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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米字旗 – 國際攝影家鏡頭中的英國

想像的米字旗 – 國際攝影家鏡頭中的英國

「什麼是英國特質?」 在6月份脫歐盟公投來臨之際,英國社會反覆自我詢問著這個問題。英國攝影師馬汀.帕爾(Mar…
「什麼是英國特質?」
在6月份脫歐盟公投來臨之際,英國社會反覆自我詢問著這個問題。英國攝影師馬汀.帕爾(Martin Parr)目前在倫敦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策畫的「陌生與熟悉:國際攝影家所揭露的英國(Strange and Familiar: Britain as Revealed by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ers)」透過23位外國攝影家的鏡頭看見1930年到2014年的英國,呼應了時事,也延續帕爾創作路途上始終的關注。展覽說明文字起始就告訴觀眾,這檔展覽試圖找到英國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認同,呈現一段英國的視覺史,強調她從帝國到現代化的文化多元社會之間的轉變。
亨利.卡地亞.布列松《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特拉法加廣場,倫敦,1937年5月12日(Coronation of King George VI, Trafalgar Square, London, 12 May 1937)》。© Henri Cartier-Bresson / Magnum Photos
帕爾在展覽目錄中提到:「俗套如果缺了好理由就不足以成為俗套(clichéshave not become clichéswithout good reason)。」這檔展覽帶著從他人的凝視找尋自我身分認同的期望,以文化距離檢驗陳腔濫調與刻板印象如何成形與再現。整檔展覽也充分顯現他在攝影領域一直以來所經營的品味與方法,讓這檔展覽成為一檔社會紀實性的、攝影史的、攝影書的展覽,且在平靜而有時帶著幽默感的日常影像中,蘊藏人文、政治與美學的思考。
卡斯.烏爾泰《倫敦》.1953。 © CasOorthuys / NederlandsFotomuseum
屬於英國民眾的日常影像
一件件重大歷史事件在這80年間流動,但攝影家們背對著歷史舞台上的主角,將鏡頭轉向圍繞一旁載沉載浮的生命。如亨利.卡地亞.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三○到七○年代拍攝的一系列皇室典禮影像,是人群中叫賣皇室家庭照的小販,或是街上揮舞米字旗慶祝皇室婚禮的盛裝女士們。而日本攝影家岡村昭彥(Akihiko Okamura)鏡頭底下衝突不斷的北愛爾蘭,戰火只是靜靜地燃燒,毫無岡村先前在《生活(Life)》雜誌發表的越戰影像中一觸即發的衝擊畫面。但在為軍人準備茶點的婦女、淡漠地看著路旁臨時神龕的女孩等看似凍結的超現實生活場景裡,戰爭壓在人們生活上的印記仍然依稀可辨。這些影像不是單純的報導攝影,在選件上也多少避免以他人之痛苦創造的奇觀,而有更多街頭的趣味,著重平鋪直敘的日常。
載負厚重攝影史的外來之眼
閱讀展間每個多少帶有師承脈絡說明的攝影家介紹,可以看見帕爾企圖將這條英國視覺史的線牽結上世界攝影史的網。換言之,這檔展覽亦是檢視這些攝影家背後各種攝影哲學如何在人們熟悉的文化樣式中提出新意。英國建築師威瑟福特.沃森.曼(Witherford Watson Mann)所設計的展場也刻意理出一條清晰的動線,讓觀眾見到從黑白到彩色、銀鹽到數位、照片尺寸從小到大,再到動態影像的攝影技術變革,同時傳達攝影概念的遷變。
塞爾吉奧.拉萊《倫敦貝克街地鐵站(London. Baker Street underground station.)》.1958-1959。 © Sergio Larrain / Magnum Photos
這條線始於傳統紀實攝影那具有強烈左翼關懷、志在以攝影作為社會改革武器的鐸哈特(Edith Tudor-Hart)所拍攝的三○年代經濟大蕭條後東倫敦貧民窟中的兒童、失業者、遊民,並在一些看似輕快卻深富寓意的生活景象映襯下,強化觀者的認同感,甚至成為左傾運動的宣傳冊。或是具備相同理念的史川德(Paul Strand)以強調結構性的現代美學拍攝五○年代蘇格蘭居民所處的冷戰氛圍。還有一群受布列松那在紀實與個人表現間尋找決定性瞬間影響的攝影家,如智利攝影家塞爾吉奧.拉萊(Sergio Larrain)以獨特的視角與模糊的動態記錄五○年代正經歷戰後重建的倫敦所爆發的力量,以及戴維森(Bruce Davidson)用精準的街拍融入六○年代的英格蘭與蘇格蘭人與環境的對話。
岡村昭彥《北愛爾蘭,1970年代(Northern Ireland,1970s)》。© Akihiko Okamura / Courtesy of the Estate of Akihiko Okamura, Hakodate, Japan
展覽中更強調的還有「新客觀主義(New Objectivity)」、德國貝歇夫婦(Bernd & Hilla Becher)及其杜塞多夫學派(Dusseldorf School of Photography)的脈絡下,以相機收納現實的豐富細節,呈顯出類型學式的客觀嚴謹。如霍法(Evelyn Hofer)拍攝桑德(August Sander)式的倫敦百工影像,在尋常都會生活中發掘不尋常的景象。這種無表情(deadpan)的攝影美學也在赫特(Axel Hütte)無人社會住宅影像中顯現倫敦都市計畫的興衰。或是在美國攝影家道(Jim Dow)那結合了貝歇夫婦與美國紀實攝影大師埃文斯(Walker Evans)冷靜風格的影像中,一間間構成倫敦經濟基礎的小店顯得俗豔卻又超現實。而剛參加完「新紀實(New Documents)」攝影展的美國街頭攝影大師溫諾格蘭德(Garry Winogrand),也似乎實踐著策展人薩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提倡的不企圖改革社會,而是認識社會;不是說服,而是理解的新紀實攝影,以他著名的傾斜不定畫面滿足旅人的好奇心,拍攝街頭一切事物,以及英國人對這個行為的不解眼神。
巴比肯中心「陌生與熟悉」展場。© Tristan Fewings/ Getty Images
攝影捕捉外在世界的能力,也成為益發觀念化的當代藝術實踐參與社會的方式。英國Multistory藝術組織先後委任數位國際攝影師前往英格蘭中部飽受工業革命摧殘的黑鄉(Black Country)地區拍攝當地百姓的生活。如吉爾登(Bruce Gilden)將地點背景模糊化而以人為主角,為居民拍攝巨大滿格正面肖像,形成讓人難以逃避的視覺侵略。來自荷蘭的伊科博姆(Hans Eijkelboom)則相反地偷拍大街上購物民眾,依照不同的姿態與衣著特徵分類、集結,質疑全球化文化中自我身分的展現。
作為獨立平台的攝影書
近十餘年來攝影書收藏風潮方興未艾,帕爾與英國攝影家貝傑(Gerry Badger)合作的一系列攝影書研究巨著可謂功不可沒。即使在數位影像時代,仍有愈來愈多攝影家投入攝影書製作,因為這是讓攝影家更完整展現想法的獨立平台,是攝影家與觀眾更私密且不受時空阻撓的溝通管道,也是攝影家自己書寫攝影史的方法。
 
