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理所當然說yes之前，不妨先來看看反對的意見。美國在1965年成立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希望透過政府的補助來扶植藝術創作，可是這馬上受到各州的反對。地方政府認為，聯邦補助會成為一種政策引導，透過補助來影響各州藝術發展，讓藝術家為了補助而失去獨立性。相反的，真正的藝文補助，應該由民間來落實，讓地方有錢的仕紳自己掏腰包，贊助藝術活動。這樣不但可以擴大民間的藝文參與，也讓藝術家與社區有更多的連結。
美國民間贊助非常發達，不論美術館或劇院，贊助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一塊。美國人喜歡捐錢給藝文單位，而這些非營利組織也是大小通吃，平日還要透過固定郵件與電話，來跟贊助人維繫關係（即使一年只捐十塊美金也一樣）。如果被提名為舞團或交響樂團的董事，等於是社會地位的肯定，不但要固定捐錢，年底的募款餐會也要出錢包桌，平日票劵還要自己去購票，這全然是基於榮譽的行為。
相反的，歐洲則傾向由政府補助藝術家，主要是希望透過政府大力支持，讓藝術家的創作，可以免於商業主導的壓力，能夠保有自由表達的空間。這種想法的興起，一方面是二戰納粹的關係，讓歐洲意識到多元社會的重要性，一種類似猶太裔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所提倡的複數性（plurality）。另一種思考的角度，是藝術的功能，在於引發爭論。藝術事件引發在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辯論過程，讓社會不同意見的對立能夠深化，最終產生教化（Bildung）的功能，也就是民眾變得更成熟，有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
這兩種觀點看似對立，但基本立場都是希望維護藝術家的獨立性，至少是一種共識。差別在於，美國民間有藝術贊助的文化，加上免稅的政策搭配，創造了一種全民參與的現象。歐洲雖然主張政府贊助，也不是沒有意識到政治干涉創作的可能，所以解決方案，是提出所謂一臂之遙（arm’s length）的觀念，讓負責贊助的官方基金會保有一定獨立性，不要因為政黨輪替而任意變換補助方向，而是由藝文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透過專業討論來決定補助名單。
不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在1990年初代開始趨於沒落，組織與預算都被大幅縮減，主要是幾個關於同志與宗教的爭議作品，造成各界反彈，認為政府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來支持讓民眾反感的作品，強調這些藝術家的創作自由，大可透過支持他們的民間企業來贊助即可。近年來，歐洲經濟的衰退，也造成各國藝術補助不斷被砍，引發諸多抗議。
不論如何，如果當初沒有佛羅倫斯的梅迪奇這個銀行家族的長期灑大錢贊助，文藝復興就不會開花結果。藝文贊助總是基於遠見與善意，而非投資計算。不論民間或政府，總是得有人跳出來支持藝術家。看看台灣民間對藝術贊助的狀況，我們連藝文消費的習慣都還沒有，就知道在這時候，誰該出來支援藝術家。畢竟我們不是美國，不是嗎？
延伸閱讀
馬特爾（Frédéric Martel）著，《論美國的文化：在本土與全球之間雙向運行的文化體制》，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宏濤譯，《人的條件》，台北：商周出版社，2016。
艾賓（Hans Abbing）著，嚴玲娟譯，《為什麼藝術家那麼窮？打破經濟規則的藝術產業》，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