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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下)

關於明朝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下)

數十年來安國「十鼓齋石鼓文」在《石鼓文》拓本中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若非這次國內本的出現,若非當年朵雲軒余氏,秦氏後人的啟發,筆者亦不會作進一步的研究。
《十鼓齋石鼓文》冊後題跋的疑點
安國和華夏都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大收藏家,二人收藏的宋元書畫現在存世收藏在博物館和私人的有很多,在這些公、私收藏書畫中,有二人收藏印的亦很多。但「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二人的收藏印,在二人存世公私收藏的書畫中一方都沒有出現過。而二人在存世公私收藏的書畫中,所用收藏印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亦一方都沒有出現過。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十鼓齋石鼓文」中二人收藏印的真實性。再以「十鼓齋石鼓文」冊後的題跋看,前後題跋有矛盾,人物時間有謬誤。
圖1 「中權本」後有元倪瓚觀款「癸丑中秋觀於耕漁軒倪瓚」。(馬成名提供)
疑點1:「中權本」倪瓚題跋中提及地點有異
在「中權本」後有元朝倪瓚(1301-1374)觀款一則:「癸丑中秋觀於耕漁軒倪瓚」。(圖1)其實這行款字是從倪瓚的一卷〈詩草尺牘〉中臨摹出來。該卷〈詩草尺牘〉香港佳士得拍賣公司1995年4月曾經拍賣過,現藏香港中文大學。(圖2)是〈詩草尺牘〉卷中之一。
圖2 元倪瓚〈詩草尺牘〉卷局部,香港中文大學藏。(馬成名提供)
去年偶然在「中國書法在線官網」中見到一篇文章,是侯勇先生在2019年5月22日發表的,題為〈倪瓚「癸丑中秋跋」考〉,寫的正是「十鼓齋中權本」後面的倪瓚跋。
筆者不認識侯勇先生,對未能徵得侯先生同意,引用他的文章表示歉意。侯先生據《清閟閣全集》,將倪瓚在癸丑中秋前後數天的日期作了排次,確定癸丑中秋當日倪瓚不在耕漁軒,而是在耕雲軒。
「綜合《清閟閣全集》詩集所載,癸丑中秋,倪瓚八月十五日。倪瓚為王㽘作〈耕雲圖〉並詩〈畫贈耕雲〉,亦有〈宿王耕雲山居〉詩,誇讚王耕雲的耕雲山居並有詩〈癸丑八月訪耕雲高士於西巗因寫耕雲軒圖又為之詩〉。八月十九日倪瓚有詩回顧中秋在耕雲軒的場景。中秋夜月明勝當年,良夫(筆者註:徐良夫字耕漁)與景和攜酒至畊雲軒,酣飲及二更,乃就寢。」(註1)
圖3 元倪瓚〈跋唐人臨右軍真蹟〉,31.8×20.5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國立故宮博物院提供)
疑點2:「中權本」的題跋另有出處
以上是證實「十鼓齋中權本」倪瓚跋的地點「耕漁軒」不符合。另外在書法上侯先生亦作了研究比對,所用的材料與筆者前面所用的相同,現藏香港中文大學之〈詩草尺牘〉卷中之一。而且侯勇還把倪瓚跋的簽款出處找出來了,是從現藏臺北故宮的〈倪瓚跋唐人臨右軍真蹟〉中來。就可以知道「中權本」倪瓚跋的來源了。(圖3)
疑點3:「中權本」的安國跋內容
在「中權本」後安國有篆書題跋,有這樣一段:「……此本為張涇橋、顧翁翊周所藏,欽羨已久,未敢遽請。冰壑盛翁與顧氏有通家之誼,知余十鼓之集已得八九,且因其冊後有倪雲林先生題字,與余所得浦長源先生題本有師弟淵源,若得聯合亦藝壇佳話,故不惜千金之諾為余和會焉,成人之美可感也。」
查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一書,盛顒,即安國跋中的「冰壑盛翁」,其生卒年為1418至1492年,而安國的生卒年是1481至1534年,盛冰壑卒年時安國僅12歲。安國在「中權本」中題跋時間是嘉靖甲午(1534),盛冰壑已逝去42年,如何再為安國和會此「中權本」?
