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很多人說是「文物」,但我認為不是,答案是「品牌的力量」。相較於與臺灣文化相關的其他地方,具備歷史、文物、知名度、信賴等特質的故宮,是最有力量的品牌。
但現實的情況是,故宮過去只做「保管、研究、展示、吸引遊客」。如果能善用品牌的力量,可以讓更多事情變成可能。對此,我總是感到很可惜。
是什麼原因造成故宮品牌的弱化呢?理由是政治。
在臺灣,政治造成故宮的定位遲遲未決。從二○○○年政權輪替迄今,故宮一直遭遇到各種事件、問題、政治的變動等等。結果就是故宮內部的改革一直不到位,老舊博物館的改建工程也一再拖延。在臺灣的政壇上,民進黨執政時,在野的國民黨批評「故宮以去中國化為目標」。國民黨執政時,在野的民進黨批評「故宮和中國走得太近」。故宮就像沙包,因為政治隨時挨打。在這段期間,故宮人心生畏懼,改革的速度緩慢。
二○二五年,故宮將迎來一百年。毋庸置疑的,這是最大、也是最後一次的機會,重新面對改革,尋求在政治定位上的團結一致。
一九二五年,故宮在紫禁城誕生,博物館是近現代的產物。
眾所周知,故宮的文物以乾隆皇帝的收藏為主。自古以來,一直是有權有勢的人收藏珍寶藝術品,並且擁有自己的收藏庫房。日本的正倉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他文人收藏的「文庫」,也是類似的概念。所謂對所有民眾開放的想法是不存在的。這是因為當時沒有「公=市民」的概念。
現代博物館的誕生,就是這些達官貴人私人收藏的延伸。開始出現人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藏品,捐贈給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的例子,最後人們開始將藏品捐贈給國家,這就是一七五三年大英博物館成立的起源。同時期,法國大革命解放了王室的藏品,從而促成博物館的建立,這被視為「革命的成果」,羅浮宮於是在一七九三年誕生。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幕府使節團出訪歐洲各國學習,參觀博物館之後,印象深刻,因此引進日本。「博物館」一詞的出現,最早是出自福澤諭吉所寫的《西洋事情》,當時他與「文久遣歐使節團」(一八六一年)同行訪歐。其後,在明治維新時,有了「帝室博物館」的開幕。
故宮的創建是現代博物館歷史的延伸,從革命產物的意義上來說,它與羅浮宮有相似之處。
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要用「故宮」和「博物館」這樣的名稱,至今仍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解釋。故宮成立於一九二五年,我猜測很可能是因為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大量赴日留學的中國學生參考了日本的「博物館」概念。不過,「博物院」這個名稱卻很中國。在中文的語感上,「院」比「館」來得「廣大、具有權威」,所以命名為「博物院」,而不是「博物館」。
「故宮=old palace」是使用紫禁城作為場址的博物館,這是一個極為精確的名字。不過,臺北的故宮不是old palace,而是以皇帝收藏為主的文物,保留了名稱,留下間接的關聯性。
一九四九年,故宮文物運抵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於一九六五年落成。這標誌著二○二五年是故宮建築六十周年,也就是一甲子,迎接具有雙重意義的里程碑。故宮目前正在籌備一百周年紀念,我也是故宮博物院的諮詢委員,觀眾將會在二○二五年看到許多新的嘗試。
從去年到今年,故宮策劃了許多檔精彩的展覽。過去故宮的展覽飽受批評,包括「故宮展示很老套」、「展覽的名稱看不懂」等。但我現在感覺到故宮的規劃能力整體提升。由此可見,從二○一六年以來,吳密察、蕭宗煌等歷任院長努力追求的「強化展覽」,已經逐步實現。
我個人非常喜歡去年在南院的「萬國津梁:東亞海上的琉球」和「大美不言」等展覽。琉球展試圖透過故宮文物和從沖繩借展的文物,描繪琉球與臺灣都是被歷史命運擺布的島嶼。我對文獻資料的使用方式印象特別深刻。故宮藏品七十萬餘件,其中文獻資料約有六十萬件,文獻資料可說是故宮的強項之一。以往的展覽中,運用文獻的展覽並不多,而這次展覽巧妙地將「文」與「物」結合在一起,生動地展現了沖繩的魅力,也把琉球與臺灣、琉球與中國的微妙關係立體化。
光只是展覽文物本身,這已是過時的老方法。故宮的文物精彩,也是世界最高水準的中華文化精髓。然而在什麼都數位化的時代,上網看文物,甚至比肉眼觀看更加仔細。文物的說明牌,只以一百個字解釋也是不夠的。透過一檔策劃的展覽,呈現文物象徵的時代、歷史、人物和社會脈絡,讓我們得以獲得新知和觀點。從這層次的意義來說,「大美不言」展覽是結合了故宮、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和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寶珠寶典藏,非常成功地提出「美」的全新詮釋。而「美」也是所有人都關心的話題。
故宮雖有很多值得誇獎的地方,當然也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故宮代表臺灣的博物館,但故宮卻沒有好好進入整個博物館體系,針對這些課題,已有各種各樣的討論。問題在於,在討論故宮的未來時,我們能否放下意識形態,探討如何善用故宮作為「臺灣之寶」,並且獲得臺灣整體社會的支持呢。「故宮文物送回中國」 的想法固不可取,但兩岸透過故宮交流而使臺灣與中國走得太近,這也值得思考。
故宮有著奇特的歷史,從中國的北京遷到南京、四川,再回到南京,最後到了臺灣。在臺灣的最初二十年,一直存放於北溝倉庫,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有博物館,開放給民眾觀賞。
文物不再是皇帝的財產,不再是中國革命的成果,也不再是中華民國正統性的證明。它們是珍貴的藝術品和歷史文物,傳達了中華文化的豐富性。一旦失去,就再也無法拿回。這麼好的收藏能保存在臺灣,對於現代的臺灣社會而言,何其有幸。
故宮的存在,早已在臺灣「落地生根」。故宮,old palace 的名稱,如今只不過是一個象徵而已。故宮已是「臺灣的故宮」,更是「世界的故宮」。「臺灣的故宮」指的是臺灣人的故宮。故宮文物到臺灣已有七十五年。「所有權」已經轉移,更何況蔣介石也不是非法運送文物到臺灣,是以中華民國的身分合法搬運。臺灣人民接受了它,並且珍惜保護著它。「世界的故宮」指的是它是全世界所有人們的共同財產。我們可以在臺灣的臺北和嘉義看到故宮的文物。這件事情很讓人高興。世界應向臺灣表示感謝,希望臺灣人民能找到更好的方式與世界分享文化瑰寶,這會提升臺灣的國際聲譽,也就是「世界的故宮」。因此,從「落地生根」轉化到「落地開花」。
故宮曾被稱為「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這是一個傳奇。因為事實上,以博物館的展覽空間和收藏規模來說,故宮很難排進前四大或前五大。故宮參觀人數曾超過五百萬人次,當時因參觀人數之多而躋身全球前五名,但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故宮就跌出了前十名。故宮其實也沒有必要將自己定義為前五大或前四大,這樣做反而可能掩蓋了故宮的本質。事實上,故宮最符合現況的定位是「一座以中國藝術為中心,收藏精挑細選的中型優質博物館」。
我認為,議論故宮定義和方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今後的重點,在於如何將故宮打造成為受到國民與世界喜愛的博物館,成為「臺灣之光」、「臺灣的驕傲」、「臺灣最強大的觀光資源」。二○二五年這一年,對於故宮來說,是一個再出發的開始。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接近那一年年底時,我來到臺北故宮參觀。這次是為了參加當晚舉行的「故宮之夜」活動-「嗨翻故宮 邁向一百」。活動中,年輕人穿著中國傳統服裝在故宮拍照。故宮通常在下午五點閉館,但這次開放時間延長至晚上九點。最讓我意外的是,故宮展廳擠滿了臺灣年輕人。

