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他人之戰爭——在「情書．手繭．後戰爭」外的二三事

19世紀描繪東印度風景的全景繪畫，得以利用並複製了殖民的手段，促進了繪製地圖者、測量員以及導航員的技巧，於同時作為自身征討的文化工具，描述荷蘭人開拓而宣稱新領地的同時將其描繪為尚未被開發的特定故事。這些將荷蘭人掠奪合理化的視覺論述，沒有比這種名為『美哉印地」（mooi indie，註1）的風景畫風更為明顯的表現，也是19世紀荷蘭殖民東印度群島的主要繪畫作品。（Protschky 2011：82-83）

走進展覽「情書．手繭．後戰爭」於關渡美術館二樓的展場，映入眼簾的是日本藝術家馬寞路（mamoru；原譯奧野翼）的作品《平戶．大員．巴達維亞》，五面不同尺寸、角度、高度配置之液晶顯示器構成11分鐘的多頻道裝置，透過文字、音樂、影像色塊的多重敘事，從一封1630年代隨著走私路線經巴達維亞（雅加達）、大員（安平）到平戶的家書手絹，攤開歐洲天主教徒父親與日本母親結合而生的孤女複雜身世。影像中一幕女子凝望著遠方的畫面涵蓋「山丘」、「稻田」或遠方的「椰影」等背景元素，立刻讓人想起印尼現代藝術傳統裡最具殖民地風情的「美哉印地」畫風——透過播放設備呈現的多重視覺構造，也呼應了藝術家對歷史書寫的多元理解。

「Mooi Indie」（荷蘭文：美麗的印度群島）原為1930年Du Chattel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1幅東印度群島的複製水彩畫而創造出的名詞，後來因1939年藝術家蘇佐佐諾（Sudjojono）用以戲謔那些僅僅描繪東印度美麗景色的畫家而廣為人知。馬寞路是有編曲背景的藝術家，他取材歷史文獻與殖民美學，呈現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全盛時期的三個貿易據點。藉由挪用印尼藝術史的代表風格，不但映射展覽中的日本、台灣、印尼三地互文性，更暗示不同的殖民現代性方案如日本或荷蘭，乃至於不同的後殖民文本如台灣或印尼交錯的後設歷史位階。事實上，這種後設觀察正是《平戶．大員．巴達維亞》（所屬的「一段特別關於日本和荷蘭及其他歷史可能性的長途聆聽之旅」系列）與近年台灣「聲線計劃」團隊的《聲線計劃：史貝克斯的歌》（註2），分別以影像、編曲、新媒體或表演詮釋身世相似的主角差異／重複的軌跡。

馬寞路提及平戶–大員–巴達維亞這條繁榮的貿易之路，乃是遭日本迫害的天主教徒的逃亡路徑，並指出靈感與他在荷蘭查閱歷史文獻所見的17世紀充滿異國色彩的日本見聞錄有關。在《聲線計劃：史貝克斯的歌》裡，沈森森、致穎和吳其育則將孤女的思鄉之情嫁接於在台灣的東南亞新住民，透過蒐集不同語言版本的相同歌曲，拼湊出互文又共時的歷史航線，並都以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探索日、台、印尼共同歷史記憶之起點（註3）。藉由延伸到展覽之外的比較閱讀，我們似乎可以將「情書．手繭．後戰爭」視為台灣藝術家如何觀看印尼的延續。

展覽名中的「手繭」與某種日常勞動的身體意象相關，代表需要以雙手操作的工匠技藝，這些由匠人（craftsman）身體記憶傳承的工藝（如蠟染、版畫木雕等）向來抗拒被抽象化的論述語言收編，推崇質樸或勞動的歷時過程。但這種時間感要如何與當代藝術的批判性語言發生關聯？