疑點4:「後勁本」的安國跋內容
在「後勁本」後安國有篆文題跋:「右周宣王石鼓文十,為往哲浦長源先生遺物,後裔寶藏視同大訓天球,非可貨取。搨墨之精存字之多,均出余舊藏各本之上,能否媲美韋韓所見本雖不可知,其為五百年前物則碻然可信。若非貢本焉得如此盡美盡善乎。余因愛之深不覺求之切,客秋挽舜臣會合以寒字號良田五十畝易歸,素願獲償,割產奚惜。……」
冊後亦有浦源楷書題跋,時間為「丙寅新秋東海生源記」,該頁裱邊有國安篆書註:「丙寅為洪武十九年正先生授舍人時也。」
據「百度網」簡介,浦源(1344-1379),號東海生,江蘇無錫人,舉授晉府引禮舍人。工詩,與福建林鴻為詩友,號「十才子」。浦源尤善畫山水,為倪瓚弟子,明顧起綸《國雅品》中論其詩「詞采秀潤」,有《浦舍文集》。
浦源卒於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而「後勁本」浦源跋是丙寅年。若是前一個丙寅年是元朝泰定三年(1326),則浦源尚未生,若是下一個丙寅年是洪武十九年(1386),則是浦源已卒後七年。故浦源此跋必偽無疑。
疑點5:「先鋒」、「中權」二本題跋     自相矛盾
在「先鋒本」後安國有篆書跋:「……余先得江陰徐氏本,嗣得燕人朱氏手墨各本,及吾鄉顧氏浦氏本,存字較多已稱罕覯,今又得此本於姑蘇曹氏,完全無闕,紙墨尤古增字數十,內多昔人所未見者,蓋為五六百年前物,傳世最古之本也。……今既得此赫然十鼓之本,合諸舊存各本,除辛鼓泐盡僅存九鼓者不計外適得十數,因以十鼓名余齋。……」
在「中權本」後安國篆書跋:「……余齋十鼓徐本得之最早,朱氏各本次之,浦本又次之,此本則稍後於浦本,最後得者曹本也。……因適符十鼓之數,遂以十鼓名齋焉。」
在「先鋒」、「中權」二本題跋中,都說「江陰徐氏本」是「十鼓齋」得之最早一本。可是「江陰徐氏本」並不是安國在「先鋒本」跋中所說的「除辛鼓泐盡僅存九鼓不計外」,而是辛鼓已泐盡之本。這從安國在「朱才甫本」也就是趙叔孺題簽本後面的行書題跋可見。此題跋安國是在嘉靖癸已(1533)八月五日,也就是在「先鋒」、「中權」二本題跋之前的幾個月寫的:「……江陰徐子擴惠予二百年前墨本,紙墨尚遜,其辛鼓雖有石痕,字形難辨。……」說明江陰徐本是辛鼓已無字之本,不能計入十鼓之數。前後題跋所說自相矛盾。
疑點6:「先鋒本」的安國跋內容
又在「先鋒本」後安國有一行書跋:「余素不習篆,自得宋郭忠怒篆體千文墨跡卷後,愛其筆法古法,晨起日臨數十字。邇毋用以題答,從未書跋。今因此本為吾齋第一至寶,故不嫌煩苦,乘興勉書。雖手僵目花,亦衰年樂事也。」據目前所知在「十鼓齋」的各冊《石鼓文》及《泰山刻石》53字本和165字本中,安國共有13次題跋,其中10次是用篆文題跋的,僅3次是用行書題跋。這和跋中所說篆文「每用以題簽,從未書跋」,自相矛盾。
綜上所述,從「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找出翻刻本的徵狀。安國、華夏二人收藏印,在二人收藏其他書畫中找不到相同的印鑑。冊後倪瓚、浦源、安國等人的題跋,多處出現矛盾和謬誤,足以否定所謂明朝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的《石鼓文》為宋拓本的真實性。
「十鼓齋石鼓文」的流傳史
