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南加大亞太博物館「皇家品味─15世紀明代藩王宮廷藝術」特展

位於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亞太博物館（Pacific Asia Museum），現正舉行「皇家品味─15世紀明代藩王宮廷藝術（Royal Taste：The Art of Princely Courts in 15th-Century China）」特展，該展特別聚焦在大明王朝皇室成員的奢華品味與生活型態。本次展出的文物共超過140餘件，包括繪畫、雕塑以及各類飾品，主要來自湖北省博物館的典藏精品。其中多數展品皆為考古出土的珍稀文物，是首次至美國展出。主辦單位希望藉由此展，讓一般觀眾能認識明代貴族階級的物質文化；另外，對於熟悉明代藝術的專家人士而言，亦能藉由親眼目睹與接觸這批新出土的墓葬發掘物，來探索尚未發展的藝文議題。

本次展覽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類項，莫過於就是從各藩王墓中出土的各式金銀飾品與玉石珠寶，譬如來自梁莊王墓的〈金壺〉（圖1）即為其中一例。該壺外觀線條優美簡潔，特別是連繫壺口和壺身的雙雲紋飾，作工細緻精美，展示出當時手工技藝的高度發展。在此壺底處更有一長銘為：「銀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內成造捌成五色金貳拾參兩蓋嘴攀索全外焊壹分」，說明此物製作於1425年，重量相當於今日的868.4公克，並且是由宮廷銀作局出品，應為明代皇室貴族日常專屬所用之物。而在明初永樂和宣德年間，也出現了許多與此同樣類型、產自景德鎮官窯的青花瓷品，可茲兩相對映比較。

與前述〈金壺〉同時出土的，還有一對〈永樂年帶銘金錠〉（圖2），其中一件的銘文為「永樂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處買到八成色金壹錠伍拾兩重」，而另一件銘文則為「隨駕銀作局銷鎔捌成色金伍拾兩重作頭季鼎等匠人黃閔弟永樂拾肆年捌月日」。透過這些文字記載與現存史料，湖北省博物館方推斷這對金錠很有可能是鄭和下西洋所帶回來的黃金製作而成。因為此類貴重金屬得來不易，所以其製成品便成為皇室最佳的贈品或禮物。不論是婚宴、祝壽等喜慶場合，這些物品都足以具體顯現持有者之皇家身分與貴族地位。即使在物主過世後，仍舊可與之一起陪葬，期待能夠永遠持留在身邊。

在玉石珠寶方面，屬於明代藩王女眷的精緻配件，種類更是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給。出土於湖北蘄春荊王墓群的〈金鳳對簪〉（圖3）便是其中難得的精品。該金簪共有兩只，簪首造型為鳳踏祥雲。鳳鳥口中銜有一環，欲作振翅飛翔狀。其口含金絲，推測原本應該有著珠串垂掛之類。物件主體如鳳身、尾翅和飛雲等部分，皆由一種名叫「纍絲」的金工技法製成。即是藉由拉絲和編網等動作，再焊接於器物之上，呈現出立體透空的玲瓏模樣。另外，從鳳簪底部的式樣也可得知這類成對鳳簪的用途，應是插於鳳冠兩旁，且鳳頭向外擺置，讓喙中懸掛的珠串能夠隨姿搖曳，凸顯貴族女性雍容華貴的模樣。

另一組〈金鈒花釧暨金鑲寶石鐲〉（圖4）乃是出土於梁莊王墓，為其妻魏夫人所有之物。該金鈒花釧寬0.7公分，厚度僅有0.1公分，是由12圈的金帶連續纏繞而成，各自長度為12.5公分。往昔俗稱這類飾品為「纏臂金」，是當成男女嫁娶時的定情之物。另外，一對鑲有八顆多彩寶石的金鐲，則是由兩個半圓金片組合而成，並在一端設有活動式的連接裝置，可自由扣鎖啟合，透露出明代藝匠高超的巧思手藝。一般來說此類金釧是配於前臂，而金鐲則戴於腕上，整組配套相互使用。此外，在每件作品的外表上，還點綴著花草卷連紋飾，是明代貴族女性配件經常使用的圖案。

