瀟灑流風．長物情懷：中華文物學會40周年慶論壇暨收藏家系列講座

2018年10月，中華文物學會迎來創會40周年慶，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齊聚國家圖書館，以「明代生活美學」為題舉辦專題演講、論壇及收藏家系列講座。理事長王水衷致詞表示，學會創會以來一直秉持發揚中華文化的精神，提倡美學存於日常之中，希望現代人也能感染古人對藝術品味美好的追求。論壇就「清翫賞鑑」、「交遊風尚」、「文人空間」、「文化經濟」、「閒情雅興」等五項子題探討明代生活美學的精髓。收藏家系列講座則是收藏家延續「明代生活美學」的主題，以收藏熱情為出發點，分享研究成果與鑑賞心得。

專題演講一：晚明的文人文化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為首場講座講者。他首先提點從明代早期到後期文化上的發展變化很大，援引學者森正夫〈明末の社會関係における秩序の変動について〉中提到晚明社會秩序——舉凡尊卑、貴賤、長幼等都產生巨大的變化。王汎森認為嘉靖至萬曆年間是變化的關鍵時期，且對社會的影響非常廣泛，當然也包括了當時的文人文化與審美的觀念。對於明代中、晚期的社會變化，王汎森就幾個層面進一步闡述：（一）明代後期商業的特色，其一，以金錢作為交易的媒介；其二，運河的疏通使得長程貿易蓬勃發展；其三，長江河運發達帶動江南商業市鎮的繁榮；其四，商品貿易的發達。（二）明代後期大量人口到城市生活，對傳統的禮儀倫常產生新的解放的可能性。（三）草根哲學運動——陽明心學的啟發：「心即理」、「良知」思想的傳播與闡發，開啟個人解放與自覺的可能性，並決定了晚明文化與文人的性格，重視「真」、「趣味」、「個體」等心性特質。（四）明代後期跨越地域的各樣黨社活動蓬勃。（五）日常生活形上化的趨勢：以日常為道，《易經》中「百姓日用之謂道」在晚明服膺王陽明思潮的文人圈中非常流行，日常生活中的行事得到強大的重視，如喝茶、焚香被提升至「道」的美學層次，具有形上的意義。

專題演講二：明末清初瓷器上的書寫裝飾
第二場由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白謙慎主講，指出17世紀景德鎮陶瓷裝飾的變化，其背景原因之一即與晚明印刷文化的興盛有關。各式各樣的商業印刷品大量印製，由此激發並形成新的閱讀群體。書寫在陶瓷上的文本來源非常多樣化，凡為當時出版的戲曲、畫譜、詩賦等皆成為取材的對象，著名的品類及實例如：天啟年間貿易瓷中出現書寫赤壁賦的青花瓷器；另外還有崇禎──康熙初年期間署「可竹居」、「竹影」、「木石居」款等作坊所燒製的瓷器。朱莉婭．柯蒂斯（Julia Curtis）博士的觀鷺園藏康熙〈青花觀音尊〉，上面除繪以山水，還書寫十首描述景德鎮景色的七言詩和一篇短文。白謙慎考釋短文的性質與十首絕句詩的關係，得知短文來自詩集《昌江聚詠》收錄的趙文宗序文。有趣的是，觀音尊上的序文署款被改成「降霞子抄錄」（降霞子是當時景德鎮作坊「木石居」非常重要的抄手）。白謙慎表示，正如王汎森所提，這是一個個人彰顯的時代，因而景德鎮的抄手也不例外。至於，誰是這類書寫瓷器的消費者？白謙慎認為這類瓷器上一般詩文和書法的水準並不高，甚至錯誤百出，因此推論消費者是能夠讀書識字但藝術水準又不高的市民，包括從商後累積大量財富的商人階層。藉由倣效文人的生活方式，購買者將這類書寫瓷器視為附庸風雅的居家擺設和日用器，用來展現自身的文化能力和品味。