在印尼藝術家阿爾溫．希達亞（Arwin Hidayat）整層樓高的巨幅蠟染（batik）作品裡，我們看見汲取鄉村或日常生活的養份而凝聚的不同人物原型，這件作品也是展覽裡最具傳統特色的作品。在本計畫長達二年的籌備期間，與策展人陳湘汶合作的日惹當地夥伴Galeri Lorong空間策展人阿罕拉曼（Arham Rahman，也是本屆日惹雙年展 (Jogia Biennale)策展人之一）正好是研究蠟染的專家。他在開幕隔天的座談會（註4）上對蠟染的簡介，提供我們一條探索印尼藝術的途徑。他說許多人都以為蠟染是關於特定的圖案，但蠟染更是關於形成圖案的特定技巧。特別是它作為一種集體勞動的行為（或儀式），參與者間彼此並無分別。這也使我們連結到阿爾溫自述裡鄉村生活的「相互合作」（原為：Gotong royong）精神，無論這類蠟染，或正受邀來台南的日惹團體米之獠牙（Taring Padi）的大型版畫，都是這種集體性的體現。

假如策展人藉「手繭」暗示蠟染等手藝操作，連結印尼傳統藝術的集體或精神向度，那麼我們又要如何理解操作這些手藝之人所有的物質技術？甚至，這種技術視野是否可能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甚至超越不同疆界限制來反饋人與藝術的關係？印尼藝術家馬哈拉尼．馬羌那嘎拉（Maharani Mancanagara）手繪的《瓦納坦任編年史#2》（Hikayat Wanatentrem #2）與張徐展紙紮的《動物故事AT58》在此形成一組有趣的對照。兩件作品都提到馬來世界的「鼠鹿」（馬來文kancil）原型，這種「小鼷鹿」是一種體形很小的反芻動物，在各地馬來傳說裡以機靈著稱。在《瓦納坦任編年史》的繪本裡，一群鼠鹿被海盜豢養在一座島上，供其奴役甚至果腹。直到一隻鼠鹿建議求助於軍艦鳥，方才聯合起來將海盜趕走。（註5）

張徐展作品取自馬來「鼠鹿過河」與華人「聰明的狐狸或其他動物」所屬的「阿奈爾–湯普森分類法」（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以台灣喪葬場合的紙紮裝置巧妙地回扣「工藝」與《瓦納坦任編年史#2》的動物主題。更重要的是，技術取代或變成如文字記載的在場，當「故事」的共時性穿越語言和地理疆界，匠人創作彷彿也與仰賴集體性、身體性的日常鍛煉融合一體，如同象徵語言與實在的合一；某方面來說，這種語言縫合也許是當代藝術嚮往的救贖。

由於展覽範疇涉及台灣、印尼（甚至殖民母國）等跨國近代史，雖然提供後殖民論述的演繹場域，但不管是從技術、文本或主題切入，都很難找到一體適用於所有作品維度的理解框架。特別是吳其育和劉玗作品從所在的有限時空進入二階模控學（Cybernetics）的後設考察（即關於歷史的歷史），在這樣既在地又不在地的文本裡，縱使跨文化的比較閱讀可提供理解展覽的線索，面對本地錯置的美學時空，我們如何在交流同時察覺理解上的限制，進而探知自身在東南亞的定位？

關於「戰爭」的語境凸顯了兩地的歷史進程差異，但在展覽中只有點到為止。對於原屬「馬來世界」（Nusantara）鬆散認同的東印度群島來說，太平洋戰爭不只帶來創傷、趕走荷蘭人與獨立建國的機會，也帶來新的國族想像、新的共同體意識形態及新的敵人，如共產黨。在區秀詒與陳侑汝的《當我們都不在了，記憶如何存在而不過渡於寂靜之中》藉由自動編排的現成影像、聲音和二戰型號玩具戰機與兵種等技術物件組織的「記憶地圖」裡，「戰爭」無疑是隱藏在背後的真正動力，儘管看似馬來半島的喃喃幽靈，但，正因在這個隱而未顯的冷戰視角上，印尼藝術家梅西．西妥魯斯（Meicy Sitorus）以攝影和研究呈現慰安婦主題的《爪哇小姐》（Nona Djawa）才產生足以質變的歷史張力。