再以「十鼓齋石鼓文」的流傳情況來看,最早是出現在193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後勁本」唐蘭的題跋,說是道光年間安國後人拆售天香堂,於樑間所發現,旋即入邑人沈梧之手,遂流往東瀛。
吳湖帆在1937年3月5日的日記亦記載了「十鼓齋石鼓文」事:「馬叔平(衡)來為商談故宮博物院出品古畫全美會目錄。……又談及安桂坡所藏宋拓石鼓、金文十部,……皆存於安氏祠堂扁額後,藏以鐵櫃,安氏後人不知,以屋輾轉讓人,至道光時為某人所獲,旋全套押於吳江沈旭庭(即沈梧,號古華山人)。寫明永久勿沒。沈梧初有石鼓文定本之著作,成於未押之前,及得安氏本,後悔已成書欲重改前作,未竟而卒。」
唐蘭和吳湖帆二人所說都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亦是「十鼓齋石鼓文」之「先鋒」、「中權」、「後勁」三冊都已出版的時候。二人所說雖略有不同,但都說為沈梧所得,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亦見有沈梧的收藏印,所以沈梧也是一個關鍵的人物。那麼究竟沈梧究竟有沒有收藏過這「十鼓齋石鼓文」?筆者亦作了一番探討。
首先要了解沈梧。沈梧生於道光三年(1823),卒於光緒十三年(1887),一作沈吾,字旭庭,號古華山農,又號九龍山樵,無錫人。工詩詞,善書法,精丹青,得力於顧、邵、華三師指授,名噪江浙。咸豐間游幕京師。著有《蓉湖漁笛詞》,收藏甚富,所作山水,有士大夫氣,無刻畫痕。撰有《石鼓文定本》、《漢武梁祠畫象考》等。
沈梧是晚清時一位收藏家,曾經其收藏之《明代名人尺牘墨寶》(全12冊),後經周作人、潘博山、張珩等人收藏,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筆者亦曾見過其收藏的一些碑帖,是一位中等的收藏家。不過對《石鼓文》確是很有研究,有專著《石鼓文析埶》、《岐陽石鼓地名考》、《成周石鼓考》。《石鼓文定本》是他最晚年的著作,在他去世後三年光緒十六年(1890)才刻成。所以前面吳湖帆在日記中說,沈梧得安國「十鼓齋」《石鼓文》是在《石鼓文定本》成書以後是不成立的。
沈梧在《石鼓文定本》中沒有片紙隻字提到過所謂的明朝安國「十鼓齋」《石鼓文》。但是書中有三處可證實他沒有收藏過宋拓本《石鼓文》。
其一,在《石鼓文定本》的敘中「……惜乎稼孫已矣,不及見余考證定本,相與共賞為之惘然。愚之於此一刻石(筆者註《石鼓文》)回環胸臆卅年,以不得善本參校,因循中輟,今且老矣多病,力疾為之,以償夙願。然未敢以強辭曲說,貽笑博雅者也,即書以為敘。」
其二,在《石鼓文定本》凡例中「舊拓文字較多於近拓理固然也。然有宋拓模糊殘泐而明拓可辨者,有舊拓所無近拓文有者,拓本優劣之故。是以孫巨源、薛尚功諸家同時著錄,存佚不符。又以殘泐僅存半體難辨之字,或收或不錄故也。今以范氏宋拓合孫薛各本,及自藏明拓新舊二本參校,以彼所有補此所無,其傳寫舛譌或謬者更正之。必審其萬無差訛錄之以成句讀,抱殘守闕共五百廿七字,又己鼓補缺四字。若升庵全本七百二字,劉姚各本凡六百五十餘字,則未敢盡信取以濫入也。」