論壇：清翫賞鑑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倉聖哲發表「文人畫網絡中的『浙派』畫家」。板倉氏指出鈴木敬曾提出「浙派」和「吳派」的分類是不明確的觀點；高居翰、石守謙、科律格等也認為浙、吳二派界線曖昧，而重新思考明代畫史兩大派別的問題。在此學術背景下，板倉氏從現存作品中探討被分類為「浙派」畫家的「文人畫風」，「浙派」畫家的作品多數是絹本的大幅掛軸，不過也有非典型「浙派」的例子。首先舉例浙派畫家也繪製文人網絡中作為訂製與鑑賞用的送別圖，例如，戴進〈歸田祝壽圖〉、〈金台送別圖〉、〈歸舟圖〉，以及王諤送日本友人的〈送源永春還國圖〉、〈送策彥周良還國圖〉。其二，浙派畫家的作品中可見到不少文人的題贊，如擅長李公麟白描畫風的吳偉〈武陵春圖〉和〈歌舞圖〉，其中〈歌舞圖〉上有唐寅、祝允明等知名蘇州文人的題贊。吳偉畫風所具有的多元特性，讓他在浙派、吳派二元的分類法中無法被歸納。除了從文人畫風的角度探討浙派畫家的繪畫風格，板倉氏也從材質運用說明兩派畫家無法二元區分的事實，如在15世紀中期以降的東亞文人圈中流通廣泛的金箋紙。以存世畫作來看，沈周〈秋景山水扇面〉和〈寫生（雜畫）冊〉、朝鮮文人畫家梁彭孫〈山水圖〉、吳偉〈子路問津圖〉、張路〈雜畫冊〉、汪肇〈竹林山水圖卷〉等都用金箋紙，反映了明代中期以後盛行裝飾性的表現方式。重視市場性，成為時至明代後期職業和文人畫家界線趨向模糊的前提因素之一。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研究所教授王耀庭發表「明代名家點景人物的主與客」。明代山水畫中的點景人物是一種「自我概念」的畫像，透過題款詩文及畫中景物，說出特定時空下的情感與處境。王耀庭例舉明代早期王紱〈山亭文會〉和〈鳳城餞詠〉，畫中人物的主客關係並不明顯，稍晚的劉珏〈清白軒圖〉與杜瓊〈南湖草堂圖〉有了較明確身分的點景人物。沈周、文徵明、唐寅等描述文人自我及與友朋來往的紀實作更多。例如，沈周〈溪山秋色圖〉從秋景、人物、詩題道出畫家的人生觀，是「敘事性的自我肖像畫」；文徵明〈人日詩畫圖〉從自題中得知此次雅集的參與者均是畫家早年的朋友；唐寅〈花溪漁隱圖〉按題畫詩的提示，應該是畫家自我的寫照。王耀庭總結：「明人山水畫中的點景人物結合題畫詩，提示了自我與他者的網絡關係，許多雅集、送別的作品展現了文人的社交應酬，畫中的『我』（主）與『客』，同樣也揭示了社會關係中的我（主）與『客』」。

論壇：交遊風尚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鴻泰發表「晚明士人的交遊風尚」。王鴻泰指出，明代中期以後士人「旅遊」的活動開始盛行，目的是參加許多藝文活動及交友，是經營社會身分的一種方式。活動交遊的空間範圍大多集中在商業網絡上，例如長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區和京杭運河沿岸城市。明代後期士人的集會結社，其性質與宋、元兩代士人雅集的不同處在於後者屬於相識文人間的聚會，而前者的聚會型態猶如現代「快閃」活動，參加文人在2、3天的活動期間自各個城市匯聚於此，藉此建立文藝的社交網絡。城市的繁華成為士人活動的重要場域，他們在此開展人際的交往，並追求各種娛樂生活，呈現饒富情趣的生活面貌。

