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歐洲宣言展以「合作」做為方法

從1990年代起歐洲宣言展（Manifesta）每兩年以游牧方式在歐洲各地城市發生，以藝術角度回應後冷戰時代嶄新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現實。第11屆歐洲宣言展以瑞士蘇黎世為基地，德國藝術家揚可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擔任策展人，以「人們為了錢做些什麼？」（What People do for Money?）為題，深入淺出地從不同面向討論人們的工作狀況，以及藝術與其他職業之間的關係，探詢藝術在社會上的角色。展覽分為兩個軸線：「歷史回顧：建構中的場域」，以及30件藝術家與蘇黎世當地居民攜手進行的合作計畫，展出的地點在兩處美術館以及這些合作者的工作地點。另外，今年為蘇黎世達達成立一百週年慶，伏爾泰酒店也成為表演行為的展場，要進入者必須以手寫的表演提案做為入場券，回應當年的達達精神。

「人們為了錢做些什麼？」做為一個展覽提問，不僅向全球化資本社會提出，也緊密地與蘇黎世結合。瑞士是金融、投資與稅務的天堂，不同於其他歐洲國家對於生活的價值觀，瑞士熱衷於「工作」，一位瑞士政治家說：「關於生活，最好的事就是工作、下工夫與用力氣」。宣言雙年展主席菲堅（Hedwig Fijen）也談到：「在蘇黎世，人們不問你是誰、來自於哪個文化，反問『你賺多少錢？』，在瑞士，身分是和你的經濟狀況有關的」。今年6月初瑞士公投以將近80%的壓倒性多數斷然否決「無條件基本收入」提案，某種意義上反映瑞士對於「工作－金錢」這件事的想法。此屆宣言展主題直接地回應這樣強調工作－金錢價值觀，本質性的提問：人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活著？工作只為賺錢嗎？如果不用為生存而奔波賺錢，你會選擇做些什麼呢？

策展人揚可夫斯基曾參與2010年台北雙年展，其作品「館長剪輯版」計畫以電視選秀比賽模式公開徵選館長，反諷與影射當時懸缺已久的北美館館長職位。揚可夫斯基的作品常以表演性介入，與非藝術專業領域者合作，以媒體影像方式呈現，例如，1999年於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展出的成名作品，邀請五位義大利電視節目的算命師來回應call-in的藝術家，預測他們在此次展覽中成功與否。揚可夫斯基將他一貫的藝術實踐模式運用為此次宣言展的策展模式：藝術與其他專業的攜手合作，提問這樣的合作可否引領藝術到一個嶄新的視野？或藝術又如何影響這些人？

此次展覽的工作方法為先找出蘇黎世1000個職業／專業，由30位受邀的藝術家挑選他們想要合作的專業，再由這些專業的行會或組織推薦合適人選做為當地的接待者。從接機開始，他們展開彼此的交往，在此藝術家做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研究者，到工作現場理解該職業，並透過藝術家之眼呈現該職業。此次合作的專業有製錶師、造船師、保全公司、機器人設計師、性高潮諮商師、心理分析師、牙醫、寵物美容、泰拳師傅、牧師、氣象報告播報員、殯儀館人員、變性性工作者等等。這是一場冒險、實驗與不確定的旅程，也可視為藝術家做為策展人試探合作可能的創作實踐，用以批判近十年來過度仰賴理論與強調大量知識生產的學院式策展路徑。

展覽軸線之一的「歷史回顧：建構中的場域」將藝術家做為職業／專業的角度，討論藝術與非藝術社群的諸多關係，展場以工地鷹架為結構，一方面簡單構造出作品的支撐結構，另一方面又有施工中的意涵，展現社會變遷下的職業變動，以及藝術如何呈現、反映與反思這樣的變化。此研究展之子題包括：「職業肖像」、「自我推銷自畫像」、「工作世界」、「休息時間」、「藝術世界的專業」、「藝術做為第二份專業」、「職業在音樂、文學、電影之中」、「藝術的專業表演」、「沒有藝術家的藝術」等。整個展覽的第一件作品是以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在1972年的電影《飛向太空》（Solaris）其中的片段做為破題。影片場景是在太空船上的圖書館，導演對著牆上1565年的藝術家布魯哲爾（Pieter Bruegel）的繪畫《冬日獵人》（Hunters in the Snow）近距離拍攝細節。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職業—獵人，以及最晚近的職業—太空人在電影中聚合，這樣的相遇正用以表達此次展覽核心概念：藝術做為不同專業相遇的媒介。