其三,同在凡例末「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錄本四百九十七字,范欽天一閣北宋本四百六十二字,薛尚功所錄四百五十一字,歐陽公集古錄所見四百六十五字,趙夔所見四百十七字,胡世將資古錄四百七十四字,趙古則云吾丘衍此資古錄又加三字共四百七十七字,庚子銷夏記云吾衍參考得四百三十餘字,林侗所藏宋淳化間李戣摹本四百五十字,潘迪所見三百八十六字,劉梅國所收本四百九十四字,都穆又云所見宋拓本四百二十二字,……」。此處僅錄沈梧在凡例中所羅列之宋本。
以上述三處沈梧所說可知,沈梧是在晚年「老矣多病力疾為之」完成《石鼓文定本》的,且「回環胸臆卅年,以不得善本參校」,以「自藏明拓新舊二本參校」。在凡例最後所羅列的《石鼓文》宋本中,亦沒有所謂安國「十鼓齋」所藏的北宋《石鼓文》。所以沈梧曾經收藏過「十鼓齋石鼓文」這件事完全是臆造。
再說在《石鼓文定本》中沈梧提到過魏稼孫其人,與魏稼孫同時代的好友趙之謙、沈樹鏞、胡澍等人,直到民國初的劉鐵云、王懿榮、翁同龢、羅振玉等收藏碑帖的金石家,都沒有一人見過或提到過所謂「十鼓齋」收藏的宋拓《石鼓文》和《泰山刻石》。民國初突然從天而降,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十鼓齋」所藏的宋拓《石鼓文》和宋拓《泰山刻石》。筆者見到最早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秦封泰山碑》五十三字本,是民國七年(1918)十月初版。先後又出版《周宣王石鼓文十鼓齋中甲本》,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一書有「民國八年(1919)上海藝苑真賞社所印行安氏別本」。 
所謂「十鼓齋」收藏的碑帖出現在世上不久,即售往日本的三井高堅氏聽冰閣所得。據日本《三井文庫別館藏品圖錄─聽冰閣舊藏碑拓名帖撰》一書,《泰山刻石》五十三字本,在日本大正八年(1919)就被三井氏聽冰閣購入。也就是說在藝苑真賞社出版後,第二年即售往日本。而《石鼓文》的「先鋒本」和「中權本」亦在大正十年(1921)售往日本。郭沫若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見到的亦只是黑白的照片,沒有看過原拓本。
當時對翻刻本的質疑聲浪
再說當時自「先鋒」、「中權」、「後勁」三冊《石鼓文》和《泰山刻石》出版以後,並非沒有人懷疑過是翻刻本的。前面說過1937年3月5日馬衡到吳湖帆處,談到安桂坡所藏宋拓《石鼓文》事,3月8日在吳湖帆日記中就有「購得中華書局出版之《石鼓》先茅本及藝苑真賞社出版之《石鼓》中權本二則,晚間與陳子清細勘,頗疑翻刻,前日馬叔平之說或馬氏亦有受詒可能云。」可是到了3月14日吳湖帆在日記中又說「在沈(尹默)家觀宋拓《石鼓》照相本,即馬叔平所云安桂坡舊藏之第一北宋本也。據照片,字口確較中華、藝苑所印者為佳,且有安氏篆書題跋甚多,蓋安氏得於蘇州曹氏,不知曹氏為何許人也。今照片一套計一千二百元鉅,可謂駭然矣。」吳湖帆被安國的篆書題跋所騙。