上海博物館書畫部副研究員孫丹妍發表「陳洪綬與晚明曲家」，著重探討陳洪綬與孟稱舜、張岱、祁彪佳等曲家的交往。孟稱舜是繼湯顯祖之後的重要戲曲家，陳洪綬點評其劇作最勤。有趣的是，陳洪綬認為《桃源三訪》是「較視前本更為精當，與強改王維舊圖畫者自不同也」，評語顯示出他以畫家角度評論戲曲的特點。陳洪綬也為戲曲人物畫像，如《嬌紅記》中的「嬌娘」形象、《張深之正北西廂》中的「雙文小像」（元稹《鶯鶯傳》中鶯鶯之原型）。此外從詩文題記得知，陳洪綬與山陰祁氏家族的交往密切，該家族以藏書、書畫、戲曲的愛好聞名。孫丹妍最後介紹陳洪綬與張岱家族的交往，陳洪綬《水滸葉子》是張岱敦促而成，可見兩人的交往深厚。張岱《陶庵夢憶》中紀錄了他與陳洪綬、曾鯨等八人參加的一場聚會，席間穿以畫佛、寫照、唱曲、吹簫、串本腔戲、調腔戲等文藝活動，是文人風雅的寫照。這些交往情誼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在陳洪綬創作之中。

論壇：文人空間
廣東省博物館牛曉琰發表「明代文人的書齋生活」。明代文人注重書齋空間的營造，從建築布局到室內空間陳設，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化和審美情志的體現。書齋通常分為以書桌為中心的讀書區，以琴桌為中心的雅藝區，以茶几為中心的會客區，以榻為中心的休憩區。齋中的家具，亦受到文人的關注。明代文人參與了家居的設計，也使得明式家具具備了簡練、典雅的人文內涵。而陳設和文房用具同樣反照主人的審美品味。

上海博物館工藝研究部副研究員施遠發表「眾美輻輳．表裡發揮：從晚明竹刻與顧繡的勃興看江南文人審美與匠作文化的會通」。施遠認為明晚期盛行題寫和鐫刻銘文在器物上，是文人大舉參與「飾物」活動的證明，並從嘉定竹刻和上海顧繡分析文人與當時匠作文化的關係。嘉定第一代竹刻家朱纓，史載其刻人物「比于吳道子……刀鋒所至……神爽飛動，恍然見生氣者。」實物可見明萬曆朱守誠墓出土「朱纓」款竹雕香筒（上海博物館）。顧繡以結合繪畫和織繡的工藝呈現文人逸趣，上海博物館收藏的繆氏繡〈枯木竹石圖〉即再現倪瓚竹石小景的筆墨韻致；韓希孟繡〈花卉蟲魚冊〉則表現了神韻俱全的典雅之風，冊尾且有董其昌和陳子龍題跋。種種展現文人逸趣與匠作文化達到會通的境地。

論壇：文化經濟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發表「蘇州閶門的文化經濟」。大木氏點出，閶門具有位於京杭大運河交通樞紐的地理優勢，明清時期有長途運輸的大型船停泊附近，各式商店及客商會館林立，是蘇州最熱鬧的商業區。從閶門至寒山寺、虎丘一帶有書畫、文具、花木等店鋪、妓樓及餐廳也很多，文人經常遊歷消費。《味水軒日記》曾記載作者李日華到閶門的「購物」行程：「至閶門，購得王右軍〈實際寺碑〉一本、米元章擘窠書〈天馬賦〉一本。亭午，至虎丘，購得贛蕙二本、珍珠蘭一本、茉莉高七尺者二本。夜宿虎丘後麓。」《快雪堂日記》中也有作者與蘇州當地和尚文人吃飯喝酒、聽歌看戲的紀錄。大木氏引《紅樓夢》第一回：「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作結，認為「富貴風流」正是時人對閶門在文化和經濟上的特殊地位所作的最佳註解。

