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送來三組考題：「美學／語法為何？在藝術與媒體之間，定位近哪個多些？回到現場的循環經驗能否分享？」以上每題若細細寫來，篇幅都不短；又環環相扣，無法簡單分開闡述；更需有很具體的社會脈絡介紹，才容易明白。故，篇幅所限，只能聊以勾畫，望讀者諸君見諒。
我們是誰？
影行者的定位，從來都很「不清晰」，卻也從來都很「清晰」。傳說中，有說我們搞藝術、搞紀錄片、搞社運、搞社區、搞媒體……或者，不知我們搞什麼。其實，就像一位工人同時是女性是同志是公民是少數族裔是她父母的女兒一樣，一個完整的人會有生活的各方面。「我們」，作為一個整體，是一群願意打開自己生命去面向世界的人；是一群希望透過創作、發聲去尋找社會改變之可能的人；是一群自願成為集體的獨立個體—這一點，從來都很清晰。
問「是什麼」（to be）而不問「有什麼」（to have）—這是一個經典的社會運動論述—但基於世上太多定義和論述，故除了聲明自己「是什麼」，我們經常要求自己回答的問題是：「做什麼？如何做？為什麼？」
關於為什麼，我們有句老話：「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
如果藝術是一個自我表達、與人交流的過程、找到不同方法看和說世界的話，那麼藝術就不該是藝術家或有閒人士的專利。我們時常能看到不少組織者、導演去再現沒有聲音的群體，讓後者發聲，然而，我們想更進一步，尋找這些「被拍／再現者」的語法和內容，找到「無權無勢無錢無面」的人可以做創作的套路，讓所謂的藝術世界，增添多元的聲音。
至於「做什麼」？恰當的時候做恰當的事。比如說，參與式紀錄跟著各個反迫遷抗爭的期間，有急事須報導時會比較似報導式；想了解居民更多時，會較似跟拍紀錄片；想檢討行動時，就一起看毛片；想迸發居民的創造力時，會邀請他們一起做些小創作；想安慰大家內心痛苦時，可能也會剪些情深款款的mv；集體需檢視經驗時，便一起將事件的來龍去脈，剪成一齣長一點的紀錄片；想連結不同區的居民或吸引潛在的支持者時，就回到現場搞放映會……這整件事，都是過程一部分。
3A的基礎
現今，藝術創作和欣賞，往往被認為是高檔、有閒階級才可做的事，香港尤其如是。到底，要找些什麼方法，可以消除每天要幹十多小時異化勞動的基層人民，在意識上（藝術一定是高深莫測讀書人才明白，又或只是有閒階級的玩意）、技術上（需要太多精神和時間學習和練習）和經濟上（器材、材質太昂貴）接近藝術的障礙呢？
於是我們發展了一套「3A」原則：第一，affordable，可負擔，找便宜的方法，不需很多物料；第二，accessible，在工餘時間可完成，或容易接觸得到；第三，applicable，是有用的東西。所謂有用，是指他們會覺得有意思、能從中得到滿足感或在生活裡有確切用處的、發自創作人內心感到需要做的事（例如被迫遷居民想讓公眾明白自己遭遇不公）。
不是「作品」，而是未走完的路
我們怎樣看社會運動與創作的關係呢？許多人看社會運動，只看其爭，不看其美。影行者樂於參與草根、基進的抗爭運動，也願意協助不同的團體去進行這些工作，皆因在任何不屈於強權或主流的姿態之中，都包含了美。
在影行者看來，社會運動的根本，乃試圖撼動社會權力關係所生產的「現實」，還自由和想像力於每個個體；而藝術的初始，在於「勞者歌其事，飢者歌其食」，即對社會「現實」經驗的感嘆。個體因其獨特經驗而產生獨特的象徵意符取捨及排列；還有隨之而來的感通、流傳和傳唱之間，各人按自己的處境改動內容的半有意識集體創作。所共同者，乃兩者的本意都是去改造對「現實」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尋找真正的創新。