又容庚1935年2月在《燕京學報》第十七期中發表的〈秦始皇刻石考〉一文,在《泰山刻石》中有這樣一段:「安國本明安國舊藏,今由藝苑真賞社印行。合殘泐之字計一百六十五字,視《秦篆譜》為多。取《絳帖》本校之,其多於《絳帖》者,大抵皆半泐之字。惟『治道運行』之『運』字,『靡不清淨』之『淨』字獨完整。其『靡』字作造篆字,《絳帖》本作造篆字,以《絳帖》本為勝。……末有安國題跋,云:『桂坡再題。』則其第一跋或述明此本來歷,為人割去。石花板滯,始皇頌與二世詔清晰相若,使為原拓本,宋庠江休復二人不當不見,其從《秦篆譜》出而非原石拓本則無可疑。……」容庚從篆文結體和石花板滯二方面懷疑此《泰山刻石》為翻刻本。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明趙宦光本《石鼓文》,有陶北溟題簽和跋,簽題有「近有安桂坡本則石紋無一合處宋覆本耳」,跋題「……安桂坡本即楊升庵據之作石鼓文音釋者,阮文達以為不可信,錫山非遐陬僻壤,安氏復藏棄世家,果有宋拓如許,乾嘉諸老不容無所聞見。今安本悉歸東海,僅覩印本與泰山刻石,泐紋皆不甚自然,未觀原拓,遂不免懷疑,不審憂患餘生,尚有緣一寓目否耳。戊子(1948)四月北溟。」
容庚、吳湖帆、淘北溟是鑑定碑帖的內行,從石花的不自然已發現翻刻本的倪端,可惜沒有深入繼續研究。以上三例是筆者所知當時即有懷疑所謂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碑帖是翻刻者。
上海藝苑真賞社秦氏父子
既然所謂「十鼓齋」收藏的碑帖是從上海藝苑真賞社現世,那麼必須對上海藝苑真賞社作一探索。前面已對上海藝苑真賞社有一簡單介紹,現在對其創辦人秦文錦、秦清曾再作一略為詳細介紹。秦文錦(1870-1938),字絅孫、褧孫,號雲居士,息園老人、守黑居士等。齋名鉏彝齋,古鑑閣,無錫人,晚清書畫金石家秦祖永之孫。曾隨駐日使節赴日本考察交流,研習先進科學技術,尤重書籍裝幀及鋅版蝕刻、珂羅版印刷。1915年(一說1904年)在上海創辦藝苑真賞社,影印歷代碑版書法名蹟。富收藏,尤精審鑑別金石碑版。秦清曾(1894-1984)名淦,秦文錦次子,自幼秉承家學,能書擅畫。其《古鑑閣校碑閣冊》四十餘葉,每葉都有當時名人一人為其題跋,題跋者有康有為、梁啟超、鄭孝胥、袁克文、裴景福等。該冊現藏上海博物館。秦清曾隨父在上海經營藝苑真賞社。存世著名的〈北魏張黑女墓誌〉孤本,就是秦氏的家藏。
民國時上海印刷出版碑帖的情況是這樣的,「求古齋」、「掃葉山房」出版的碑帖都是簡裝本,供習字者用。「有正書局」、「文明書局」、「商務印書館」、「藝苑真賞社」則是出版高級的碑帖版本,供收藏家、研究者和碑帖愛好者用。各家出版的碑帖都以版本高古罕見為勝。當時即有人對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碑帖有懷疑。
在《余紹宋書畫論集》一書頁251,1935年12月余紹宋(註2)有這樣一段話:「心佩寄藝苑真賞社所印諸篆文帖見贈。偶取秦碣、石門頌臨之,覺其中凡《嶧山碑》及《會稽刻石》所有之字皆同,其所無之字則非散漫便扭捏,頗疑此石久亡,後人雜取前兩石之字雜湊合而成者。該社秦文錦乃題為宋徐鼎臣本以欺人,尤為可鄙。秦某所印碑帖甚多,大半填改塗飾,題為舊拓。且如《張表碑》等皆偽之尤者,誤人不淺。」1936年1月:「《會稽刻石》裱成,以校上海秦氏所印冊,乃覺影冊大謬。非但點劃有異而風格亦大不同,影冊實甚惡劣。此拓乃易得之物,不知秦某何緣不知?而用此劣本以誤人也。」1936年4月:「始臨《泰山碑》上海藝苑真賞出版者。此社出版之品不可恃,是碑究有塗改增飾之處否?苦無別本校對也。」
