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故宮邁向一百年後的目標：百年博物館的政治力與品牌力

故宮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很多人說是「文物」，但我認為不是，答案是「品牌的力量」。相較於與臺灣文化相關的其他地方，具備歷史、文物、知名度、信賴等特質的故宮，是最有力量的品牌。

但現實的情況是，故宮過去只做「保管、研究、展示、吸引遊客」。如果能善用品牌的力量，可以讓更多事情變成可能。對此，我總是感到很可惜。

是什麼原因造成故宮品牌的弱化呢？理由是政治。

在臺灣，政治造成故宮的定位遲遲未決。從二○○○年政權輪替迄今，故宮一直遭遇到各種事件、問題、政治的變動等等。結果就是故宮內部的改革一直不到位，老舊博物館的改建工程也一再拖延。在臺灣的政壇上，民進黨執政時，在野的國民黨批評「故宮以去中國化為目標」。國民黨執政時，在野的民進黨批評「故宮和中國走得太近」。故宮就像沙包，因為政治隨時挨打。在這段期間，故宮人心生畏懼，改革的速度緩慢。

二○二五年，故宮將迎來一百年。毋庸置疑的，這是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機會，重新面對改革，尋求在政治定位上的團結一致。

一九二五年，故宮在紫禁城誕生，博物館是近現代的產物。

眾所周知，故宮的文物以乾隆皇帝的收藏為主。自古以來，一直是有權有勢的人收藏珍寶藝術品，並且擁有自己的收藏庫房。日本的正倉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他文人收藏的「文庫」，也是類似的概念。所謂對所有民眾開放的想法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當時沒有「公＝市民」的概念。

現代博物館的誕生，就是這些達官貴人私人收藏的延伸。開始出現人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藏品，捐贈給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的例子，最後人們開始將藏品捐贈給國家，這就是一七五三年大英博物館成立的起源。同時期，法國大革命解放了王室的藏品，從而促成博物館的建立，這被視為「革命的成果」，羅浮宮於是在一七九三年誕生。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幕府使節團出訪歐洲各國學習，參觀博物館之後，印象深刻，因此引進日本。「博物館」一詞的出現，最早是出自福澤諭吉所寫的《西洋事情》，當時他與「文久遣歐使節團」（一八六一年）同行訪歐。其後，在明治維新時，有了「帝室博物館」的開幕。

故宮的創建是現代博物館歷史的延伸，從革命產物的意義上來說，它與羅浮宮有相似之處。

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要用「故宮」和「博物館」這樣的名稱，至今仍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解釋。故宮成立於一九二五年，我猜測很可能是因為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大量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參考了日本的「博物館」概念。不過，「博物院」這個名稱卻很中國。在中文的語感上，「院」比「館」來得「廣大、具有權威」，所以命名為「博物院」，而不是「博物館」。

「故宮＝old palace」是使用紫禁城作為場址的博物館，這是一個極為精確的名字。不過，臺北的故宮不是old palace，而是以皇帝收藏為主的文物，保留了名稱，留下間接的關聯性。

一九四九年，故宮文物運抵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於一九六五年落成。這標誌著二○二五年是故宮建築六十周年，也就是一甲子，迎接具有雙重意義的里程碑。故宮目前正在籌備一百周年紀念，我也是故宮博物院的諮詢委員，觀眾將會在二○二五年看到許多新的嘗試。

從去年到今年，故宮策劃了許多檔精彩的展覽。過去故宮的展覽飽受批評，包括「故宮展示很老套」、「展覽的名稱看不懂」等。但我現在感覺到故宮的規劃能力整體提升。由此可見，從二○一六年以來，吳密察、蕭宗煌等歷任院長努力追求的「強化展覽」，已經逐步實現。

我個人非常喜歡去年在南院的「萬國津梁：東亞海上的琉球」和「大美不言」等展覽。琉球展試圖透過故宮文物和從沖繩借展的文物，描繪琉球與臺灣都是被歷史命運擺布的島嶼。我對文獻資料的使用方式印象特別深刻。故宮藏品七十萬餘件，其中文獻資料約有六十萬件，文獻資料可說是故宮的強項之一。以往的展覽中，運用文獻的展覽並不多，而這次展覽巧妙地將「文」與「物」結合在一起，生動地展現了沖繩的魅力，也把琉球與臺灣、琉球與中國的微妙關係立體化。

光只是展覽文物本身，這已是過時的老方法。故宮的文物精彩，也是世界最高水準的中華文化精髓。然而在什麼都數位化的時代，上網看文物，甚至比肉眼觀看更加仔細。文物的說明牌，只以一百個字解釋也是不夠的。透過一檔策劃的展覽，呈現文物象徵的時代、歷史、人物和社會脈絡，讓我們得以獲得新知和觀點。從這層次的意義來說，「大美不言」展覽是結合了故宮、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和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珠寶典藏，非常成功地提出「美」的全新詮釋。而「美」也是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

