綻放的身影：張琳談美好年代女性藝術家及花卉意象

在文明與審美俱變的年代，花不只被觀看，也成為被改寫的語彙。19世紀末至一戰前的「美好年代」與「維也納1900」文化現場中，西方女性藝術家在框架與突破間，選擇以花為入口，描繪自我視界與時代情緒。從英國藝術與工藝運動對花草語言的啟蒙，到維也納分離派與女性社群力量的浮現，花卉被放大、拆解、線條化與幾何化，成為現代視覺革命的手段。本期館刊與專訪以花為舟，看見女性創作如何安靜卻堅定地盛放，在畫布、設計與工藝之間，重構感知，也重寫她們的身影與精神。

（本文摘錄自《歷史文物》327期封面故事）

文———楊荏喻採訪、張琳審稿
圖———國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常指歐美19 世紀後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時光，本來專指法國，用來表達法國在世紀之交的歌舞昇平和現代化生活。這是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富有者生活舒適，底層卻仍然艱困。對應到維也納，有一個文化名詞「Vienna 1900」，是描述西元1900 年前後，維也納發生的重大進展，如：精神分析的發表、政治變局、都市擴張和藝術上—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的誕生。

本文由藝術史專長的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張琳副教授帶領我們認識西方女性藝術家如何畫花，而後聚焦美好年代的花卉意象，看花卉如何成為理解藝術與時代的入口。

女力如花綻放

西方女性藝術家是如何畫起花來的呢？ 2、3 百年前的西方女性，如果僅有天賦和訓練，可能還是不夠的，家族背景和社會地位也相當重要，較容易為這樣的女性帶來圈內認可和展售機會。此外，儘管具備才華，她們的選題仍受限制。比較「高級」的題材，像是歷史畫或宗教畫，雖然可以選擇，但女性藝術家較容易被引導至溫雅（但也次要）的題材，如花卉與室內物品。「在父執輩安排的既有框架裡，女性畫花是被接受的；這條路讓她們能靜靜地展現天賦，但要真正越級突破，仍然不容易。」張琳直言。

18 世紀的安潔麗卡‧ 考夫曼（Maria Anna Angelika Kau_mann，1741-1807）是英國皇家美術學院（Royal Academy）唯二的女性創始成員；是一位既畫歷史畫、又畫花的藝術家。要知道，學院當初大大讚揚「新古典品味」和「歷史畫」，安潔麗卡‧ 考夫曼能以女性之姿主攻歷史畫、並且獲得同儕肯定，確實不簡單，而她也有為數不少的花卉畫，收藏於這次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的出借方——維也納美景宮。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另一位女性創始成員是瑪莉‧ 莫瑟（Mary Moser， 1744-1819），則是不折不扣的花卉畫家。她描繪的花，曾是大自然裡、有根系生長在土壤中的「真實植物」，但是卻像珍寶一樣被各別蒐集起來。這些玫瑰、鬱金香、鳶尾花，經過安排配置，展示於花器之上，形成獨一無二的「花藝」，頗具體積且簇擁成團，顯得豔麗華貴，欣賞者眾。瑪莉‧ 莫瑟還接受王后的委任，以花卉為主題裝飾王室居所，至今仍保存完好。瑪莉‧ 莫瑟更教導貴族女性作畫—當然也以花卉題材居多。可以說，她優雅細膩的筆觸開拓了女性藝術家的空間。

在本次展出藝術家中，尚有不少「畫花」的女性藝術家出生於19 世紀中後期，並且活躍於所謂的「美好年代」。張琳聚焦3位，按其出生年代排列：歐嘉‧威辛格- 弗洛里安（Olga Wisinger-Florian， 1844-1926）、瑪麗‧艾格納（Marie Egner， 1850- 1940）以及瑪麗‧奧爾嘉‧布蘭德- 克里克哈默（Marie Olga Brand-Krieghammer，1867-1948）。首先是歐嘉‧威辛格- 弗洛里安的《盛開的罌粟花》以花卉與野地環境、原生姿態展現生意盎然的景象，「如果遮住名字，她的構圖功力與圖像營造完全不輸給男性藝術家」張琳表示，這幅作品確實常獲收藏方美景宮的青睞，例如在2019 年 City of Women 大展中，也亮相過。

歐嘉．威辛格- 弗洛里安Olga Wisinger-Florian，《盛開的罌粟花》，1895/1900 年，油彩、紙板，70 × 98 公分／典藏：維也納美景宮，館藏編號8139 Belvedere, Vienna (Photo: Johannes Stoll)

再來，是曾經前往巴黎學習的瑪麗‧艾格納，她被歸類為印象派畫家。這次她的展品《藤架之下》，可觀察到陽光穿越葉片，疏落有致地撒落在牆面和桌布上，確實頗具印象派風格。轉黃的葉子和豐收的瓜類、葡萄，表示秋天的來到。有別於花卉題材總讓人聯想起春天和夏天，《藤架之下》呈現不同的季節，也見證女性藝術家不落人後、積極加入當時藝術革新潮流（即巴黎印象派）的企圖心。