今人碑帖愛好者陳郁先先生近有一文〈讀碑記─民國藝苑真賞社碑帖影印中的「移花接木」〉。陳先生近年購得原為藝苑真賞社秦氏收藏的碑帖拓本,與藝苑真賞社當年印刷出版的該碑帖相校閱,發覺拓本與印刷品多有出入。題跋有移花接木,拓本有張冠李戴,加蓋偽收藏印鑑等作偽手段。
圖4 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碑冊是從碑帖中挑揀出需要的字,集成對聯,有些字碑帖中沒有的就拼湊而成,有些字碑帖中已損壞的就填墨而成。此中權本中的倪瓚跋亦是拼湊而成。(馬成名提供)
在藝苑真賞社出版的碑帖中創有《碑聯集拓》、《聯拓大觀》等,此種碑冊是從碑帖中挑揀出需要的字,集成對聯,有些字碑帖中沒有的就拼湊而成,有些字碑帖中已損壞的就填墨而成。(圖4)
此偽造翻刻碑帖的條件,拓本拼湊填墨,題跋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加蓋偽造收藏印鑑等,藝苑真賞社秦氏都具備。鑑於在「十鼓齋石鼓文」拓本中找到種種翻刻徵狀,在安國題跋中找到種種謬誤,又證實沈梧沒有收藏過什麼「十鼓齋石鼓文」。再者前文秦氏後人聽祖父「騙日本人不可告外人」之說,筆者後來與秦氏後人有見面,亦證實其說法是事實。基本上可以排定此「十鼓齋石鼓文」是上海藝苑真賞主人秦氏所偽造。
圖5 宋拓《石鼓文》冊未裝裱時有一方安國的印「膠山」二字,當時此印是另外單獨一紙。(馬成名提供)
餘論
筆者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有一關鍵性的啟發,使筆者恍然大悟,確定原來這所謂明朝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所收藏的宋拓《石鼓文》的確是藝苑真賞社主人秦氏所偽造。曾經有三位碑帖愛好者的朋友,在當年朵雲軒拍賣這冊國內本「十鼓齋石鼓文」時,見過該冊未曾裝裱破舊的原本,告訴筆者曾見冊中有「不可用」字樣。於是沿著這條線索,找到當時尚未裝裱原冊的照片,發現未裝裱時有一方安國的印「膠山」二字,當時此印是另外單獨一紙的(圖5),裝裱以後此印添貼在第一鼓吾車鼓末「蜀」字的下部。(圖6)在線裝本的末頁確實找到了「此係紙傷不可用」七字(圖7)。一言驚醒夢中人,此冊是藝苑真賞社秦氏當年偽造「十鼓齋石鼓文」時所廢棄不用之本無疑。筆者之前對此冊的種種疑問:為何此冊沒有安國的題跋?為何此冊只鈐了七枚收藏印?為何此冊安國不裝裱,沈梧不裝裱,秦氏亦不裝裱?為何此冊沒有沈梧的收藏印?都因為知道了這是秦氏翻刻時所廢棄不用之本而迎刃而解了。
圖6 裝裱以後此印添貼在第一鼓吾車鼓末「蜀」字的下部。(馬成名提供)
筆者還找到了兩處所謂安國「十鼓齋」的印藏印,為藝苑真賞社秦氏隨意加蓋的範例。2011年7月亦是上海朵雲軒拍賣行從秦氏後人處,徵得一冊《唐契苾明碑》拍賣。該冊碑帖拓本從紙墨情況看,最早亦不過清初拓,而冊中有五枚安國「十鼓齋」的收藏印。(圖8)安國是明朝人如何在清代拓本鈐印?是秦氏所鈐。又在前文陳郁先生的〈讀碑記〉一文中見到,陳先生購得一冊原為藝苑真賞社秦氏收藏的舊拓《石鼓文》殘本,陳先生以當年該社出版的該《石鼓文》殘本印刷本相校閱,印刷品後多印了三枚安國「十鼓齋」的印藏印(圖9),原拓本後面沒有這三枚印,是秦氏所鈐。
