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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石碑、三種歷史:《昇仙太子碑》折射的武周朝政治、文字與書法

一塊石碑、三種歷史:《昇仙太子碑》折射的武周朝政治、文字與書法

A Stele, Three Histories: “Stele of Empress Dowager” and Wu Zhou Dynasty Politics, Writings, and Calligraphy

《昇仙太子碑》位於河南省緱山,在連接神都洛陽和中嶽嵩山的道上。這塊碑設立於武周聖曆二年(699),一直是嵩山行旅以及考古訪碑的熱門景點,這自然是因為碑陽有一代女皇武則天的書蹟。相比起來,這塊碑的碑陰受到的關注就少得多。但《昇仙太子碑》自立碑開始,碑陰就蘊含著重要的資訊。

《昇仙太子碑》位於河南省緱山,在連接神都洛陽和中嶽嵩山的道上。這塊碑設立於武周聖曆二年(699),為武則天行幸嵩山、經過緱山時,將三年前舉行封禪大典時興修的昇仙太子廟進行修葺後所立的紀念碑。該碑至今仍存,其體量巨大:僅碑首和碑身就高達6.7公尺,再加上贔屭底座高1.3公尺,總高達8公尺,足足有三層樓高。此外,該碑闊1.55公尺,厚0.55公尺,整體看上去瘦長但並不羸弱。

《昇仙太子碑》石碑。圖版出自常盤大定、關野貞著《中國文化史蹟》冊5,京都:法藏館,1975,頁37。(唐寧提供)

這塊碑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名,一直是嵩山行旅以及考古訪碑的熱門景點,這自然是因為碑陽有一代女皇武則天(624-705)的書蹟。相比起來,這塊碑的碑陰受到的關注就少得多。一般來說,碑陰上刻的多是立碑過程中各工序負責人的姓名,都是關於石碑本身的資訊,確實不如作為正文的碑陽來得重要,但《昇仙太子碑》的情況非常特殊,自立碑開始,碑陰就蘊含著重要的資訊。

《昇仙太子碑》一直是訪碑熱門景點。圖為黃易《嵩洛訪碑圖》之〈緱山〉,紙本水墨,17.5×50.8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出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184。(唐寧提供)

由於其體量巨大,與被武則天書蹟占滿的碑陽相比,碑陰好比一張巨幅白紙,留有大量空間可供後人盡情發揮。這塊碑的碑陰有唐、北宋、金、清及民初人留下的諸多痕跡,而且在碑陰刻字的都不是無名之輩。本文會集中在這塊碑中信息量最為豐富的唐代時期,揭示它所承載的唐代政治、文字與書法歷史(編按:以下僅轉載摘錄唐代政治史部分,關於碑中所示文字史與書法史內涵,請見完整原文,刊載於《典藏.古美術》2021年10月號)

《昇仙太子碑》碑陽(左)碑陰(右)整拓。碑面圖版出自偃師市文物旅遊局編《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經重新編排整理。(唐寧提供)

一碑三朝:初唐盛唐間動蕩歷史的見證

《昇仙太子碑》最先刊刻的是武則天書碑額「昇仙太子之碑」大字及碑陽兩千多字的正文,全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前半講述周代太子姬晉(字子喬,又稱王子晉)在緱山駕鶴昇仙的故事,並交代在當地為王子晉立廟的事宜,後半則祈求神明保佑武周國運昌隆。武則天如此操作的動機並不難理解,她視其政權為周代的延續,那麼周代的昇仙太子當然就值得隆重紀念。

根據文末薛稷(649-713)所書建辰,該碑完成於聖曆二年(699)。當年在碑陰所刻的文字集中在上段,羅列了見證此次立碑隨行人員的姓名和官銜及刻石立碑的負責人。有趣的是,這份清單並非簡單羅列,而是清楚明白地分成三大塊:右方為政府高官、中間為「二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而左方為皇族。在唐代,皇族擁有強大的政治實力,而不像在之後王朝中的皇族,儘管養尊處優,卻被架空了權力,難以撼動政權。至於「二張」是武則天的兩位男寵,在武則天統治晚期作為武則天權力的延伸權傾朝野。而且,「二張」還將昇仙太子的故事附會到自己身上,張昌宗就曾身披羽衣、乘木鶴吹簫來模仿王子晉,以加強自己在武周政權中的合法性。因此,《昇仙太子碑》的名單排列實際上就是武則天統治晚期權力結構的直接視覺呈現。

薛稷書「聖曆二年歲次己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699)。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05-106。(唐寧提供)

之後在這塊碑上刊刻的,是由武則天撰文、位於碑陰碑額的〈雜言.遊仙篇〉,此部分刻於久視元年(700),離立碑僅僅一年而已。武則天在立這塊碑的時候已經是75歲高齡,身體狀況日漸變差,她開始服食丹藥,追求長生不老的想法也日益強烈。「願允丹誠賜靈藥,方期久視御隆周」,武則天在這首詩的最後兩句中表露了她的心願。〈雜言.遊仙篇〉刊刻5年後,神龍元年(705)正月,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史稱「神龍革命」),誅殺「二張」,並逼迫武則天傳位於她的兒子、中宗李顯(656-710),至此李唐復國。之後武則天遷居上陽宮,同年10月去世。武則天對自身及其王朝的期許最終都落了空,她的生命和她的帝國都在這一年走到了終點。