他們很開心地參觀「看得見的紅樓夢」和「大美不言」等展覽,我想,不能說臺灣的年輕人對故宮是不感興趣。我深刻感覺到,如果展覽或活動是能讓人有動力前往故宮參觀,臺灣人喜愛故宮是有可能的。

看到這項已邁入第三年的活動如此熱鬧,我不禁想起二○○七年,我曾採訪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林曼麗,談到故宮「空間」的活化。林院長提出「空間解嚴」,主張故宮的空間應被更自由地運用,甚至邀請張藝謀的電影《十年埋伏》在故宮放映。
如今商業性質的作品與公立美術館的合作已是常態,但在當時這還是一個新奇的想法,引來一些批評,林曼麗院長毫不退怯。舉辦故宮週末夜、新年音樂會等活動,試圖將故宮與當代文化結合起來,打造故宮新的魅力。這些嘗試的背後,正是林曼麗院長希望加深故宮與社會的「對話」。
多年來,故宮背負著中華民國及中華文化的傳統,作為一個被賦予權威和權力的實體機構,向社會單向呈現文物的光輝,這也造成故宮與臺灣民眾的距離,形成民眾對於故宮漠不關心、無端批評的暗流。
然而,對話永遠建立在平等的關係上。故宮作為權威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人們看故宮不再是權威或是權力,而是透過對話獲得知識、理解和共感。
那天晚上,我意識到二十年來的「對話」取得了非常明確的進步。故宮正在改變,人們對於故宮的看法也在改變。我曾經寫過「臺灣人其實不喜歡故宮」,但是一百年後也許會變成「臺灣人很喜歡故宮」。希望故宮在未來的一百年裡,從「權力殿堂」的寶座下來,以博物館與社會深度對話,真正成為「臺灣的故宮」。

資深媒體人,作家。曾任職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二○○一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二○○七至二○一○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報導採訪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現於日本、台灣、中國大陸等地各地媒體開闢專欄發表時事評論。已在台出版《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銀輪巨人:挑戰巔峰的捷安特精神》(天下)、《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聯經)《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裡的台灣新形象》(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