第三位是布蘭德- 克里克哈默。她的作品《淡雅玫瑰》十足展現了女性創作者私密溫柔的特質。畫面右邊的紫藍色緞帶好似隨手擺放，暗示了整張桌面可能都是女性專屬的角落。像這樣，使用小的物件，加以連結或展現私密感與閨閣氛圍，呈現了獨特的女性情懷。這張色彩粉嫩的畫作完成於1910 年，當時藝術家正值40 多歲，誰說40 來歲不能使用粉嫩的顏色呢？當年，她剛從巴黎回到維也納不到幾年，成為奧地利女性藝術家協會（Austrian Association of Women Artists，德文簡稱為VBKÖ）的主席，並在同年底，幫助會員們舉行了第一屆的女性藝術展覽，參展的藝術家還包括前文提及的歐嘉‧威辛格- 弗洛里安和瑪麗‧ 艾格納。張琳認為，VBKÖ 雖然不是歐洲最早的女性藝術家協會，但是這股力量成為一個穩定的存在，持續支援著德語地區的女性藝術家。

美好年代的花卉革命

說到相互支援，維也納女性評論家貝兒塔‧ 祖克坎德（Berta Zuckerkandl，1864-1945）的力挺姿態相當強勁。她撰文支持維也納分離派的藝術表現形式，並且視其成員古斯塔夫‧ 克林姆（Gustav Klimt，1862-1918）為新時代藝術的領導者。她的論述有些民族主義的成分，但是確實在克林姆被衛道人士批評的時候，提供了不同的見解。關於克林姆，張琳熱切解釋他花卉與人物畫的雙重魅力：克林姆的人物畫洋溢著主角（多半為女性）的情感和靈動。這些人物的衣著、髮型和畫面的背景營造更是不能忽略，有時是細碎的色塊參雜著跳脫的亮色系；有時則是像古文明器物，不斷重複著幾何圖案；有時更是直接使用金箔，讓人想起拜占庭風格。

而克林姆的花卉作品儘管數量少，魅力卻不輸給人物畫。就拿美景宮所藏的向日葵來說，主角雖然是向日葵，但是周邊的繁花卻毫不讓步地盛開，讓整張圖顯得繽紛緊湊。碎花、主花先是密密聚攏、又倏地一齊在觀眾眼中炸開，「幻化成魔力的花毯。」張琳如此形容。克林姆的花卉就像他畫的女主角一樣，帶有情緒與張力的壓縮，透過畫面疏密安排，傳遞了鮮活、能量滿滿的觀看經驗。

除了維也納，美好年代歐洲各地，是否也共享著花卉意象帶來的藝術革新呢？有的，那就是臺灣讀者所熟悉的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此運動是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一個橫跨歐陸的廣泛風格（「維也納分離派」則可視為新藝術運動當中一條重要的支脈）。以時間軸來說，新藝術運動上承英國的「藝術與工藝運動」（_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下啟「裝飾藝術」運動（Art Deco）。新藝術風格的建築物、平面設計、工藝品和飾品，常出現大量的「有機線條」，以花草為形，將堅硬的金屬或建築輪廓轉成柔和捲曲，例如比利時建築師奧塔（Victor Horta，1861-1947）在樓梯結構中運用自然蔓生的曲線；捷克藝術家慕夏（Alphonse Mucha，1860-1939）的海報，則將女性與花卉融為一體，效果華麗而柔美。整體來說，可以觀察到，花卉的各個部分，如花瓣、莖蔓等，常被拆解、局部放大、線條化、甚至重組，成為一種現代的裝飾語彙。

張琳還提到另一位維也納分離派藝術家——科羅曼‧ 莫塞爾（Koloman Moser， 1868-1918）。莫塞爾不但會畫花（這次他展出了《盛開的小樹》），還擅長工藝品和飾品。他設計的皮帶扣環，細瑣的美麗石頭被對襯的金屬螺旋線條所包圍，似花非花、似葉非葉，巧妙地傳遞了植物的韻味。或許對莫塞爾和克林姆來說，「花」並不是他們藝術的「目的」，而是把花當成追求現代視覺語言的「手段」。花卉的幾何化與反覆使用，幫助新藝術運動在公共建築、繪畫與裝飾中，達成強烈的視覺效果和審美革命。

不過，張琳強調：「最早讓花草成為新時代藝術語彙主角的，其實是英國。」即19 世紀中葉起，英國人威廉‧ 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所領導的「藝術與工藝運動」。出生富裕的莫里斯，童年往返於城市與鄉間莊園之間，常親近自然的情況下，花木成為他創作的靈感泉源，將之轉化為壁紙、布料與書籍設計。他讓花草不再只是宮廷或中世紀的裝飾，而是象徵新時代與藝術革新的媒介。莫里斯於1862 年設計出的第一款壁紙，是他觀察植物攀爬格架、發想而來的。用清新可喜的自然意象對抗工業量產的醜陋藝品——這深刻地影響了歐陸後輩的藝術家與設計師，進而帶動了之後的新藝術運動，「凡此種種，無不致力擺脫舊風格和沉痾，追求新的形式與現代感…… 這些藝術家們擁有『新時代人』的自我主張和道德觀點，促進19 世紀中葉以後的藝術風氣欣欣向榮。」

（本文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授權摘錄轉載，完整文章請見《歷史文物》3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