北京故宮博物院明清宮廷技藝研究所所長陳麗華發表「躬尚修玄——明嘉靖朝宮廷漆器審美鑑賞」。明世宗嘉靖皇帝堪稱中國最崇奉道教的皇帝，《明史．食貨志》記載他為營建齋醮動用浩大的人力物資。在這背景之下，漆器工藝裝飾紋樣鮮明地著重在長生、昇仙、福壽、吉祥等具道教色彩的主題上。北京故宮收藏的嘉靖朝漆器共計200餘件，陳麗華表示很多都是祈福的醮壇法器。另一方面，嘉靖朝宮廷漆器的裝飾風格和工藝技法構圖嚴謹、繁縟細瑣、工巧華麗。她進一步例舉故宮藏漆器，說明由道教信仰衍生的吉祥語，如「松鶴延年」、「福祿壽」、「壽山福海」、「多子多福」等，或以文字，或以大自然動植物的名稱諧音結構成圖式，成為這時期常見的漆器裝飾紋樣。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蔡玫芬發表「文雅與貨殖：明晚期工藝創新現象」，闡述明晚期商業環境與文雅相尚風氣下的工藝新貌。蔡玫芬引《味水軒日記》記載，並配以傳世文物，勾勒出作者李日華對於當朝瓷器和牙角雕刻等文物的知識程度與美感審度，例如李日華了解當時青花料進口的情形：「購得萬曆初窯真言字茶杯二隻，甚精雅可玩。……近鄯善國者，蘇摩羅青已竭，而景德鎮匠手率偷薄苟且，燒造雖繁，恐難復覩此矣。」自喜所購得的真言杯品質不錯。另言「然近日建窯造白器物，日以精良，豈人事摶埦之工亦隨造物轉移耶」，他揣度景德鎮陶工遷移德化，故福建德化窯白瓷燒造日益精美。蔡玫芬後半發表闡述當時因海洋貿易所進口的犀牛角，在海澄、蘇州巧雕成各式犀角材質的日用器，這昂貴的新產品風靡盛行，大官文人如巖嵩、汪道昆、錢謙益等都曾擁有，德化窯白瓷也有犀角杯造型的產品，即可印證在當時受歡迎的程度了。

論壇：閒情雅興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廖寶秀發表「明人茶境中的閒情雅興」。她提點「茶事」在明代各種聚會雅集中是不可或缺的藝文活動，運用畫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丁雲鵬、陳洪綬、王問、尤求等所描繪茶事情境的存世畫作，參考《格古要論》、《遵生八牋》、《考槃餘事》、《長物志》、《瓶史》、《瓶花譜》等當時與生活美學相關的器用品評指南書籍，再結合實物比對，還原文人雅興活動的真實面貌。她進一步指出，雅集中的各式器用有幾項品類是時常出現的，例如白瓷茶鍾配以朱漆茶托；各式提樑壺；爐瓶盒三式的香道具；作為花器的尊與觚。這些象徵茶、香、花事的表現，在明代盛行的雅集圖中常見，存世的實物亦不少，足以真實地感受明代文人生活的雅趣與品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巫仁恕發表「東坡肉與明代士人文化」，分析東坡肉在歷史上的演變情況。巫仁恕認為，蘇軾可能在貶職黃州時期發明了一種豬肉烹調的方法，但是宋人並未以「東坡肉」命名，此名直到明代才出現，與當時的蘇軾崇拜有關。蘇軾的文章是科舉考試中策論的最佳範本，因而當時文人士大夫收集有關東坡的詩文集，並評選出版的情況普遍；且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將詩文風格非常契合的蘇東坡視為典範。種種因素促使以「東坡」命名的物品非常流行，如「東坡肉」、「東坡巾」、「東坡椅」等。而「東坡肉」不只是宴飲時最著名的菜餚，更成為一種士大夫文人階層認同的象徵物。巫仁恕接著考證歷代「東坡肉」製法的演變，至今能找到近似「東坡肉」的最古老製法是元代倪瓚《雲林堂飲食制度集》中「燒豬肉」條的記載；到了明代，食譜文獻中所載的「烹豬」法則開始強調烹煮「東坡肉」過程中醬汁的重要性。最後巫仁恕論述「東坡肉」這道菜餚在民國以後何以成為杭州菜的代表；以及其向外傳播至江戶時期的日本及後續的發展，他認為「東坡肉」在日本流行的原因仍是源於對蘇軾的崇拜，是對中國士人雅集文化的一種仿效。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教授劉靜敏發表「書齋裡的幽香——明人爐瓶盒三事」。她首先從書齋對文人的空間意義談起，書齋從藏書、讀書之處，亦可作為靜室、佛堂、茶寮乃至逃亂避世的桃花源。文人的日常中，書齋裡不可一日無香。她從當時文人雅士有關書齋起居的記載歸納出焚香的三項目的，即「日課焚香，求清福」、「習靜焚香，求清靜」、「怡養焚香，求養生」。劉靜敏接續著闡述明代文人玩香所著重的賞煙與品香。關於前者，明人有許多聚煙的妙法，從製作香丸的成分著手，以達到「滿室生雲」的效果；至於後者的品香，則求其味幽，高濂便主張「燒香取味，不在取煙……取味則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關於書齋焚香的雅器——香爐、匙瓶、香盒的選用，在材質上明代尚無固定的組配，但以香爐來說則宣德銅爐最佳。最後，劉靜敏以《遵生八牋》中的「幽趣各有分別，熏燎豈容概施？香僻甄藻，豈君所知？悟入香妙，嗅辨妍媸。曰余同心，當自得之」，為明代晚期文人在書齋焚香的樂趣作了註解。