圖7 在線裝本的末頁有「此係紙傷不可用」七字。(馬成名提供)
圖9 上海藝苑真賞社出版之《石鼓文》殘本印刷本,與藝苑真賞社秦氏收藏的舊拓《石鼓文》殘本相較,後多印了三枚安國「十鼓齋」的收藏印。(馬成名提供)
在「十鼓齋石鼓文」中,有安國不同印文的收藏印多達6、70方,筆者亦曾作一探討,但不得要領,後來在百度文庫2018年10月7日杭州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學專業(書法篆刻方向)碩士研究生陳可奇先生〈從趙叔孺的交往中看其藝術的正統觀〉一文得到啟發。在陳先生的文中有一段是趙叔孺與秦文錦的交往:「……上述所言秦文錦曾將周秦鼎彝和漢魏碑刻百多種集成數千聯句,取名《碑帖集聯》、《聯拓大觀》等印本出版發行之事,趙叔孺有感於此,於丁已(1917)之秋,刻一白文印見贈,印曰:『錫山秦絅孫集古文字記』,邊款曰:『老友絅孫邃於金石之學,嘗以金文,碑碣原字集拓成聯,獨運匠心,嘆未曾有。余力勸付印,以廣流傳。今春藏事,海內推為傑作,每出一書,余得首先拜貺,愧無報瓁,用刻是印,聊酬盛意,并咐不朽。丁巳秋日,叔孺記於滬寓。』又刻『絅孫校定』朱文印一方,款曰:『絅孫新輯碑聯集拓成,叔孺為刻校定之印。』秦文錦富收藏,並對甲骨鐘鼎,秦漢篆籀研習頗深,而趙叔孺好古,醉心三代吉金文字,曾自刻『平生有三代文字之好』白文印以見志,故趙叔孺對於秦文錦集聯之舉頗為高興,與秦一拍即合。秦文錦每得一古器物,趙叔孺為之刻印一方以志。秦氏齋號曰『鉏彝齋』,趙叔孺有刻此印,款曰:『絅孫老友新得周鉏麑彝,云關中出土者,因以顏其齋。叔孺刻并記。』庚申(1920)冬,秦文錦得北周呂僧哲造像一區,趙叔孺便刻『石佛龕』白文印一方,以永充供養。戊辰(1928)春,秦文錦以重金購《張黑女墓誌》一冊,便自詡『守黑居士』,趙叔孺便刻一朱文印見贈,款曰『魏黑女志為海內孤本,絅孫老友以重金得之,愛護等於頭目,刻此志世守也。戊辰仲春,叔孺刻并識。』除此之外,秦文錦自用如『褧孫藏磚』、『褧孫手拓』、『古鑑閣中銘心絕品』、『絅孫收藏』……諸印,皆出趙叔孺之手。」
圖8 2011年7月朵雲軒拍賣《唐契苾明碑》的圖錄書影。清初拓本竟有五枚安國「十鼓齋」的收藏印。(馬成名提供)
從上述所說得知秦文錦和趙叔孺交往甚多,過從甚密,秦文錦每得古物,趙叔孺即刻印為贈。記得所謂「十鼓齋石鼓文」的「朱才甫本」,出版時有趙叔孺的題簽「宋拓石鼓文,戊午八月朔,絅孫藏,叔孺題」(圖10)。戊午年是1918年,正是趙叔孺和秦文錦過從甚密的時候,且該冊《石鼓文》中已有安國的收藏印20餘枚,從印章的刀法、印文的格局與趙叔孺的印極其相近。筆者懷疑秦氏所用的安國藏印是趙叔孺刻,至於趙叔孺是否知道這《石鼓文》是翻刻本就不得而知了。
安國後人拆售祖產在樑上發現「十鼓齋石鼓文」的故事,其實也並非新鮮事。早在唐朝張彥遠的《法書要錄》一書的卷三中,就有〈唐何延之蘭亭記〉一文,載當年蕭翼賺蘭亭「樑上藏寶」的故事。唐太宗酷愛王羲之書法,蘭亭序為王書第一,知在智永和尚徒辨才處,恨不能得。後派大臣蕭翼去,蕭翼見辨才和尚不談蘭亭,只談書畫,日漸混熟,一日論及蘭亭,辨才「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看完之後「更不復安於樑檻上」。一日蕭翼知道辨才和尚出門,於是往寺誑說遺留帛巾於辨才房中,入室取得王羲之蘭亭序而歸。藝苑真賞社秦氏張冠李戴利用這故事引人入勝,增加其傳奇性而已。
