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初徽州歙縣的一位知縣在編纂地方志時，憧憬起百年前的美好時代：如果用四季輪迴來比喻，在他的心目中，明王朝是從一個靜謐的冬天開始的，當時的社會秩序分明，男耕女織，純樸的人們各盡其本分。而在這位知縣身處的時代，王朝已從喧鬧的春季進入狂飆的夏季，商業活動日漸興盛，追求利益的人們變得貪婪狡詐，因此他在地方志的〈風土論〉感嘆社會階級分化嚴重，不知道何時才能回歸往日的樸素。
這位知縣名叫張濤（1561～？），他的憂慮也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憂慮，不安的氛圍在江南地區的地方志中隨處可見。徽州商人們沿著新安江往返杭州，那裡是大運河的起訖點，再往北一些的長江三角洲發展出非常多的市鎮，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足的地方之一。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侈靡的風氣日甚一日，連帶的導致秩序崩壞，常常有僭禮踰分之事。
明佚名〈千秋絕豔圖〉卷，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局部。清樊圻〈金陵景色圖〉卷，南京博物院藏，局部。圖中描繪秦淮河畔的風光。圖╱本刊資料室。
例如在服飾方面，太祖朱元璋（1328～1398）曾確立一套禮制，舉凡樣式、質料、顏色，皆有詳細的規範，從衣著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身分貴賤。可是到了明代中後期，這些規定不再被嚴格遵守，人們標榜奇裝異服，甚至連奴婢都身穿華麗的絲織品，松江文人范濂（1541～？）感慨道：「女裝皆踵娼妓，則難為良矣。」原來當時婦女的流行指標便是青樓女子，人們稱其為「時世妝」。帶動的風尚不止於衣著，蘇州文人陸容（1436～1494）曾具體地描述，他說起初南方的婦女都用團扇，只有妓女用可摺的撒扇，後來連良家婦女也開始用起撒扇了，可見良善的風俗愈來愈淡薄。
妓與妓院──時尚新指標，逸樂私空間
很難想像妓女的裝扮怎麼有如此的魔力，不只是婦女爭相仿效，連文人也樂於攜帶妓女遊樂宴會，福建文人謝肇淛（1567～1624）形容道：「至今日而偃然與女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其實不能簡單地以禮教廢弛、文人性情放蕩等道德觀來批判，因為當時文人與妓女交往的層次在於情感，而非止於肉體，例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字辟疆，1611～1693）娶了秦淮豔妓董白（字小宛，1623～1651）為妾，並在其早逝後，將兩人的生活點滴形於筆墨，寫成《影梅庵憶語》，內容真切感人，據說曹霑（號雪芹，約1715～約1763）的小說《紅樓夢》便受到此書啟發。又如另一位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1618～1654），他與歌妓李香君（1624～1653）相戀的故事，則被孔尚任（1648～1718）譜入著名的傳奇《桃花扇》中，透過兩人的愛情，講述南明興亡的歷史，連康熙皇帝（1654～1722）也非常喜愛。甚至連吳三桂（1612～1678）降清也被附會成為報復李自成（1606～1645）的手下擄走陳圓圓（字畹芬，1624～1681），衝冠一怒為紅顏，遂引清兵入關。諸如此類與妓女邂逅的經歷，在晚明文士的生活中並非罕見或羞恥的事。
顧韶學〈柳如是像〉局部，上海博物館。柳如是，柳儒士，柳如是以儒服裝扮出名。
當然，不同於一般的土妓（或稱歪妓）、遊妓，能夠與文人交際者，本身皆具有一定的水準，當時的人稱其為名妓（或稱名姬）。張岱（1597～1679）在遊歷揚州二十四橋時，曾提到：「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說明了名妓與一般妓女的一大差別是擁有個人空間，不必拋頭露面，也可不接待俗人。妓院即是一個提供私空間的場所，雖然名妓未必出身自妓院，其活動範圍也不局限於妓院，但大體上，妓院是名妓重要的養成所。
陳一中(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