展覽同時穿插展出30組合作計畫的成果，最讓人印象深刻是在美術館二樓，眼前是數十公尺長、數公尺寬，由諸多巨型立體塊狀物組成的裝置，空氣中瀰漫著令人窒息的氣味，這件《蘇黎世的重荷》（The Zurich Load）是藝術家波切特（Mike Bouchet）和廢水與棄物處理中心合作，將2016年3月24日當天蘇黎世40萬人口共80噸的排泄物集中製作成此裝置。藝術家以視覺化、感官化、甚至奇觀化的方式，轉化骯髒污穢使之可以被感知，也實現「這個雕塑是由全體蘇黎世市民共同製作」。由排泄到進食，最令人愉悅的合作計畫是阿諾德（John Arnold）的「Imbissy」，此字是將英文的「大使」（Embassy）以及德文的小販（Imbiss）結合的文字遊戲，藝術家先調查在蘇黎世歷史上的國宴菜色，再由大廚針對這些菜單進行創造，並與街頭的小販們合作料理與提供這些餐點。藝術家將具有國家層級外交政治之事轉化為平民日常生活，讓街頭小販們擔當文化大使的角色，展現瑞士做為中立國與多元文化並存的現實。

加泰羅尼亞藝術家康格斯特（Carles Congost）與蘇黎世的消防隊合作製作偽紀錄片《簡單最好》（Simple the Best），以消防隊員為主角討論關於職業、工作、勞動、薪資以及金錢投資的關係，全程在消防隊拍攝。故事中穿插唱詩班的角色，針對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問題，吟唱著「FI/RE」用以指涉「火」與消防隊的關係，以及同音的「解雇」，也唱著「經濟獨立、提早退休」這個金融危機的投機前因，以及一無所有的後果。不同於使用專業演員，另一位墨西哥藝術家施密特（Marco Schmitt）選擇與警察總部合作，改編拍攝超現實主義電影之父1962年的電影《毀滅天使》（El ángel exterminador），由警員們以及藝術家本人擔任演員，討論自由與安全的悖論。在此影片中有許多荒謬情節，例如無厘頭的餐宴、警察們吃下食物睡著而忘了執勤等。對於強調警察正面形象的警察總署而言，這個計畫是「一個冒險之舉」，但因為宣言展對蘇黎世很重要，警察們全力配合演出，由此可看出此一遊牧展覽與該城市的緊密關係。

在此展覽中藝術家與東道主之間的關係多樣。多數計畫由雙方共同完成，像是動員警察擔任演員；有的計畫僅使用其工作空間，例如在消防隊拍片；或是藝術家重現該職業的工作場所，邀請合作者一週執勤一次（例如寵物美容）；有些計畫完全交由東道主來做（例如團體心理諮詢），引發藝術家角色的質疑；或是藝術家只是從東道主的職業上取得靈感（例如以繪畫線條回應造船工作），讓人懷疑「合作」是否缺席。在工作場域的展現更清楚看到彼此合作的緊密性與細膩度，尤其展出的地點是繁榮商業區的店家時，這個合作的侷限與困難更易被凸顯，作品常成為空間中的裝飾（例如性高潮諮商師、牙醫等）。

另外，也有因為狀況改變而必須調整的合作計畫。原計畫是曾與藝術家馬格里斯（Teresa Margolles）工作多年的墨西哥變性人性工作者們飛到蘇黎世，與當地的性工作者桑雅（Sonja）進行一場撲克牌遊戲。然而，卡拉（Karla）在2015年底被謀殺，另一位潔西卡（Jessica）進監服刑。進行過程中計畫生變，藝術家只好改邀請桑雅前往墨西哥與其他變性人性工作者們玩撲克牌遊戲。此計畫在美術館空間展出變性人性工作者們的肖像，以及一群性工作者哀悼與討論卡拉之死的紀錄影片，他們討論變性人性工作者極度邊緣的處境，談到「如果卡拉是女性，警方一定會繼續調查找出殺害她的兇手，但她是一個變性人，一個老娼妓，沒有人理會」。另外在紅燈區附近的旅館房間展出卡拉的巨幅照片，以及她來不及參與的故事聲音。總之，合作一向不容易，藝術家與他者的合作困難度更多，整體而言合作成果良莠不一。

不易見的合作過程正是這個展覽的價值所在，策展團隊安排多層次策略協助觀眾理解。其中最龐大的工作是每個合作項目過程的記錄，這個工作由當地中學生擔任的小記者進行跟拍、訪談、剪輯，影像紀錄在蘇黎世湖上所搭建的浮動的建築「倒影之亭」放映。合作過程也反映在展覽畫冊之中，畫冊文字不是描述作品，而是合作者的訪談，從中可以讓「東道主」發聲，談合作的開端、轉折、想法、啟示、感動等。除此之外，展覽設計一份卡片做為自我導覽以及認識藝術的路徑，以提問來協助觀眾進入展覽脈絡。在現場，蘇黎世大學社會學系也進行參觀者的問卷調查，長達15分鐘以上的作答時間，其資料應該會對此次參訪的觀眾有更準確的理解。從這個策展方法學來看，「合作」做為方法，強調「教育」，著重如何與非藝術專業觀眾交往，讓這個「工作／職業」主題在不同層次上被思考、了解、擴展與討論。

展期：06.11-09.18

地點：瑞士蘇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