在這脈絡裡，對於「藝術創作」，我們理解自己不是為了做一件「作品」。每齣影片，從開始構思或在混沌中蘊釀或者拍攝討論剪接到放映再討論，都是一個所有參與者一起，在特定社會時空下生發的過程。故，每齣影片剪接完成時，我們都理解為未完成的作品，還在等待其他人透過觀影交流，去增補其意義。同時，一齣影片可能引起了一次行動，又或下一個創作的動機。如此，拍攝者、被拍者和觀眾與影片的關係，不是止於放映完畢之時。我們期待，大家皆不只坐在被設定的位置中，等待世界向他們走過來，而是自己站起身，走向世界。
home video式的集體培力 （empowerment）創作
我們相信我們時常在做「家庭錄影帶」：例如我們與反迫遷的居民一起計劃了行動，一起想好了要向世界表達的訊息，一起做了行動，一起把行動紀錄下來，一起把紀錄整理成了一個向世界發聲的影片。我們也找契機把攝影機交到居民手上，如無良業主突擊騷擾租戶，帶著三個年幼子女的單親媽媽楊女士便負起保管攝影機，需要時快速拍攝證據的重任。後來五歲大女兒和楊女士就拍下了業主粗暴趁鄰居離家時用木板封屋的埸面，也用鏡頭呈現了她平常與子女相處所需的大量情感勞動，和訪問大女兒如一家人露宿抗議會否害怕等。這些家庭錄影帶，鏡頭可能時而搖動很厲害，卻很真實地讓觀眾走進了她的生活。
有時，我們還會和居民合作構思製作短片。集體創作，當中最講究的，就是民主協商、平等溝通。有時，甲想把故事重點放在某點，乙又想把重點放在另外一個點，但大家最終需要剪出一條片。這時，好好深入討論，能為不同主題找到最大公因數便最好，否則也能盡量平等協商出一個結果來。溝通是雙向，各方因不同生活經驗而意見紛紜好正常，但溝通可能也會為對方帶來一些啟發，這些也是培力的重要過程。
又例如，製作長片需要的時間更多，若有未能參與剪接，但有參與事件的朋友，我們在初剪後，都會盡量邀請大家一起看片，一起討論，再行修剪。
故此，在創作者一欄裡，我們絕少冠上「導演」這種單層面作者論的名詞，而經常以「誰誰誰共同／集體創作」的形態出現。
個體不是「英雄」 呈現集體群像
當我們參與進不同的事件（比如反迫遷），又或協助不同的民間團體（例如婦女、工人或不同族裔人士的團體）時，都十分重視集體與個體之間的拉扯和平衡。沒有共同體，個體的權益或者自由，都根本難以實現；沒有個體的獨特性，集體便會呈單一和可能具有壓抑性質，這與自由平等的原則相背。不過，我們相信每個個體的經驗，都具有在同一個社會中生活的烙印，因此，要做的便是盡量在群體的需要和個人的經驗之間尋找一個比較好的接合點。
在敘事方面，我們會盡量呈現一個包含不同個體的群像。方法，有很多，其中一種就是盡量在同一場合或就同一問題訪問多人，讓大家都有發言空間，不會以最多話的人或領袖做主角。我們發現，有時剪接，也像開居民會般，要留意每個人都有個空間和自己的個性，但同時也是集體一部分。比如說：《順寧道，走下去》中，有一位因重建被迫遷的失業租戶姚生，平常不作聲或低聲自說自話，當其新移民太太想露宿抗爭，他卻怕身體捱不住，如影片只選取一個英雄個體，大概不會跟拍他。但當跟拍一直持續，姚生參與了多個大大小小不同行動，一直在鏡頭前被訪問，甚至在已被迫搬離重建區後，仍回來繼續開會支持其他居民，多次隨同影片與不同社群分享其被迫遷經歷等，他的自信慢慢提升了不少。在《順寧道，走下去》尾段他的一句「當其他人有需要，我會繼續參與，不要小看我啊，我會做得到。」正是我們把剛剪輯好的《順寧道，走下去》草稿在居民會播放時，他觀影後的分享。影片也展示出，那份低調中的自信，除了是他努力成長外，也是因為在集體抗爭中獲得其他人的支援，培養出的草根互助精神。
