存的眷村。民國44年5月黃埔新村因「郭廷亮匪諜案」、「孫立人案」後,黃埔新村的光榮徽章被拔除,部屬舊眷們終日惶惶不安,至今仍不得心理安寧。因為某種機緣,現在成為國家級眷村博物館的計畫基地。
侯淑姿工作延續著《我們在此相遇》的工作方式,進行採訪田野,動員居民,研究撰寫保存計畫。她面對生硬的法條、國防部與文化局,用溫暖而堅定的影像紀錄做為穿透政治法律向社會發布的工具。每一次看作品中劉奶奶的眼神,痀僂腰身,我總會想到眷村到底是什麼?長日將盡,有一種感受到的歷史事實終將消失,在大家急忙著將最後餘暉變賣,讓歷史變成文創,讓眷舍變成博物館與藝術家進駐基地,藝術家又能有何作為?
藝術史學家克拉克(T.J. Clark)在其著作《巴黎現代生活的畫像》(The Painting of Modern Life: 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的再版序中,提到女性主義者對他不滿,指責他竟然用了50多頁來描述馬內(Edouard Manet)《奧林匹亞》(Olympia)畫作中那個躺著的白種女人,而她身旁的黑人女傭幾乎沒有提到。是的,意識型態之蛇總是迴旋,對想要戰勝它的人反咬一口,克拉克感嘆著,「當然也是最可悲的例子。它總是存在著更深的盲點。」
現在,台灣社會所有關於眷村的文化生產方式及其附帶商品,做為資本更新的文創,都是對於那白種女人的描寫。而侯淑姿在黃埔新村的工作,正是重新將背景裡幽暗痛苦但逐漸平復的老靈魂一一喚出,讓人重新聽到他們的聲音,看看他們在歷史巨浪中的容顏,讓大樹下有可庇護的身影,讓眷舍不再只是等著未來年輕藝術家進駐,或者終將變成眷村麵館小餐廳與手創商店而已。
劉奶奶在作品的相框外,要求侯淑姿帶她回家,她想回家,即便看一眼也好那樣。她想著有一天,能夠著搬回黃埔新村,在歷史上,在地理上,這是她唯一的家。她若無家,我們也不會有。她並不痀僂,痀僂的一直是台灣。
黃孫權( 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