那個張力是說，在這裡的「後戰爭」，更像是我們重讀從陳千武〈獵女犯〉裡出走到現代「爪哇小姐」眼中的疑問：究竟戰時動員的台籍兵是共犯還是受害者？（註6）對這個問題，我們無法從異國的凝視或南洋的家書裡尋得線索。正如《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裡提到：「台灣人51年不被承認，竟在此時終於成為日本人。這意味著，台灣人即將被同盟國軍隊當成『敵國』人民處置。」（註7）就在印尼獨立運動隨著日本戰敗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滯留群島的台人如陳千武也正在戰俘營中，忍受超過八個月的遣返等待；更有些台籍兵拒絕此命運而加入獨立反抗軍，成了日後印尼建國英雄。

或許是因為那始終不是我們的戰爭，又或許是，對夾在之間的台籍日本兵來說，那不屬於我的戰爭始終沒有過去的一天。（註8）這也使「情書．手繭．後戰爭」終究成為某類單向的凝視，而未能回答如何重新在東南亞定位的問題了。
 

註1　轉引自KUNCI文化研究中心（KUNCI Cultural Studies Center），〈為熱帶博物館《荷屬東印度》常設展所做的語音導覽（節錄）〉，原刊載於《數位荒原》，由「《數位荒原》駐站暨群島資料庫計劃」翻譯。
註2　沈森森、致穎、吳其育發起的《聲線計畫：史貝克斯的歌》為2016年台北雙年「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參展作品，涵蓋「唱」、「廣播」與「歌」三部份，以荷蘭殖民時代訴訟案件所記錄的歷史人物莎爾帖．史貝克斯 （Saartje Specx，1617-1636）為主軸線，貫串日本、印尼和台灣的近代貿易史。此處主角為荷商在日本的私生女，被強制遣送至印尼巴達維亞管理。
註3　台灣荷治時期為1624至166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南台灣歷時38年的殖民統治。1603年荷蘭人在爪哇建商站；1605年征服盛產香料的摩鹿加群島（安汶島、帝利島）。1619年攻佔雅加達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方的總部（巴達維亞）。1799年東印度公司解散後殖民地被荷蘭政府接管，印尼的荷屬東印度時期為1800至1949年。
註4　見7月13日於「在地實驗」合作舉辦的「情書．手繭．後戰爭——講座1」。
註5　這個馬哈拉尼自創的鼠鹿寓言，是藝術家改編自其祖父於1965年G30S暴動事件（Gerakan 30 September）的親身遭遇；作為政治受難者的祖父從泗水的科布蘭監獄被移轉到努薩坎邦恩（Nusakambangan）與布魯（Buru）島上，然而此事件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平反。藉由某種系統化的挪用寓言裡的動物角色，藝術家從傳統中創造教育下一代的普羅視覺符碼，並透過鼠鹿形象讓觀眾對政治受難者產生移情作用。
註6　〈獵女犯〉為陳千武短篇。分別於1976年7月、10月發表於《台灣文藝》並獲吳濁流文學獎。背景以陳千武身為日本志願兵的戰時經驗為基調，描述主角林逸平兵長在帝汶島護送慰安婦時認識同是福佬系的當地女性，卻因為立場不同而對立，見證戰爭殘酷與歷史巨變。
註7　見盛浩偉，第九章〈遺落他鄉的記憶：海外台灣人的故事〉，收錄於蘇碩斌編，《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
註8　「……不像世界其他國家，二次大戰戰敗國（如日本、德國、義大利）和戰勝國（美、英、法、蘇），都各自有其相應於戰敗的省思或戰勝的新視野，也都共同對戰爭的破壞有深層凝視，而被殖民地紛紛獨立，更形成世界詩風景。台灣的戰後並沒有真正的戰後性，1945到1949年曾成為被刻意空白化的時期。台灣本土在既非戰敗國又既非戰勝國的無主體性歷史觀照下，彷彿亞細亞孤兒。」見李敏勇，〈雙重構造的精神史——戰後台灣現代詩開展的風景〉。據印卡指出《笠詩歌》陳千武最早提出「台灣缺乏戰後性」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