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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典藏│看電影】看電影,和孩子談人權

【小典藏│看電影】看電影,和孩子談人權

認識人權,是為了讓孩子懂得看見問題,發展能討論制度缺失及保障不足的能力;慢慢去理解,哪些問題急需改變?哪些狀況需要長期推動?而個人能發揮什麼力量?一個孩子能做多少不是問題,是否開始具有行動、改變的意識,才是未來體制能否成功改革的重點。圖|臺灣國際人權影展提供
有時候孩子會問我,為什麼不能在飯前吃餅乾?是誰規定小孩要比大人早睡覺?為什麼一定要上學?為什麼有些人睡在公園?那些人怎麼吃飯睡覺?為什麼人工作了也不一定會有錢?
我不想以說教的方式,談營養、睡眠需求、教育選擇、貧富差距,孩子需要的不是被說服,而是被視為一個討論、說明的對象,不知道如何開口時,我會說起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手足間的競爭、被父母誤會的委屈、被老師體罰的痛苦,還有許多當時覺得天要塌下來的大事。我想讓孩子知道,他眼前這名看起來「掌控」一切的成人,其實成長過程充滿困惑與憤怒,長大後的我能理解某些事,還有一些事我依舊無能為力,但樂於做任何能帶來改變的行動。
比起養出乖順又聽話的孩子,我更希望孩子在飽受成人限制與社會規範的童年生活裡,有意識地看見「不對勁」──關於他們失去蹤影的人權。
「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開幕式活動現場,由野孩子肢體劇團帶來人權短劇《漂流》。
關於那些失去蹤影的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享有生命、自由和人生安全,不被奴役不受酷刑和污辱的待遇,享受法律的平等保護,不能被隨意的逮捕拘禁……等,其實與1989年聯合國所頒布的《兒童權利公約》並無太大差異,兒童也是人,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這四大基本權利。
只是個子小、力氣小,無法養活自己的兒童,現實生活裡就是連三倍券都會被父母拿走的族群,成人覺得童年最幸福,是因為不承認兒童的相對弱勢,自以為提供「保護與照顧」,其實剝奪了他們的聲音,理所當然決定一切家庭事務。
當人從小到大所處的社會環境及教育,無法讓自己肯定「我是權利擁有者」這件事,長大後自然也成了漠視他人人權的成人,認為移工不需要休假、孩子可以被體罰管教、員工不能放太多假、女員工懷孕生產就是麻煩事。
為了讓孩子不要成為那樣的大人,我相信人權教育必須從小開始,而且就從知道身為人可以享有哪些基本權利開始!有些人覺得和孩子討論人權很難,以為必須從法律、政治闡述人權,認為自己不懂也不夠專業。其實人權的概念人人有,就是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能夠吃飽且安居,可以說出心裡的話,免於恐懼,信仰被尊重,更簡化的來說,就是每個人自由且平等的活著。
從上述觀點出發,就會發現無論什麼領域,只要與人有關,都會涉及人權的觀念,經濟不平等、階級不平等、性別和性傾向所造成的不平等,這些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是對人權的嚴重侵害。國際間,「國際難民、」「新疆集中營」、「香港反送中」、「韓國N號房」,是世界關注的議題。在臺灣,國家踐踏人權的侵害比比皆是,農地搶水、土地徵收、同志可結婚但無法共同收養孩子等,人權在臺灣的實踐常淪為表面功夫與口號。而孩子的生活中,特色公園發展、兒童性侵害防治推廣、政府部門設置兒少委員會、髮禁開放等,都與兒童的生存權、受保護權、參與權有關。
用影像帶領孩子進入人權議題的思考
要帶領孩子進入人權議題的思考,有非常多元的管道,新聞事件貼近真實生活,繪本圖書可以補強年幼孩子的認知與想像力,電影、紀錄片則讓閱聽眾更容易引發共鳴,思考進入不同的層次。
今年人權影展的主題「醫療人權」和「國際移動」,《帝國餘瘧》(The Fever)背景是數十年來非洲大陸因歷史及國際政經局勢影響,導致醫療知識、藥物取得不易,談的是醫病、社會階級、國際局勢等多重結構,完全可以投設、對比至今仍在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
帝國餘瘧The Fever|凱瑟琳娜韋恩嘉特(Katharina Weingartner)|奧地利|2019|DCP|Color|99 min
帝國餘瘧The Fever|凱瑟琳娜韋恩嘉特(Katharina Weingartner)|奧地利|2019|DCP|Color|99 min