在「十鼓齋石鼓文」安國的題跋中,筆者曾指出多處矛盾和謬誤,有三種可能出現這樣情況。第一種是造偽者學識有限,顧此失彼以致謬誤。第二種是造偽者故意留出破綻,怕遭天譴報應。第三種是造偽者「遊戲人間」故意留出破綻,暗中提示,若觀者不能識出破綻,則應自負責任,不得怪罪於造偽者。至於上海藝苑真賞社秦氏於三種之中,屬於第幾種就不得而知了。
圖10 「十鼓齋石鼓文」的「朱才甫本」,出版時有趙叔孺的題簽「宋拓石鼓文,戊午八月朔,絅孫藏,叔孺題」。(馬成名提供)
結語
本文的題目是「關於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見」。
結論是:所謂明朝大收藏家安國「十鼓齋」收藏的《石鼓文》是翻刻本,安國沒有收藏過,而且安國亦沒有「十鼓齋」和「天香堂」的室名,沈梧亦沒有收藏過。是上海藝苑真賞社主人秦氏所偽造。
筆者曾經想過為何當初「十鼓齋石鼓文」出現時,郭沫若、馬衡、唐蘭、沈尹默等專家學者沒有懷疑其真實性。後來筆者處身當時情況亦覺難辨。當時除了趙叔孺可能見過原拓本以外,沒有一人見過原拓,且即流往日本。當年藝苑真賞社和中華書局出版的都沒有題跋,直到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一書出版才見題跋,沒有足夠的資料難以辨別。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二玄社出版「原色法帖」才見全本真面貌。數十年來安國「十鼓齋石鼓文」在《石鼓文》拓本中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若非這次國內本的出現,若非當年朵雲軒余氏,秦氏後人的啟發,筆者亦不會作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筆者乃一退休人士,年介耄耋,獨居海外,不揣翦陋,斗膽撰文否定百年來公認《石鼓文》之圭臬,不勝惶恐。若有不足之處,還望有識之士指正。文中從網上摘取了陳榮清、侯勇、陳可奇三位先生文章,筆者不認識三位先生,在此表示歉意,同時亦表謝意。又上海圖書館仲威先生幫助查找資料,馮蒨女士幫助整理圖片,一併致謝。

註1 摘自侯勇〈倪瓚〈癸丑中秋跋〉考〉一文。
註2 余紹宋(1852-1949)浙江龍游人,書畫家、鑑定家。曾是故宮博物院1935年倫敦展覽書畫鑑定者七人之一。.
本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34期(202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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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成名( 2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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