本展區的壓軸之作，應該就是一只同樣出自於梁莊王墓的〈金鑲寶石白玉鏤空龍穿牡丹紋帽頂〉（圖5）。該帽頂的玉質部分，已被鑑定是元代皇室之物，極其少見且珍貴。觀者可見到一條蟠龍正神采奕奕地從四朵牡丹花叢裡躍身而出，造型流暢生動，毫無違和之感。而且經過打磨拋光處理後的玉件，更展現出柔和潔淨的色澤，與下半部的黃金寶石兩兩對映，更顯富麗堂皇。至於在底座部分，由黃金打造的八重蓮瓣周圍處，則鑲嵌著現存七顆的彩色寶石。其實該墓中總共出現六件相似的帽頂，其中兩件是以黃金鑲玉件的方式製成，其餘則是配屬各類彩石。根據該墓出土物件的存放位置，湖北省博館方推斷這批作品應該都是屬於藩王本人的珍藏品。

明代的宗教派別可謂多元發展，不僅傳統的道、釋兩家盛行，連藏傳佛教也蔚為風潮。出土自梁莊王墓、且重達114.1公克的〈黃金大黑天舞姿神像〉（圖6），即融合著中土和藏地的雕塑風格，打從面世之始便廣受學界關注。由於該像主尊的蹲姿略顯彆扭，因此被認為可能是由不熟習西藏傳統的中國工匠所製作。大黑天（或稱瑪哈嘎拉）原本是印度婆羅門教的神祇，後來被佛教吸納成為護法神之一。在藏密信仰當中，其以忿怒相化現，具有無畏、無躇的象徵意義，並以慈悲心為眾生之解脫利益付出。蒙元時代崇拜敬仰大黑天的思潮，便隨著藏地僧侶的引進而開始於中原蔓延。到了明代初期之際，宮廷皇室成員亦以大黑天為庇佑祈禱的對象，本件作品的出現即為一例。

明代的宗教派別可謂多元發展，不僅傳統的道、釋兩家盛行，連藏傳佛教也蔚為風潮。出土自梁莊王墓、且重達114.1公克的〈黃金大黑天舞姿神像〉（圖6），即融合著中土和藏地的雕塑風格，打從面世之始便廣受學界關注。由於該像主尊的蹲姿略顯彆扭，因此被認為可能是由不熟習西藏傳統的中國工匠所製作。大黑天（或稱瑪哈嘎拉）原本是印度婆羅門教的神祇，後來被佛教吸納成為護法神之一。在藏密信仰當中，其以忿怒相化現，具有無畏、無躇的象徵意義，並以慈悲心為眾生之解脫利益付出。蒙元時代崇拜敬仰大黑天的思潮，便隨著藏地僧侶的引進而開始於中原蔓延。到了明代初期之際，宮廷皇室成員亦以大黑天為庇佑祈禱的對象，本件作品的出現即為一例。

這次來自武當山的道教文物中，還有兩件氣勢撼人的銅質鎏金彩塑，名為〈御賜銅鎏金元帥立像〉與〈御賜銅鎏金雷門苟元帥立像〉（圖8）。在道教信仰的神祇體系裡，屬於雷部的天君、元帥共有36尊，分別執掌各類職事，且每尊神祇的來歷與外觀皆異。明代弘治朝以後，尤以鄧、辛、張、陶、龐、劉、苟、畢等八位天君與馬、趙、溫、關等四位元帥等共為12位的祭祀主尊，受到後世信徒的持續膜拜。若以苟元帥為例，傳聞他身材高壯魁梧武，四肢強而有力，擅長五行幻化之術。正如本次展作所示一般，其頭戴冠飾，以瞠目張口之貌來嚇阻邪怪；並身穿層層甲冑，舉起臂膀作襲擊之勢，相當威武生動。

儘管這次展覽的主軸是藩王墓葬的出土文物，但是為了呈現大明王朝的藝文盛世，中國的策辦方也特地端出幾件書畫藝術作品，以饗美國大眾。呂紀（活動於1450～1504）的〈綠竹白鶴圖〉，便具體傳達出明朝宮廷繪畫的品味與偏好。畫面中心出現一隻丹頂白鶴，正激動地伸展雙翅，作出引頸長嘯之姿，並回頭凝視身後的竹石蘭草。這些景物在中國傳統裡都具有吉祥寓意，譬如丹頂白鶴代表福祿長壽、竹石象徵堅定不屈，以及蘭草之潔身自愛的意涵。呂紀曾在弘治朝時以錦衣衛指揮之職任官作畫，創作風格以妍麗沉穩的花鳥主題聞名，頗受到宮廷權貴的推崇喜愛。尤其他擅長以特殊主題來進行「畫諫」，讓其作品更添多重畫意與象徵。

