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奧地利,全球皆如此,如5月16日舉行的紐約蘇富比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晚拍,原本由席勒在1909年年僅19歲初試啼聲之作《達娜厄》領銜,估價高達3千萬至4千萬美元,可惜在拍賣前一刻被藏家撤下;興許是留懸念給明年?
「大眾情人」克林姆是奧地利國寶,他一手發掘的學生席勒也是。席勒是屬於那種有個性、有傳奇、有八卦的藝術家,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讚賞他。
從克裡姆特到席勒,就像是從溫暖過渡到冷冽,從陽光明媚變成霧霾重重。正是這樣的對比,讓席勒顯得特別—緊緊擁抱的戀人,不安的愛;母親懷中的嬰孩,空洞絕望的雙眼—似是穿透重重霧霾直擊人心。
藝術不應該總是時髦的、跟隨潮流的,或者是囿於時代的定義,它應該是「無時間性」的。
從「移情」到「表現」
說起席勒的藝術風格,克林姆和維也納分離派是繞不開的,尤其席勒早年的作品深受克林姆影響,富裝飾性,有東方圖騰意味。其中克林姆的大型壁畫深刻影響了席勒:修長的人形,骨瘦如柴的四肢,這可能和克林姆善於把人體像數列組合一樣排列有關;區別於表現的物件和題材內容。
席勒1909年的作品《Child with halo on a flowery meadow》。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席勒早年的風景畫,是「擬物」也是「移情」的,他在1913年8月25日寫信給維也納收藏家弗蘭茲.豪爾(Franz Hauer)時寫道:「我主要是想觀察山脈、河流、花草樹木的自然規律變化,由此而時刻提醒著我們,在我們人類的身體內也有著相似的運動,也經歷著植物內部的愉悅衝動與痛苦的忍受。」以至於他的風景畫有點象徵主義的味道,但席勒走得更遠。
之後約1913年開始的自畫像,將席勒帶向完全的表現主義之路:他展示了一種全新的視野,是在自然主義和印象主義之外的一種新趨勢,一種更趨於內在情感表達,技法上卻更簡潔、對比更強烈的視覺語言。
其實席勒對色彩的使用有很大的創新,雖然他的形象看起來如此簡潔—特別是速寫,寥寥數筆線條就勾勒出神韻,但是這並非指席勒忽視色彩,相反,他用最單純的色彩表現出最有裝飾感的效果,他告訴我們,並不是如德拉克洛瓦宣導的浪漫派的激情才叫色彩,也不是如印象派那般陽光明媚、鮮花簇擁才叫色彩—色彩本身也是可以具有紀念碑式的效果。其實塞尚在這一塊已經做出表率,而在席勒這裡得到某種程度的繼承。
席勒1911年的作品《Sunflower》。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雖然從視覺語言來看,席勒受到克林姆影響極大,特別是早期的幾件作品,基本就是在致敬這位維也納分離派的先驅。後來他也受到孟克的影響,並十分羡慕孟克的表現力。但是在對構圖的視角呈現上,席勒或許更接近塞尚的努力—塞尚「用兩隻眼睛畫畫」,將多種角度的視覺畫面平鋪並列,打消空間的透視;席勒則是利用鏡子畫畫,他的創舉在於對畫面空間的壓縮,人物就像是在照鏡子的既視感。
席勒1915-17年的作品《Mother with Two Children》。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當然,傳統的經典並不會在新時代的創新中全然銷聲匿跡,如席勒有一幅經典的自畫像是摸著自己臉頰並用力拉下眼瞼,這個圖式其實是遵循了「The Man of Sorrow」(基督的悲傷)的中世紀圖像學傳統;杜勒就曾畫過這個題材。而席勒故意用手拉下眼瞼導致臉部不對稱,正是他的追求。在走向表現主義之前,也即1910年左右的自畫像,則是受到象徵主義影響較大,包括高更的影響。
從借鑑到創新,精準的情感探索總比精準的視覺更高一級。
1908年很重要,因為有兩件作品已經開始與克林姆對話了。克林姆筆下那些流動的光影和活力的線條,包括他採用金箔等材質所賦予畫面的迷人閃爍氣息,在席勒這裡走向了反面:人物瘦如一片葉子、如剪影,且沒有背景,更無從談景深。光線與華彩似乎都被網羅棄置在角落裡,暗喻著無常、死亡的陰影揮之不去。
席勒1915年的作品《Two Crouching Girls》。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席勒在畫面中省去一切累贅之細節,不相干的裝飾全都沒有,從而讓身體本身說話。席勒筆下的人看似柔軟、可塑性極強,是「有機」的;不同的態度、神情、姿勢可能都是不同的資訊。而克林姆的人物像宣傳畫,富裝飾性,加之對人物臉龐和軀體的逼真描繪,他的繪畫是「無機」的。席勒的模特不光只是坐著、躺著,而是在一個抽象的空間裡自主活動。這個其實也就是視域問題,所以又呼應了前文所說的,席勒對空間進行意識上的探索,是更接近塞尚的努力。塞尚的空間也是一個「抽象」的空間—雖然一切看起來寫實,但並不真實。席勒的那些自畫像,曲著膝蓋以至於到了一種匪夷所思的角度,這樣看起來人物就成了一個長方體。
席勒1910年左右的自畫像,刻意拉自己的眼瞼。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向死而生
