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與同理心的復歸
在世界各地受到追捧的大貓熊，究竟是因其「本質」討喜，還是人為塑造而成的明星呢？許家維的作品系列「黑與白」講述包括大貓熊和馬來貘在內的「黑白動物」之歷史，其中指出當年WWF（世界自然基金會）選擇以大貓熊作為logo的主要標準之一，竟是黑白印刷可以減少油墨成本。這令人詫異的選擇標準，細想之下，似乎不無道理。畢竟現行的保育乃是以人類對地球資源的永續利用為目的，和經濟考量有著頗為一致的思路。
如果有一天，人們能披著大貓熊皮、用象牙筷子吃老虎肉，這是否象徵著保育的成功？並非危言聳聽。「可否利用動物」的問題，正是把動物視為「資源」的「保育」，與強調動物是道德關注對象（moral patient）的「動物保護」立場之差異。相反地，約翰．巴斯摩爾（John Passmore）於1970年代提出自然保護的倫理必然以「美學價值觀」為主，號召對世界的感性（sensuous）認識（註1）。近年來，亦有「具同理心的保育」（compassionate conservation）受到關注。這種感性的復興，包含了博物學（natural history）、愛德華．威爾森（Edward Osborne Wilson）關於親自然／生命性（biophilia）的假說，也有人從「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將導致文化貧乏」的觀點，論證物種保育的重要性（註2）。然而，從事物的客觀存在、人的感性認識，再到保育的行動主義，其中的跨越及價值推導並不容易。不同的文化詮釋、社會建構，以及審美取向和限制，程度相異地影響了人們的判斷和選擇。
文化與「萌化」、 明星物種的構建
許家維的作品常關注東亞歷史、地域，與政治、人文乃至信仰的交融和複雜性。從2017年《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拍攝進駐人類廢棄空間的蝙蝠開始，近期作品裡的動物也被視為歷史的參與者，「黑與白」系列更以動物為主角。在《黑與白：熊貓》中，許家維和日本「漫才」演員共同創作，以諷刺手法表現「不知道自己可愛」的大貓熊。不過，一反保育人士口中的「林中隱士」形象，牠們更像是粗野的道上兄弟。
既然，「可愛」並非特定動物的本質，人們何以有此感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的「生物自我保存」（species-preserving）研究認為，外表有著如同人類嬰孩的大頭顱、位於臉部低窪位置的眼睛，還有較為腫胖的臉頰，短而厚的四肢及笨拙的動作，具有此類特質的動物，能喚醒人類保護幼兒的天性。大貓熊似乎正符應了這種出自人性的關愛之情。此外，人類對動物的偏好亦是文化詮釋下的結果。大貓熊除了「和中國人一樣喜愛竹子」，其黑白分明的顏色也被形容為陰陽的體現，傳達著中華文化強調圓融的處事風格；在進化的過程中，牠們本來是食肉動物，卻逐漸成為以素食為主的攝食方式，也被認為與中國人愛好和平的稟性一致；其笨拙而柔和的外表雌雄難辨，相較於其他性徵或生殖器官明顯的動物，大貓熊令觀者不感到難堪，因而更受到孩童及家長的喜愛（註3）。
然而，大貓熊生存的危機和轉機，似乎皆與從19世紀的歐美開始、進而擴及世界各地的「大貓熊熱潮」（panda boom）有關。相形之下，迄今未能在中國古代畫作中見到對其的描繪。雖然，一些當代研究者試圖找出大貓熊在中國古代的文化地位，稱「貔貅」、「騶虞」皆為其古稱，但說服力卻有所不足。因此，歷史學者夏皮羅（Judith Shapiro）認為，當代中國將大貓熊選為國家象徵，正因為牠們在中國歷史中未曾被突顯。
許家維不諱言，相較於《神靈的書寫》（2016）透過扛乩儀式，以神轎的晃動、聲音，以及神轎與桌的碰撞，神明可以傳達和「寫下」指示，「動物的表達」更難呈現。除了動物考古學和古生物學，人們可能僅能透過動物再現（animal representation）來理解其歷史和文化。雖然如此，許家維認為，藝術家至少可以通過打破人們既定的想像和認識，以荒謬感來呈現多元的歷史和動物觀。
在《黑與白：熊貓》中，大貓熊在各個歷史時期裡都被迫接受人們的命名和指認。在此，動物或是受制／移置於由國家所劃定的場域（如台灣與中國大陸，以及中國的外交政策所指定的各國），或是服膺於不同的利益團體（如西方人捕捉大貓熊到海外展示、台南私人所擁有的馬來熊被塗白以充作大貓熊展示），與其說牠們是自然／保育的象徵，不如說是被擺布的政治／經濟符碼。物種所負載的文化和社會價值是可變的，正如不同時代的審美偏好有所差異。這種情況或許不為保育人士所樂見，但實際上，保育工作正是利用了這樣的現實。
動物與「觀看」的政治性
許家維過去曾在作品中結合傳統藝術、神話等不同的敘事文本。他在「黑與白」中則大量使用歷史照片、文獻和電腦屏幕保護圖片，以現今人們在網路上查找文獻的方式呈現，《黑與白：馬來貘》甚至以如同手機畫面般的直立屏幕播放。另一方面，他將大貓熊的歷史結合了喜劇表演的形式，「馬來貘」主題則參考了動物園導覽員的解說範本，重新編寫為殖民背景下關於藝術和科學的馬來貘歷史，讓演員在新加坡動物園的展區進行演出。在此，動物園的導覽詞或教育解說牌亦是一種文體，「動物園遊覽」也具有了某種形式感。
實際上，正是「動物園空間」限定了動物的活動，也規範遊客觀看動物的視線和對動物的認識。當代動物園可謂是標榜以動物的「美感價值」進行「保育教育」（conservation education），並且以「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實踐「物種保育」的典型場所。然而，其亦經常身兼愛國或民族主義教育的功能。進一步言，此類「保育」不斷地為人類社會創造經濟利益，對動物的呈現何能沒有政治性？中國藝術家趙半狄常年在作品中揶揄大貓熊，而成都市甚至在2007年時擬立法「禁止惡搞大貓熊」（註4）。這正是一元的歷史觀下，限制人們對「政治動物」進行反諷和詮釋的典型。