被明末書畫理論家董其昌認為是國朝大家且為浙派盟主的戴進（1388～1462），其作〈松下讀書圖〉這次也出現在展場裡。該件作品畫幅甚大（高185.3公分、寬103.6公分），描繪一位文士正席地躺臥，高舉書卷舉目展讀；而一旁的侍童則手握持杖和扇子，低頭注視著主人舉動。主僕兩人的四周景觀，環繞著遠山、巨松、岩石與瀑布。樹下桌上亦擺放著數只酒器，整體透露出一派清閒自在的悠然態度。戴進吸收南宋馬夏院體的風格特徵，在此不只澈底發揮個人遒勁蒼潤的筆墨來詮釋畫作，更引領後世的大批畫家，為「浙派」繪畫奠定深厚的美學創意，成為明代前期地方畫壇的中堅與主流。

另一件展出的作品為謝時臣（1487～1561）的〈春江漁艇圖〉，則呈現與浙派不太相同的氣息與風貌。來自蘇州的謝氏，是沈周、文徵明之後的吳派名家。他主要師法吳鎮與沈周筆意，創作出不少山水繪畫皆為長卷或巨障，筆下的自然景物各有妙趣。在本幅畫面下方中，可見到漁人在一片江河裡撐舟垂釣，左側渡橋上亦有兩位挑擔樵夫前後而行，正歸返至錯落樹叢間的屋舍群裡。繪畫上方遠景部分則是數座相連山峰，矗立於煙嵐遍布的蜿蜒河岸邊。整幅作品既有蘇州文人書畫傳統的雅緻筆墨，又富浙派民間人物活動的熱絡場景。在一靜一動之間，畫家謝時臣靈巧地捉住了當下時刻，不禁透露出當時吳、浙畫派相融的可能性。

歷來傳世的明代陶瓷甚多，但從墓葬考古中出土的相關精品卻不常見。例如從梁莊王墓中發掘的一對〈青花瓷盅〉（圖9），其整體製作優良，紋飾描繪精美，推測應該是由當時的官方窯場所造，之後再贈與梁莊王與夫人當作日常用品。其中一只瓷盅外部繪製著龍雲紋，盅內底部出現一片祥雲。而另一件瓷盅外觀則描述庭園仕女觀月圖，盅內繪有一朵花卉，清楚顯示使用者的性別表徵。與此對瓷盅同屬一組器物的，還有〈黃金盅蓋〉和〈銀鎏金托盤〉。在盅蓋方面，其蓋面裝飾龍雲紋，蓋口沿內壁有銘文曰：「承奉司正統二年造金鍾蓋四兩九錢」，確定為1437年製作。而托盤部分儘管多處損蝕嚴重，但仍能見到祥龍形狀，使得整組器物彰顯出濃厚的皇室貴氣。

另一件〈琺華五彩仙鶴蓮花壇〉，則是出土於蘄春荊端王次妃劉氏的墓葬裡。其實「琺華」一詞是在1920年代才開始流行，用來描述在瓷器表面凸線的紋飾輪廓裡頭，以各類釉色顏料（藍、綠、黃、紫和白）堆填出底部和花紋的一種製作技巧。此類作品盛行於明代成化、弘治、正德與嘉靖年間。在這件弘治朝「琺華」器作品的外觀上，描繪的是蓮花荷葉的池邊景致，另有數隻仙鶴飛翔其間，顯示出佛教、道教信仰裡的吉祥涵意。另外，因為該器表面採用堆貼技巧，讓這些紋飾圖案更富立體雕塑感。即使文物於地下沉睡數百年後，仍舊未失其華麗光芒與精湛造型。

