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上舞台：行為藝術是什麼？

行為藝術的力量來自於它的即時性。就如紐約行為藝術雙年展（Performa）創辦人蘿絲李．戈柏（RoseLee Goldberg）所言：「還有什麼比『我就站在你面前，快來看我』更吸引人注意？」身體作為媒介站上舞台，行為藝術已被視為探索自身與他人關係、性別和種族議題的有用途徑。

在1968年和1971年之間，瓊．喬納思（Joan Jonas）在行為作品系列中用到鏡子，藉此檢視女體被物化的問題和女性對自我完美形象的執念。在一次演出中，她全身赤裸在觀眾面前用一面小圓鏡檢查自己的身體，看起來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體一樣。這件動人的作品顯示出觀者目光銳利如刀刃的力量：觀者站在有利的位置，可以持續且目不轉睛地看到藝術家整個身體，不像藝術家自己一次只能看到局部。無論是我們對藝術家的身體，甚至是我們對自己的身體，往往正是這樣的身體性和高漲的意識，成為行為藝術強勁力道之所在。

台裔藝術家謝德慶最出名的就是他那五件《一年行為表演》（One Year Performance）作品。在1978年到1986之間，他耗費一年的時間把自己囚禁在籠子裡，一年每小時打一次卡，一年完全待在戶外，一年和另一人綁在一起，最後則是一年不得從事任何藝術活動，包括創作、觀賞、談論、閱讀藝術。每件作品必須花上365天執行，漫長的時間簡直不可思議，他將行為藝術變成生活，又讓生活經驗變成藝術，使得作品滲透出巨大的力量。謝德慶以堅忍不拔的毅力，促使我們反思生命與存在的狀態，換句話說，活著的意義為何？

行為藝術以其臨場性和直觀性反映出我們的個人經驗，這樣的特質促使藝術家以此形式進入不同族群的生活。在《愚公移山》（When Faith Mo­es Mountains, 2002）中，藝術家法蘭西斯．阿里斯（Francis Alÿs）在祕魯利馬（Lima）郊外將500名自願者排成一列，請他們花一天的時間用鏟子把一座沙丘移動約十公分。這項耗時耗力的徒勞之舉，意在質疑祕魯從獨裁主義轉渡到民主主義的過程。其他作品則與觀眾有更直接的交流。在羅曼．昂達克（Roman Ondak）的《交換》（Swap, 2011）一作中，表演者坐在展廳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擺著一個物品，參觀者可以拿任何一件個人物品與表演者交換。這個以物易物的行為促發了一連串反應，刺探人們與所有物的關係，同時讓我們思考物品的價值和交換的意義。

誠如以上幾個範例所展現的，行為藝術是豐富多元的領域，每件新作都有潛力開發出不同的意義和層次。行為藝術不拘泥於某一個形式或方法，畢竟行為藝術的創作方式不只一種，這也是何以行為藝術能夠締造出一些極有挑戰性和影響力的作品。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擁有「行為藝術之后」的封號，可謂當之無愧。她的行為作品深刻強烈、挖掘痛苦並經常冒著生命危險，將自己逼向瀕臨身體和精神崩潰的邊緣，因而在行為藝術的領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節奏0》（Rhythm 0, 1974）是阿布拉莫維奇早期、同時也是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她在作品中宣告：「我是物品」，她放棄對身體的一切自主權，任憑美術館參觀民眾處置。她在桌上放了72件物品，邀請民眾選一個物品任意用在她身上，這些物品從玫瑰、羽毛、筆、蜂蜜到鋸子、剪刀、鞭子甚至上膛的槍都有。民眾從被動的觀者變成行為表演的合作夥伴，有些人割傷她，施以攻擊，把她衣服脫掉，甚至將上膛的槍指著她的頭；也有些人試圖保護她，拭去她的眼淚。在這過程中阿布拉莫維奇始終不動如山。六小時過去，這場行為演出才宣告結束，還是因為有觀眾擔心阿布拉莫維奇的人身安全而堅持終止表演。透過這件作品，阿布拉莫維奇讓我們看到社會表面下暗藏的可怕侵略心態，但也展現出意志力戰勝暴力的一面。

正是阿布拉莫維奇所有作品所蘊涵的非凡抱負，作品得以從重複性的行為轉化成信任、毅力和昇華的課題。在1976年到1988年之間，她與伴侶兼合作夥伴烏雷（Ulay）創作了一系列極端互動行為的作品：他們對彼此嘶吼，用超過一小時的時間嘴對嘴吸氣和吐氣；烏雷拉弓將箭對準阿布拉莫維奇的心臟等。即使最終分道揚鑣，兩人也以極為感人的方式結束合作和伴侶關係。他們從中國長城的兩端穿山越嶺走向彼此，等到再見面的一刻，也是道再見的一刻。

近年來阿布拉莫維奇開始扮演行為藝術家和表演者的精神導師一角。她發展「阿布拉莫維奇法」（Abramović Method）做潔淨身心靈的訓練，並即將在紐約哈德森（Hudson）成立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學院（Marina Abramović Institute）。即使從事行為藝術至今已經40年，她仍絲毫不打算慢下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