因此,這些影像除了以作品的形式在美術館空間展出,同時以攝影書的語法呈現,形成另一條由攝影家自行表述的軸線。如法蘭克(Robert Frank)所拍攝的1950年代早期倫敦上流社會與南威爾斯礦工的生活,在攝影書《倫敦/威爾斯(London / Wales)》中,資本與勞動,富裕與貧窮並置,是英國多元的社會寫照。或是荷蘭攝影家卡斯.烏爾泰(Cas Oorthuys)深受新客觀主義影響,重視攝影的記錄功能而非作為個人藝術表現,認為照片能被複製才具有意義,因此結合敘事文字與影像的出版品才是最理想的發表形式。他1950、60年代為旅遊書所拍攝的倫敦、劍橋與牛津一日生活,在蜻蜓點水式的造訪下拍攝的穿著牛津制服的學生、海德公園裡戴著帽子作日光浴的女子等,結合作家們的旅行文誌,反而更真實地傳達了當時的歐洲人對於英國生活的想像。
巴比肯中心「陌生與熟悉」展場。© Tristan Fewings/ Getty Images
身為英國最重要的攝影書收藏家,帕爾在展覽中建立了一座圖書室,讓觀眾有機會翻閱他的珍藏,並納入更多攝影家的作品。如摩荷里.納基(László Moholy-Nagy)記錄二戰前英國的《倫敦市集(The Street Markets of London)》,呈現納基從戲劇化的包浩斯語言轉向更中性的紀實道路,且透過書冊傳播影響更多攝影家。許多當代攝影書更以書冊作為觀念傳達的形式。如西班牙攝影家梅瑞特(Daniel Mayrit)的《你還沒見過他們的臉(You Haven’t Seen Their Faces)》將100位倫敦金融城(the City of London)中理應為2008年金融海嘯負責,並間接引發2011年倫敦騷亂,卻仍過著優渥生活的肥貓的粗糙監視器影像集結成冊,反諷騷亂後警方挨家挨戶發送的緝捕手冊。這些多元的表現方式讓龐大卻又稍嫌過度簡化的時間線擁有較立體的層次。
巴比肯中心「陌生與熟悉」展場。© Tristan Fewings/ Getty Images
這些攝影家們並沒有給我們太多令人熟悉的風笛、大笨鐘或紅色雙層公車,卻以影像留下幾十年來各地的英國人以不同方式喝茶、踢球、閱讀、工作、消費、抗議等面對大歷史轉變的生活痕跡。這些熟悉與陌生的並存,讓我這樣的外國觀眾試圖在陌生中找到辨識熟悉的快感,也是讓英國人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下,在熟悉中看見種種陌生,因為多元正是最重要的英國特質。
陳慧盈( 11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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