武則天撰、薛曜書〈雜言.遊仙篇〉(700)局部,「(玉)酒還用金膏釀,駐迥游天域,排空聊憩息,宿志慕三元,翹心祈(五色)」。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43。(唐寧提供)

武則天去世後不到1年,神龍二年(706)八月,她的另一個兒子、李氏勢力的核心、安國相王李旦(662-716)來到緱山。他也在這塊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只不過相對於其他人喜歡刻字的「加法」,李旦先做了「減法」:他將碑陰題名處刊刻諸王姓名區域的文字盡數挖掉,又在二張姓名區域將張昌宗、張易之的姓名連同官銜鏟除。

鍾紹京書諸王芳名,後被相王鏟去,1909年朝鮮人金秉萬又在此處刻詩,「(夕陽呵)筆下荒臺。宣統元年菊月,韓人正三品通政大夫、內閣前秘書監丞金秉萬」。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81。(唐寧提供)
薛稷書張昌宗姓名(被鏟去)並官銜(699)局部,「(右控鶴內)供奉、騎都尉……」。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56。(唐寧提供)

以「二張」男色禍國的惡劣名聲,將他們的名字鏟去自是情理之中。至於左邊的皇族名單,李唐皇室成員在武周朝被迫改姓武,這塊名錄中的武姓對他們來說無異於奇恥大辱,他們當然也要抹掉這段屈辱的歷史。三個區塊中只有右邊的政府高官名錄得以保留,那是因為李唐復國後,中宗大致上還是維持了武周朝的官僚機構,如名錄中的武三思、魏元忠和楊再思等人都繼續在中宗的朝廷中任官。再一次地,這張被塗抹修改之後的碑陰將政權轉換後的權力結構進行了視覺化。

薛稷書各大臣姓名並官銜(699)局部,「春官尚書、檢校內史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臣(武)三思」。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46。(唐寧提供)

這面碑陰甚至還預示了未來。相王李旦在進行「減法」的同時,也做了「加法」:他在碑陰中段刊刻了此次行動的人員名單,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相王的幕僚。中宗的統治只維持了短短五年,在他的任內,皇后韋氏家族和武則天留下的武氏勢力迅速結合,並與李氏抗衡。唐隆元年(710),隨著中宗的去世,兩者的微妙平衡被打破,韋皇后試圖仿照武則天臨朝攝政,另一方的李隆基則和太平公主結盟並發動政變(史稱「唐隆政變」),誅殺韋皇后及一眾人等,並將相王推上皇位,是為睿宗。睿宗上臺後,相王府的幕僚也加官進爵,占據朝中的機要職位,如薛稷一直和睿宗關係良好,其職業生涯在睿宗朝迎來最高峰。相王在神龍二年(706)刊刻的這一系列幕僚姓名,又實實在在地預示了睿宗朝的權力格局。

相王李旦刊刻(706)局部,「(上)柱國、安國相王旦奉製刊碑刻石為(記)」,「王」字被金海陵王(1122-1161)下令挖除。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66。(唐寧提供)

幾十年後,又有一個人來到緱山,他在碑陰上只留下了表明自己身分的四個字「京兆韋庇」。韋庇(760-823)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遊客,他是關中郡望京兆韋氏的成員。這塊碑和京兆韋氏有關的歷史,同樣是「唐隆政變」。相王刊刻的幕僚名單中,有一個人叫韋慎惑,他也是京兆韋氏成員,當然也就在睿宗朝高昇。然而對於京兆韋氏整個家族而言,這場政變帶來更多的是傷痛─在「唐隆政變」中喪命的除了韋皇后,還有大批京兆韋氏的成員,「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韋庇的祖先是這場屠殺的倖存者。和今日的讀者一樣,當韋庇看到相王刊刻的名錄時,他也已經知道相王日後將會成為睿宗,以及政權轉換過程中的血腥屠殺。面對這塊見證其家族深度參與的動蕩歷史的石碑,韋庇想必會感慨萬千。然而我們已經無從知曉韋庇的所思所想:他只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就默默地離開了緱山。

韋庇刻字「京兆韋庇」。圖版出自《洛陽名碑書系.武則天昇仙太子碑》,頁187。(唐寧提供)

本文節選自《典藏.古美術》2021年10月號,原文篇名〈一塊石碑、三種歷史:〈昇仙太子碑〉折射的武周朝政治、文字與書法〉,作者:唐寧。文中另有「則天新字:一代女皇的創造力和統治術」以及「名家薈萃:唐代法書的寶庫」等節,精彩解析〈昇仙太子碑〉中的新造字及鳥篆飛白書等特色。完整內容歡迎選購雜誌閱讀。

本文節選自《典藏.古美術》2021年10月號,原文篇名〈一塊石碑、三種歷史:〈昇仙太子碑〉折射的武周朝政治、文字與書法〉,作者:唐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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