收藏家系列講座
收藏家系列講座分別邀請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林霄及深圳望野博物館館長閻焰，為觀眾帶來三場精彩演講。

何國慶主講「探疑尋真——還原無款與改款書畫的本來面目」，考證所收藏的書法作品，並且試圖還原作品的真實書家。他提及一件米芾款《古詩十九首》，認為從書法風格來看應是明代陳淳的作品；而另件舊題羅洪先〈詩書冊〉，因書法風格有異，經考證應是晚羅洪先將近200年的法若真所書。何國慶收藏不僅著重大家，對於地方、省等區域性的文人書法作品也投以關注，例如一件舊題倪元璐書畫卷，經由比對是明代末年善於畫墨牡丹的廣東名書畫家伍瑞隆作品。除此之外，他長期重視明末清初僧人的書法繪畫，將藏品中原署款袁尚統的〈長江萬里圖〉與定遠齋藏深度上人〈山水卷〉比對，推論〈長江萬里圖〉可能是深度上人之作。收藏家對藏品的研究之樂，在此表現無遺。

林霄主講「發現邵珪——成化間京官們的詩學生活」，從近墨堂收藏的祝允明〈赤壁賦〉書跡，考證邵珪其人與他和同儕文人間的交往脈絡。他認為此幅原署祝允明的〈赤壁賦〉與2016年日本某拍賣公司拍品〈王陽明先生墮馬歌長卷〉是同一書家的作品，後者有題記：「余墮馬幾一月，荷菊田先生下問，因道馬訟故事，盡出倡和奉觀，閒錄此篇求教萬一，走筆以補笑具。甚幸。珪在玉河東第，八月一日書。」根據內文題記，林霄考證真正書家應是邵珪。邵珪，字文敬，號東曹隱者，宜興人，成化五年進士，有《邵半江詩》存世（詩集中有收錄〈墮馬歌〉）。林霄逐一考證此〈墮馬歌長卷〉中所提及的人名與邵珪的關係，並勾勒出邵珪的文人交友網絡，包括李東陽、吳寬、王鏊、秦夔、程敏政、馬中錫等人，因而發掘了更多邵珪的生平、性情、逸事、仕宦經歷和其書法評價，反映了成化間京官們詩學生活的一個面向。

閻焰主講「從『帖木爾』時代出現在撒馬爾罕附近的永樂青花看當地窯器」，嘗試追索元至正型青花在中國和中亞之間的傳播途徑。帖木爾帝國（1370-507）是繼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後在中亞最重要的國家，它的京畿要地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撒馬爾罕，位於鹹海附近由錫爾河和阿姆河所構成的兩河流域之內。撒馬爾罕的沙赫里薩布茲博物館（Shahrisabz Museum）陳列五件青花陶瓷標本，其中一件出土於塔什干以南150公里吉扎克附近，經閻焰比對後，論證該件標本為明代永樂朝的青花扁壺，證明永樂青花傳播路徑曾進入過中亞。由此，關於元至正型青花傳播路徑的問題，他主張中亞發現的青花應是從景德鎮至元大都，經由北線的陸路運送最後進入撒馬爾罕的。至於陳列中另外四件具有明代風格的青花標本，他則認為是當地所生產的陶胎青花器，驗證中國青花在撒馬爾罕出現後，對當地窯業所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