阿爾貝蒂娜博物館的這個大型回顧展以時間為脈絡,精選了代表席勒藝術生涯不同階段的代表作,全面呈現了一個謎一樣的席勒。他飽受精神分裂之痛苦,自戀自慰又孌童,還曾因「散布色情圖片」的罪名入獄;對同性和異性交往都很開放,還是絲襪控……唯一不變的是他從不停筆。
席勒1917年的作品《Nude on her stomach》。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在席勒的身上,映射的是那個時代的不安和騷動,是戰爭陰影籠罩下對死亡和消逝的恐懼、壓抑。
新時代的藝術,是直白的、扣人心弦的。藝術終於從道德模範和現世避難所的「功能定義」中擺脫出來,也不再是一種「審美欺騙」,而是直面生活的困境和內心的恐懼,還有那些靈魂中的黑暗力量。
著名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Robert Musil)曾如此描述過席勒所生存的那個年代:「從未有一個時代如此被死亡的恐懼所環繞……從未如此死寂/人類如此渺小/愉悅如此遙遠而公平與正義如此渺茫……人們躲在靈魂後哭泣,藝術也在為之哭泣—這就是表現主義。」恐懼與對生命意義的質問相連,也是精神分析學關注的重點。
席勒畫了很多母子題材的作品,但和溫馨、圓滿沒有什麼關係,都是在探討生與死、新生與衰亡的問題。如1910年經典之作《死去的母親》(Death Mother),母親枯瘦的臉龐隱沒於黑暗中,而處於畫面中心位置的是被包裹的嬰兒,其實是一個子宮的形狀,嬰兒的身上聚集了光亮,小手紅彤彤地似乎在招手—這樣的對比和隱喻是直觀的,也是令人震撼的。他說:「人們是不是忘了孩童時最初的性衝動的罪惡感?人們是不是遺忘童年時內心所燃燒的恐懼和激情?我從沒忘記,並且一直在忍受著。」
席勒1910年的作品《Death Mother》。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席勒的畫無疑是私密的,也是情色的;是歡愉,也是恐懼。他的恩師克林姆的畫也是有情色元素的,但溫暖、繾綣,而席勒,幾乎帶有一種自虐。就算是纏繞的戀人,令人感受到的不是溫馨,而是不安,就好像是要緊緊抓住短暫的歡愉,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消逝。席勒自己就說:「我所漫步的,是一條通往深淵的小徑。」也許今天,你讀懂了席勒,他會和你說「歡迎來到深淵」。不過藝術,就是直面深淵的勇氣。
能把對死亡的恐懼情感描繪得如此生動,除了席勒,還有他的偶像孟克。但倆人還是有所不同,席勒是「骨」,孟克是「肉」。
值得一提的是展覽中的人物速寫主要為水彩,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顏色豔麗又輕透,又深見功力。阿爾貝蒂娜博物館的主管、藝術史家奧托.本內施(Otto Benesch)是席勒最堅定的藏家亨利希.本內施(Henrich Benesch)的兒子,也是他將席勒的藝術推薦到全世界。
席勒或許沉重,但他的藝術是真正地具有力量。諷刺的是,席勒年僅28歲就死於西班牙流感;而她懷有6個月身孕的妻子愛迪絲,早他3天離世,讓人聯想到《死去的母親》,不禁唏噓。而克林姆也因病在1918年先於席勒離世。
也就在他離世的這一年,席勒應邀為維也納分離派設計第49屆畫展海報,這張海報也可以說是席勒的自畫像。內容取材《最後的晚餐》,席勒將自己畫在原本是耶穌基督的位子上,對面空著的位子可能暗示著過世的克林姆。這幅海報的草稿可以在這次阿爾貝蒂娜的展覽中看到。
不一樣的「情色」
席勒的作品有情色,但和英國插畫藝術家比亞茲萊、克林姆不同,他表達的是一種被奴役的痛苦,是一種坦白和真實的勇敢,帶著孩童般的直率和天真,似乎對即將到來的無助、驚恐和絕望猝不及防。當然,今天很多人會用專業眼光定義為一種瀕臨竭斯底裡的症狀。但是席勒不是精神病藝術,他是刺探人際命運的叵測;這和當時萎靡風氣的新藝術運動界完全不同,當時流行的是象徵主義彌漫斯芬克斯魔鬼契約的神秘,以及由當時年輕的奧地利哲學家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所宣導的兩性戰爭思潮。而席勒完全不關心這些,他筆下的性,是平等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席勒認為,唯有死亡和性將人的距離拉近。
最後分享一句維也納分離派的宣言:「將藝術獻給它所在的時代,將自由獻給它所在的藝術。」
席勒為49屆維也納分離派展覽所做的海報。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明年,將是二十世紀藝術史上重要的角色之一、奧地利繪畫鉅子埃貢.席勒(Egon Schiele,1890年6月12日至1918年10月31日)逝世100周年。席勒的祖國奧地利已經開始預熱了:維也納阿爾貝蒂娜博物館於2月22日推出埃貢.席勒特展,展覽為期4個月。
席勒1911年自畫像,也是阿爾貝蒂娜博物館此番席勒特展的海報。圖|阿爾貝蒂娜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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