空間即權力。綜觀中西古代的皇家獸苑／獵場，乃至當代動物園的演變，現代動物園路線及展場設計，使觀看動物的視角更為制式化和平民化（註5）。公立動物園中的動物已成公民的共有財產，卻正是因此，動物園如同博物館一般，既要能展現國力，也身負政治任務，對遊客傳遞其背後的國家意識型態。
傅柯（Michel Foucault）對「全景敞視機構」的研究指出，任何社會成員都有權親眼看看學校、醫院、工廠、監獄的運作。在公眾巡視的目光下，這些機構透過「增加生產、發展經濟、傳播教育，提高公共道德水準，使社會力量得到增強」（註6）。動物園不僅相當符合上述機構的特質，且正是作為歷史參與者的非人動物之監獄。
約翰．伯格（John Berger）認為，「動物園只能令人失望」、「在動物園內，沒有任何遊客可以捕捉動物的眼神」，動物的目光望向他方，且已對「注視某物」免疫了。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動物注意力的中心（註7）。傅柯關注的「視覺權力操控下的生命政治」，也可並行不悖地套用於「非人動物」（non-human animals）。在禁錮環境下，動物的「被看」，轉換為自我的心理監視。伯格肯定會同意，動物園裡的動物展示無法引發人的同理心。除非，是一種對無罪囚徒的同情。而另一層關於「信息與手段相衝突」的弔詭則是，動物園乃是以捕捉而來的動物（或其後代）進行展示，呼籲民眾去保護野外的動物。
未經檢視的「多樣性」，及出於偏好的保育
物種保育的背後是對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的維護，但此處「以多為美」的根本思考，和動物園遊覽的「集郵式」心理合流。意即遊客傾向去看到更多種的動物，而不在意對動物的認識和省思的深度。
哲學家莉莉-馬林．魯索（Lily-Marlene Russow）指出，關於物種具有內在價值的觀點，乃根植於認為「多樣性」本身是一種價值的直覺。她批評這種觀點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實際上人們不能判定「亞種（subspecies）和物種是否具有內在價值」，或「一個物種具有多少的內在價值」。首先，在利益衝突的情況下，「蚊子的內在價值」和「根除其傳播的腦炎之利益」，何者更大？其次，「保護亞種」意味著一個物種裡產生明顯特徵的任何基因變體，都需要加以保護，而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將推導出「創造僅有差異而沒有其他目的之怪異物種，乃是人類責任」的荒謬觀點（註8）。
魯索進一步批評了另一種主流的保育觀點，即「物種具有外在價值」。她指出，假設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應該受到保護，那一個物種的價值，至少在部分上是由它對這個整體的貢獻來決定的。但是，事實上物種保護經常未經這種計算或考慮，也就是說，人類決定保護何種物種，經常是出於自身的喜好。魯索認為，賦予一個物種價值之理由，實際上是認為物種的單個「個體」具有價值的理由，且價值乃是來自於其美感價值（註9）。譬如，毛色為棕色和白色相間的「秦嶺大貓熊」的數量稀少，或許正因美感價值較低，或至少不比大貓熊更高，而未引起特殊關注。（註10）
當代動物園自命為「新諾亞方舟」，但是，我們如何決定讓哪些動物「上船」呢？人們對動物的認識固然很難不受天性、文化、意識型態和認識方式等濾鏡的制約，進而因為審美偏好而影響了保育對象的選擇。然而，藝術創作某種程度上卻能打破「非黑即白」的選項，帶來新的觀察和想像的視角。
註1 戴斯．賈丁斯（Joseph R. Des Jardins）《環境倫理學：環境哲學導論》，林官明、楊愛民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註2 馬歇爾．羅比森（Marcel Robischon）《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台北：臉譜，2014。
註3 胡錦矗《大熊貓歷史文化》，香港：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8。
註4 余文龍、宋曉松等〈對惡搞大熊貓說不〉，成都商報，2007-11-14。
註5 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伊麗莎白．阿杜安．菲吉耶（Elisabeth Hardouin-Fugier）《動物園的歷史》，喬江濤譯，台中：好讀，2007。
註6 傅柯（Michel Foucault）《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等譯，台北：桂冠，1992。
註7 約翰．伯格（John Berger）《影像的閱讀》，劉惠媛譯，台北：麥田，2017。
註8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湯姆．雷根（Tom Regan）編《動物權利與人類義務》，曾建平、代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註9 同註8。
註10 值得注意的另一種觀點是，國際知名的博物學家夏勒（G B Schaller）在《最後的貓熊》（1994）一書中認為，這種淺棕色的大貓熊，透過和動物園中「毛色正常的」大貓熊交配，使得「這個突變的基因，有在圈養貓熊中永遠流傳下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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