污名群體如何出場？
一般來說，污名群體受盡主流文化壓力，若要直面鏡頭說出自己的想法，非有過人膽量或者後援非常充足不可。可惜，這麼好的條件卻不是人人都有。在主流電視台的評述式紀錄片中，這些群體便時常需要以背影示人，或者戴口罩墨鏡帽子，活像是他們自己有什麼見不得人似的。對於這種呈現，我們一直都覺得不對勁。可能有人會覺得拍劇情片就可以避開這些問題。但用劇情片嘛，就要耗費時間金錢人力，若目的為鼓勵參與，就往往非這些草根階層可以承擔。
因此，多年前開始，在邀請污名群體說故事時，我們試以影像故事（photostory）的簡單方式，請他們選擇一些代表物代表自己，在故事中正大光明地出場。其中一例，便是多年前協助公共保障領取戶（在香港備受歧視的群體）所做的「難哽的說話」系列。這系列的影片，是以他們聽到歧視貧窮者言論的情景為主軸，大家一起把每個人的故事，變成不同場景，並在一堆玩具／器物當中，選取自己的代表物，把不同場景擺設出來，拍照，然後用最簡單的剪接軟件剪輯成一個小故事。在故事最後，大家一起構思一個，就該故事要反問社會公眾的問題。比如說：「單親女性在家照顧好孩子，讓他們以後貢獻社會，難道是沒有社會價值的嗎？」
其後，我們慢慢發展了不只用代表物，還會一起剪小紙人，及用不同的碎布讓參與者擺設成想要的場景，方便不同群體的朋友出場說話。我們發現，用街上窗簾舖丟出來平賣的碎布，實在便宜、漂亮又好用，尤其是與婦女合作，花布更是讓她們得心應手，創作起來感覺也平易近人。
章回式散文電影
有時候，當影行者的成員，對於所參與的抗爭或議題的爭取，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會孕育出另一些創作：使用散文電影（essay film） 這種自由度高的體裁，製作出較長的影片。我們希望以放映的形式，邀請合作過的不同朋友，深入分享一下我們這些工作／抗爭／創作的伙伴，到底在想什麼。
像在十年舊區民主規劃運動後，面對城市空間不斷士紳化，把舊毛片剪輯成談論我們對街道空間體會的《街。道—給「我們」的情書》；或者是面對香港所謂族群矛盾升溫下，討論族群矛盾、邊境、移民、性別、全球化等問題的《未存在的故鄉》系列三部曲。
這些影片議題複雜，影片時間也較長，我們估計未必能時常能夠全片放映，故，我們以章回方式剪接，希望在學校、社區放映、團體等不同場合，都有恰當的片長和足夠引起交流的小章節。
回到現場、左鄰右里放映室、社區放映
我們希望有一種放映設計，可以打破觀眾安心地，在世界消失的漆黑中觀賞他人生命的安全位置。我們讓所有相關人等，包括片中被拍者，也坐在觀眾旁邊。同時，被拍者或社區的整個生活不會因你看電影而停下，而是在電影旁繼續運轉。影像，不再是讓你旁觀他人痛苦的玻璃隔閡，而是把你黏貼到必須直面世界的空間裡。
影片出來以後，就是策展的考慮：創作的集體要如何為影像找到自己的觀眾？想要把影片讓誰看、要如何準備？放映是整個創作中的一環，所謂的作品，因放映才有了延綿生命的可能性。「現場」的意思，不一定是影片內容的現場，也可以是相類事件的現場（如Ａ拆遷區的影片在Ｂ拆遷區放映）；或相同的社區（如深水埗其中幾條街的拆遷影片可以在社區中另一些街道放映）；又或與事件當事人同一個階層的觀眾（都是草根階層或文化上的邊緣社群）。因此，放映的選址，就要考慮是否有交流和連結，甚至發展更多創作的可能。有時，觀眾思考問題的方式與當事人不同，面對觀眾提問，在現場的片中人也能學習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這，算是不同的思考方法，以另一種模式，回到了現場（當事人）那裡。
