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失語者的多重撞擊：「呼吸鞦韆——劉霞、蔡海如聯展」

我没有權力說話
大聲說話
我像植物一樣活著
我像屍體一樣躺著
——劉霞〈寫給赫塔．米勒的分行信〉（2017）

經歷了重大創傷的人，都是如何活過當時、乃至後續的生命的？文學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的母親曾是被強制送往蘇聯勞役營的德裔羅馬尼亞人之一，重獲自由後，她始終處於面對那段創傷記憶的失語狀態。米勒無法從母親那裡獲得所渴望挖掘的傷痛內核，卻獲得另一位勞役營受害者、詩人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r）的全力協助，後者的故事成為米勒代表作《呼吸鞦韆》的敘事原型。《呼吸鞦韆》為肩負政治迫害創傷記憶的「失語者」群體創造了一個釋放與發聲的管道，文學性的修辭系統成為這一管道中的多棱鏡，折射、並連結起包括米勒母親在內的龐大「失語者」群體。

當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也是「呼吸鞦韆」展的策展人潘小雪直接將這個展覽如是命名時，則不啻為打通了另一重連結，直接將通道鋪向更大範圍內的「失語者」：從未停歇的政治壓迫，不斷造就（以及掩埋）生命與情感就此被改變的人們，其中不僅包括直接、也包括數量或許更多的間接受害者，甚至後者的「失語」之嚴重狀況更進一階。這些間接受害者，主要指的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無論當政治受難者枉受牢獄或死難之災，還是終獲自由、或被除罪和平反之時，其家屬往往都並非可掌握自身話語權之人，甚至難以逃離隱忍、退讓乃至話語權旁落的命運。

此次展覽以曾任法國外交部長顧問、北京大學客座教授的法國學者蓋．索門（Guy Sorman）所收藏的劉霞攝影作品為緣起，而潘小雪敏銳地選擇了在一個融合的層面上探討藝術與政治之關係的策略：在對劉霞攝影作品的觀看與闡釋中，政治並未被當成需要從藝術中被抹去、或是需要為了降低敏感度而模糊化處理的部分，它的真實存在被予以正視；同時，藝術所仰賴的表現形式與情感維度在其中反而也被凸顯，受策展人之邀加入展覽的蔡海如遠非某種平衡角色，而是成為整個展覽觀念中至關重要的對位旋律。

展覽所展現的對位式結構中，一方面，劉霞創作於1998年的攝影系列及其若干詩作、讀詩影像為視覺可見之物，縱然交匯了她作為劉曉波遺孀、與政治已然無可分割的生命歷程。劉霞作為詩人、藝術家的精神所在被賦予了同等重要的觀看位置；另一方面，蔡海如在現場部署了40多盆黃金葛組成的視覺意象作品《生命之花》，同時委身於綠植間一個個小玻璃瓶中的，是一則則摘自《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簡稱《獄外之囚》）的敘述，滿載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日常片斷。她們的作品以交織、共生的形式編排在一起，平面與立體、圖像與文本，甚至不斷生長、衰敗的有機體，共構一具多向度表達的記憶身體。《獄外之囚》這一書名，也與「呼吸鞦韆」形成文學性的對位，共同呼應兩位藝術家及她們所屬的龐大群體內、外在的生存境遇。

對於蔡海如而言，此次展覽邀約回應了她多年來對於白色恐怖之下女性處境的關注與探討，也更深一層地，驅使作為白色恐怖受害者後代的她，徹底回顧自己面對白色恐怖歷史、如何逐步學會處理無法觸碰之記憶，並透過藝術進行釋放與轉化的過程。從參與1997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的展覽「悲情昇華：二二八美展」開始，蔡海如始終未遠離這一議題；到了2014年，她策劃的「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才真正將「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屬」、具體來說是「白色恐怖受害者二代女」這一長久失語的族群，帶至藝術的展演場域，以藝術為媒介呈現各自的情感與記憶——蔡海如稱之為一次重要的「集體出櫃」。當沉重的生命經驗被呈現於陽光下，創傷才有可能透過創造而獲得療癒。蔡海如將其個人的療癒過程，融入更大的族群意識之中：從無法言說與暗地裡偷窺真相的狀態，推進到在與父母互動中不斷來回的成長、成熟過程。直至2016年她父親去世後不久，她在北師美術館的「類似過於喧囂的孤獨：新樂園20年紀念展」中，將15歲那年父親寫給自己的獄中家書置入作品《啟活錄》中，可謂完成了一個重新整理自我、逐步中止傷痛的生命階段。

人權和藝術並非絕然二分之物，而藝術則可鬆動意識形態的對立。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劉霞是此次展覽的絕對主角之一，其本人卻無疑依舊處於某種「失語」狀態，她的缺席讓我們僅能透過藝術、透過她朗誦詩歌時的氣息，淺涉其身為中國本世紀最著名的政治犯之妻，在一個更大的「牢獄」中走過的這些年。這次展出的劉霞攝影作品，此前數年已在世界不同地方展示過，其視覺衝擊力更像是一則則宣言。幽靈般的「醜娃」宛若由憤怒醜陋的成人世界附體，深刻而令人不安；被賦予特寫的織物等被從現實中抽離，置入逼人直視的無言情境之中。對比強烈的黑白影像是劉霞從靈魂深處釋放出的美學語言，情感上直截了當，卻又具備高度隱晦的符碼系統，奪目的光與深不可測的暗，皆是「失語者」所能抵達的邊境。

劉霞的攝影、詩文作品將訊息內化於內容本身之中；相比之下，蔡海如的作品則如水一般穿梭流淌於空間之中。滿地的黃金葛蘊藏了多重的時間性：1997年於北美館展出的作品《無題》中那小小一株黃金葛，經過20餘年的反芻與探尋後，終於得以肆意蔓延，藝術成為無法言說、不可言說之物事的出口；而黃金葛在這次「呼吸鞦韆」為期兩個月的展期中，彼此延展、探索、連結、乃至衰敗，擠擠攘攘的黃金葛，彷彿探向夢與生命的出口。時間是療癒所必需，也為揭示真相提供助力。展廳中安置了一張梳妝台的椅子、一張（主人不再在場的）椅子，中間隔了一道拱門，空間的曖昧性針對人之處境、關係、生命演進，也釋放出了多重的闡釋可能。從許雪姬教授等人的訪談集《獄外之囚》中擇取的近八十則片斷，在黃金葛交錯蔓延的枝葉間撒下星辰，觀眾在身處劉霞的攝影作品與生生不息的綠植間閱讀的經驗之中，獲得了貼近那些具有普世意義的集體傷痛的全新契機。從整體上來看，展覽的部署為閱讀他人的傷痛、為日常的哀悼而留出空間，兩位藝術家的作品互相陪伴、互相凝望，她們未曾謀面，彼此的作品卻毫無突兀與間隙地融為一體。轉回至廊道處，循兩側劉霞的詩句及其他文本，我們再一次與（戶外巨型展覽看板上）蔡海如那幅俯瞰的坐姿裸女畫作《飄》相遇，驚異它的小尺幅的同時，也震懾於其在走廊鏡頭出營造出的紀念碑力量。

蔡海如所言「正面迎向政治的藝術」，恰是在這種並非直接使用政治敘事或符碼的美學語法中開枝散葉。無論是在中國、在台灣，還是在全世界的諸多土地上，人類皆為暴力的權力體制之受害者，這樣的前提之下，此次展覽並非旨在激起某種狹隘的批判，而是訴諸「失語者」之真實，借以喚起深層的共感與哀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