故宮雖有很多值得誇獎的地方，當然也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故宮代表臺灣的博物館，但故宮卻沒有好好進入整個博物館體系，針對這些課題，已有各種各樣的討論。問題在於，在討論故宮的未來時，我們能否放下意識形態，探討如何善用故宮作為「臺灣之寶」，並且獲得臺灣整體社會的支持呢。「故宮文物送回中國」 的想法固不可取，但兩岸透過故宮交流而使臺灣與中國走得太近，這也值得思考。

故宮有著奇特的歷史，從中國的北京遷到南京、四川，再回到南京，最後到了臺灣。在臺灣的最初二十年，一直存放於北溝倉庫，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有博物館，開放給民眾觀賞。

文物不再是皇帝的財產，不再是中國革命的成果，也不再是中華民國正統性的證明。它們是珍貴的藝術品和歷史文物，傳達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一旦失去，就再也無法拿回。這麼好的收藏能保存在臺灣，對於現代的臺灣社會而言，何其有幸。

故宮的存在，早已在臺灣「落地生根」。故宮，old palace 的名稱，如今只不過是一個象徵而已。故宮已是「臺灣的故宮」，更是「世界的故宮」。「臺灣的故宮」指的是臺灣人的故宮。故宮文物到臺灣已有七十五年。「所有權」已經轉移，更何況蔣介石也不是非法運送文物到臺灣，是以中華民國的身分合法搬運。臺灣人民接受了它，並且珍惜保護著它。「世界的故宮」指的是它是全世界所有人們的共同財產。我們可以在臺灣的臺北和嘉義看到故宮的文物。這件事情很讓人高興。世界應向臺灣表示感謝，希望臺灣人民能找到更好的方式與世界分享文化瑰寶，這會提升臺灣的國際聲譽，也就是「世界的故宮」。因此，從「落地生根」轉化到「落地開花」。

故宮曾被稱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這是一個傳奇。因為事實上，以博物館的展覽空間和收藏規模來說，故宮很難排進前四大或前五大。故宮參觀人數曾超過五百萬人次，當時因參觀人數之多而躋身全球前五名，但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故宮就跌出了前十名。故宮其實也沒有必要將自己定義為前五大或前四大，這樣做反而可能掩蓋了故宮的本質。事實上，故宮最符合現況的定位是「一座以中國藝術為中心，收藏精挑細選的中型優質博物館」。

我認為，議論故宮定義和方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後的重點，在於如何將故宮打造成為受到國民與世界喜愛的博物館，成為「臺灣之光」、「臺灣的驕傲」、「臺灣最強大的觀光資源」。二○二五年這一年，對於故宮來說，是一個再出發的開始。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近那一年年底時，我來到臺北故宮參觀。這次是為了參加當晚舉行的「故宮之夜」活動－「嗨翻故宮 邁向一百」。活動中，年輕人穿著中國傳統服裝在故宮拍照。故宮通常在下午五點閉館，但這次開放時間延長至晚上九點。最讓我意外的是，故宮展廳擠滿了臺灣年輕人。

他們很開心地參觀「看得見的紅樓夢」和「大美不言」等展覽，我想，不能說臺灣的年輕人對故宮是不感興趣。我深刻感覺到，如果展覽或活動是能讓人有動力前往故宮參觀，臺灣人喜愛故宮是有可能的。

看到這項已邁入第三年的活動如此熱鬧，我不禁想起二○○七年，我曾採訪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林曼麗，談到故宮「空間」的活化。林院長提出「空間解嚴」，主張故宮的空間應被更自由地運用，甚至邀請張藝謀的電影《十年埋伏》在故宮放映。

如今商業性質的作品與公立美術館的合作已是常態，但在當時這還是一個新奇的想法，引來一些批評，林曼麗院長毫不退怯。舉辦故宮週末夜、新年音樂會等活動，試圖將故宮與當代文化結合起來，打造故宮新的魅力。這些嘗試的背後，正是林曼麗院長希望加深故宮與社會的「對話」。

多年來，故宮背負著中華民國及中華文化的傳統，作為一個被賦予權威和權力的實體機構，向社會單向呈現文物的光輝，這也造成故宮與臺灣民眾的距離，形成民眾對於故宮漠不關心、無端批評的暗流。

然而，對話永遠建立在平等的關係上。故宮作為權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人們看故宮不再是權威或是權力，而是透過對話獲得知識、理解和共感。

那天晚上，我意識到二十年來的「對話」取得了非常明確的進步。故宮正在改變，人們對於故宮的看法也在改變。我曾經寫過「臺灣人其實不喜歡故宮」，但是一百年後也許會變成「臺灣人很喜歡故宮」。希望故宮在未來的一百年裡，從「權力殿堂」的寶座下來，以博物館與社會深度對話，真正成為「臺灣的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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