以對都更政策下最邊緣的天台住戶，進行跟拍和放映為例，影行者的成員加入了重建關注組，並組成「天台影像小隊」。關注組最初的想像是，以一整齣短片介紹某戶姓黃的人家，讓觀眾認識天台的生活面貌。影片完成後就跟街坊黃伯伯商量，不如辦個天台影片放映會吧：邀請黃家的天台鄰居、其他重建區的天台戶，和外間關心住屋議題的人，一起到黃家天台觀賞影片，交流交流。
放映會上交流後，我們想了許多，引發了隨後的工作：黃家天台的環境相較其他天台戶為佳，放映當晚黃伯伯介紹天台屋時很自豪，自然較容易對外表達雖被迫遷不想搬走的想法。但影像小隊聽著聽著便開始擔心，如果只呈現出個別天台美好的一面（有充足陽光、晾衣及活動空間……），其他條件相對不足的天台戶，會否更沒有空間去述說自己希望上公屋的訴求？這種單一會否也窒礙了一般人對天台戶的認知？於是，這次放映後，小組開始拍攝其他天台屋的故事，而日後放映時不再只播放某戶天台街坊的故事，而是聚合不同社區和生活條件不同的天台戶故事，才能讓各人的「局部真實」，提供不同的角度，並讓各區的天台戶互相交流，並調整自己對天台屋問題的論述（例如黃伯伯除了會講自己家很棒，也會講講其他條件不足的天台戶的需求）。
最後，在放映中我們也盡量做到符合3A的原則，例如應用了社區本來就有的材料，像是天台屋的鐵皮外牆，或用晾衫繩拉塊大白布作放映螢幕；街坊店裡、家中借來的電源等等，更能凝造一種「左鄰右里來看戲」的感覺。
後記：什麼是具挑戰性的「域外」？
近年香港流行搞社區，藝術界也多了打破既定場域和社區化的說法。在這潮流中，我們時常疑惑：到底是否一件作品在社區發生就是社區藝術？是否不在傳統會場展演就已經等於突破了既定的思維框架呢？是否有參與社會運動的藝術家就一定能創造出與那個運動精神相關的作品？社區裡那些沒有空間表達的人，又如何能找到他們自己表達的語法？這一切的問題，都只能作為警惕，留待繼續摸索前行不斷反思了。
《街。道—給「我們」的情書》
影片集合了十年來由不同區的街坊、義工所拍攝、訪問的片段，包含了廿多個街道上的小故事，表達了充滿「人氣」的街道，在生活中不同層次的重要性，包括成長與學習、人倫關係、為主流所忽略的經濟形態、空間的多樣化使用等等。影片期待讓觀眾重新思考：土地、空間、「本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未存在的故鄉》系列三部曲
這系列透過三位創作人自身和家人朋友的故事，深入小人物的命運，探討有關基層、邊境、身份和資本全球化。第一、二部概括了英殖香港、大逃港潮、經濟發展、產業轉移、冷戰及中國改革開放，乃至現今仇陸者眾的年代。第三部的時空橫跨東亞四地及幾百年前歐美殖民。三部影片交織著流浪者與被壓迫者的悲歌、反抗與沉思。
「天台影像小隊」
小隊成員有天台屋街坊、影行者成員、草根媒體實習計劃的前學員，關注舊區重建的舊區街坊自主促進組，也是草根媒體實習計劃的團體伙伴之一；重點工作為與街坊一起創作有關重建區內，天台屋居民的生活和抗爭，以及與街坊一起，想像和實踐放映和傳播的可能。
ARTouch編輯部( 168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