2010年蘄春荊恭王墓葬裡，出土了一件〈甜白釉暗刻雲龍紋蓋罐〉，其精練簡約的美感，讓眾人不禁嘆為觀止。1555年朱翊巨（1534～1570）繼承父親封號，成為荊恭王，當朝的嘉靖皇帝為了慶賀此事，極有可能把這件上頭繪製四爪龍紋的蓋罐送給他。嘉靖皇帝與荊恭王的友好關係還不僅如此，日後皇帝亦准許朱翊巨會見了道教天師柳道春（活躍於1550年代），並接受柳氏的祝禱祈福。之後在1575～1579年間，荊恭王的第二子和第三子更分別受封，家族得到無上的榮光與地位。由於此類龍紋飾罐不但代表著王權與身分，亦可在宗教儀式中使用，因此本罐很可能是在1570年荊恭王的道教喪禮舉行後隨之入土者。

在近年來出土的藩王墓葬裡，亦曾出現不少衣飾物件，都是今人觀察當時皇室成員日常生活的最佳窗口，例如梁莊王墓中出現的一頂〈冕冠〉（圖10）即是如此。雖然發掘當時發現冠綖（覆蓋在冕冠上的布質頂板）和冠卷（冠周邊沿）部分都已經腐朽損壞，但仍存有約140件的金玉珠串。後來經過湖北省博館方的精心修復，得以重現及復原其貌。這些冕冠上的金屬附件，多採用捶揲或焊接等技術成型；在玉料珠寶方面，則是採用雕琢與拋光手段完成。根據大明朝禮規定，藩王冕冠上需裝飾五種顏色的珠串，但這件冕冠出土時僅見四色，有可能其中某種顏色的珠串成分為有機物質，因長期深埋於地底而永久地分解消失。

另外還有一組〈髹漆鐵盔〉與〈鐵劍〉，則是早期明代武器罕見的例子。該頭盔外部通體包貼麻布，再髹紅漆，內部是由12根鐵條焊接而成的鐵罩。在頭盔頂部前方，還可約略看見一個用金粉書寫的「勇」字，說明此物應屬藩王的領導主將所有。至於鐵劍部分則是梁莊王的隨葬品，該劍鞘主體為木質外覆皮革，除了頂部裝飾一片金質劍珌，劍首亦出現騰龍在祥雲當中追逐火珠的紋飾，顯得極為威武生動，襯托出軍事的肅穆氣氛。其他諸如〈嵌玉枕頂〉、〈鉛錫祭器〉、〈鐵鑄如意寶磬〉以及〈周府庵石雕照壁盒子〉等古蹟文物，亦具體展示大明百工技藝的發達程度與各地藩王的品味需求。

最後，主辦單位特別展出了梁莊王與王妃的石製墓誌。若以〈梁莊王壙誌銘〉為例，其長73公分、寬72.7公分，厚度為20.8公分，石刻銘文有15行共185個字。其內容為：「王諱瞻垍，仁宗昭皇帝第九子。母恭肅貴妃郭氏，生於永樂九年六月十七日。二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冊為梁王，宣德四年八月之國湖廣之安陸州。正統六年正月十二日以疾薨。訃聞，上哀悼之，輟視朝三日，命有司致祭，營葬如制，諡曰：『莊』。妃紀氏，安慶衛指揮詹之女。繼妃魏氏南城兵馬指揮亨之女。女二人。王以是年八月二十六日葬封內瑜坪山之原。嗚呼！王賦性明達，資度英偉，好學樂善，孝友謙恭，宜臻高壽，以享榮貴。甫壯而逝，豈非命耶？爰述其槩，納之幽壙，用垂永久云。」正謂滄海桑田人事全非，只留有靈古物，至今倖存。

2005年湖北省博物館與廣東省博物館曾舉辦「鄭和時代的瑰寶─梁莊王墓文物展」，是首次對外公開展示這批出土的名貴文物。之後於2013年，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也曾聯合舉辦過「金玉良緣─湖北省博物館藏明梁莊王墓考古文物展」。英國牛津大學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亦於2013年出版《藩屏（Screen of Kings：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一書，對明代藩王的藝文發展進行深入討論。隔年（2014）柯律格並與大英博物館共同籌畫「明─皇朝盛世50年（Ming：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特展，呈現彼時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這些都讓觀眾或讀者有機會能夠從以往專注於北京城裡的君主內府，打開視野至當時受封全中國各地超過60位的藩王身上。這股新興的前沿趨勢，也將隨著本展而進入北美地區。期待在不久的將來，明代藝術與考古史研究的篇章，會出現更多豐富內容與深刻見解。

美國南加大亞太博物館（USC Pacific Asia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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