《九發子彈》取材自真實社會案件「越南移工阮國非之死」,這個事件顯現的不只是臺灣社會對外籍勞工的汙名化,也包括勞動法規保障不平等、不合理的勞雇關係與剝削移工的仲介制度,這些因素交集之下,影響了警方當下的執法判斷。
阮國非並非唯一命喪臺灣的外籍移工。根據勞動部資料,2019年有1502名移工申請勞保職災給付,其中有270人失能、死亡,一個健康的成人來臺灣工作,但可能被機器切斷手、絞斷腳、死亡,我們如何不與孩子談移工可能面臨的剝削、勞動保障缺乏等問題?
九發子彈 Nine Shots|蘇哲賢|臺灣|2020|DCP|Color|15 min
九發子彈 Nine Shots|蘇哲賢|臺灣|2020|DCP|Color|15 min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因為題材受到較多媒體注目,導演李家驊記錄了三個死刑犯的案例,一個是還在服刑的A、弒父被捕後選擇在台北看守所自縊的陳昱安,以及台北捷運車廂隨機殺人案的鄭捷。三個案例的加害人家屬完全不同。A的爸媽拚命想營救他;陳昱安的母親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家屬,求判兒子死刑;鄭捷父母沒有公開現身講述孩子的空間。
這些重大犯罪刑案的加害人家屬承受了社會大眾的怒氣,父母職業、經濟狀況、手足關係等家庭背景被媒體挖掘、曝光於大眾,社會瀰漫著讓人窒息的恨意,卻對受害人權利與加害人家屬保護無所幫助。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Me and My Condemned Son|李家驊|臺灣|2019|DCP|Color|74 min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Me and My Condemned Son|李家驊|臺灣|2019|DCP|Color|74 min
一部好的電影大多會涉及多重面相的人權議題,電影提供了更開闊生動的人權教育景觀,影像、配樂、畫面堆積成成的強烈情感,將議題刻劃入閱聽眾的心,成了下一步思考和學習的催化劑,電影在人權教育是個起點,往後延伸,孩子們連結到校園生存現場以及殘酷現實,明白真實人生不會是非黑即白的組成。
讓孩子懂得看見問題,發展討論的能力
人權不是一堂課,無法讓孩子哪次考試拿高分,父母也不需要焦慮孩子會因為有了人權意識就成了街頭抗爭者。認識人權,是為了讓孩子懂得看見問題,發展能討論制度缺失及保障不足的能力;慢慢去理解,哪些問題急需改變?哪些狀況需要長期推動?而個人能發揮什麼力量?一個孩子能做多少不是問題,是否開始具有行動、改變的意識,才是未來體制能否成功改革的重點。
媒體識讀、繪本圖書、電影都只是敲門磚,既然為孩子開起來人權教育的大門,我們就要準備好接受孩子對種種規範與制度的挑戰與質疑了。這些問題可能就從他們日常生活出發,一定要穿制服裙不能改穿褲子嗎?上學不能有更多體育時間嗎?學生沒有選擇午餐內容的自由嗎?老師講課佔用到下課時間可以嗎?這些成人握緊管控權的眾多微小的事,長期忽略了當事人表達意見的權力呢!
和孩子討論人權,不會破壞他們無邪、單純的童年,生活無處不權力,重新整頓自己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運用各種可以與孩子談人權的素材,以批判性的方式和孩子一起討論、共同成長,在每日生活中實踐人權教育,讓孩子看到自己是獨立個體,也是行使權力的主體,為此,他們必須現在開始涵養自己批判思考與行動的能力,接納建議的開放胸襟,還有和他人討論、辯論的的溝通技能,如此,我相信上一代的「這樣就好」、「和我有什麼關係」將會逐漸消失,下一個世代將會能理所當然說出:「這個世界不該就是這樣!」
【活動資訊│2020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臺北│9/4-9/6(光點華山電影館)
高雄│9/24-9/27(高雄電影館)
聚落串聯放映│10/1-11/15(全臺)
※上述放映均免費入場,活動詳情請上臉書粉專「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下載影展手冊→https://bit.ly/355Doar
下載影展別冊→https://bit.ly/2F3Tgzw
諶淑婷( 1篇 )

曾任報社記者,現為「半媽半X」自由文字工作者,偶爾在從小長大的社區賣菜。育有一兒一狗三貓,關心兒童與動物的權益與未來生活環境。個人網站「喵的打字房」:cclitier.blogspot.com/。著有《迎向溫柔生產之路:母嬰合力,伴侶陪同,一起跳首慢舞》,合著有:《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