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埃及」到「埃及學」
今天我們所說的「埃及學」（Egyptology），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一門學科。早在「埃及學」這個名稱出現以前，歐洲人已經透過旅行、探險、外交、古物收藏與文字研究，展開對埃及的興趣並由此逐漸累積對埃及的認識。自中古世紀以來，歐洲旅行者留下了不少關於埃及的記錄，接著到了文藝復興時期，歷史學者也開始研究古典時期作者筆下所描述的埃及；到了16、17世紀，歐洲人開始不只是旅行，更是有意識去尋找和收藏埃及古物，甚至將木乃伊作為藥材與繪畫顏料來源。與此同時，許多學者開始研究古埃及文字，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7世紀德國耶穌會教士奇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雖然最終他的解讀並不正確，但這些嘗試都顯示了埃及已經逐漸從一個旅行者眼中的異域風情之國，成為歐洲學者試圖理解的研究對象。
1798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遠征埃及之時，帶去的不只是軍隊與士兵，也包括一批由語言學家、工程師、自然學家、繪圖師等組成的學者團（savants）。他們對埃及的古蹟、地理、自然環境、動植物、人民與日常景象進行大規模的調查與記錄。這些研究最後彙整成巨著《埃及圖述》（Description de l’Égypte），於1809至1828年間陸續出版。它不僅是對埃及古代和現代景觀的全方位記錄，也代表了18世紀末歐洲探索埃及之後的成果。然而，《埃及圖述》不能單純視為一項偉大的學術成果，而是殖民遠征時期附加的產物。拿破崙的遠征本身是一場軍事征服，背後同時涉及法國的政治、經濟與帝國競爭。因此，對埃及進行探索並系統化出版相關知識，這些行為從一開始便與殖民擴張及權力密切相連。這種「探索—記錄—分類」的模式，也深刻影響了後來歐洲學者研究埃及的方式。
19世紀開始，歐洲對埃及研究逐漸專業化。最重要的研究則是解讀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在經過不同學者多方位的嘗試之後，最終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1832）在1822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給達西先生關於語音性象形文字的字母表的信件〉（Lettre à Monsieur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並提出關鍵性的解讀成果，使歐洲學者終於能夠較為系統地閱讀古埃及文字。這一年也通常被視為「埃及學」正式誕生。古埃及文字的破解，隨即在歐洲的學術圈掀起一股學習其相關知識的浪潮，歐洲各國也先後成立埃及學專業的學科。自此之後，埃及不再是大家想像中的古老又神秘的文明，它留下的文字也開始能夠直接被閱讀。國王銘文、傳記銘文、文學作品、神話寓言、宗教文獻、行政文件以及私人書信等不同類型的資料，從此成為研究古埃及的入門資料。
在此期間，與文字研究並行的是埃及考古學的發展。19世紀後葉，埃及的考古發掘也從個別探險家的活動逐漸轉變為由學術機構支持的系統性挖掘。英國考古學家皮特里爵士（Sir W. M. Flinders Petrie，1853–1942）等人改進了發掘與記錄方法，使考古學不再只是尋找「寶藏」，而是開始重視遺址、文物出土記錄以及不同時期之間的文化歷史連續性。法國考古學家馬里埃特（Auguste Mariette，1821–1881）為當時埃及古文物管理機構（Service des Antiquités）的負責人，他任內在尼羅河進行不少田野考古工作，發掘大量古物；接任的馬斯佩羅（Gaston C. C. Maspero，1846–1916）在1881年設立考古工作協會，呼籲保護出土文物的重要性。進入20世紀後，卡特（Howard Carter，1874–1939）於1922年發現圖唐卡門的陵墓，使得古埃及文明再次成為全球焦點，但此時的埃及學早已不再只是尋找陵墓與寶藏的學科，而是在大專院校、博物館、考古機構和專業學術單位裡建立不同的課綱與研究方針，旨在系統性學習語言、考古、歷史、藝術、文化、社會等各個不同專業方向。
因此，埃及學並不是某一天突然被「發明」的學科，而是在數百年經由不同的旅行家、古董收藏家、殖民遠征、文字解讀與考古探索中逐漸緩慢形成。它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段歐洲如何認識、分類與理解古埃及的學術史，而這段歷史至今仍影響著我們研究古埃及的方式。[1]
各國「埃及學」的發展
埃及學至今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如今已成為一門相當成熟的學科。[2]但今天，若走進法國、德國、英國或美國的大學，向別人介紹正在研讀埃及學，即使研究的都是古埃及，所接受的學術訓練與背後的研究傳統，卻可能截然不同。這不是各國大學課程設計的差異，而是與埃及學本身的形成歷史有關。埃及學是一門具有「國家歷史」的學科：不同國家是在不同的政治、殖民、學術與教育背景下進入古埃及研究的，因此也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傳統。
法國
首先，法國在這段歷史中具有特殊地位。因為拿破崙遠征埃及的關係，促成《埃及圖述》的出版，再到商博良成功解讀古埃及聖書體文字，更使法國在古埃及語言研究中取得重要地位。因此，在19世紀至20世紀法國在埃及學的相關報告及出版都非常重要，是埃及學發展的先驅。
德國
德國的埃及學在很早便建立起以語言與文獻研究為核心的傳統。19世紀中葉，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支持萊普士（Karl Richard Lepsius，1810–1884）組織考察隊，1842至 1845年間前往埃及與今日蘇丹一帶，系統性地記錄神廟、墓室與石碑上的銘文，並將大量拓印、圖像與考察資料帶回柏林。
1849至1859年間，這些成果陸續出版為十二卷的《埃及與衣索比亞的遺跡》（Denkmäler aus Ägypten und Äthiopien）。萊普士後來成為第一位埃及學教授，被譽為德國埃及學之父，也由此奠定了德國埃及學的學術傳統。這一傳統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後來其學生Adolf Erman、Hermann Grapow、Kurt Sethe等人主持的《古埃及語詞典》（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
這項始於19世紀末的長期計畫，透過大量埃及文獻整理詞彙及其實際用例，最終形成五卷、收錄超過一萬六千個詞彙的巨著。它不只是一套字典，更建立了一套以文獻、詞彙與語境為基礎研究古埃及語言的方法。直到今天，這套字典仍是研究古埃及文獻的重要工具，而這項傳統也延續到柏林布蘭登堡學術會的數位化計畫Thesaurus Linguae Aegyptiae（TLA），讓大量古埃及文獻與詞彙資料能夠以數位形式被檢索和研究。因此，德國埃及學的特色並不只是「重視語言」，而是語言本身就是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基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德國的埃及學訓練中，古埃及語言、文獻閱讀和解析往往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英國
英國的埃及學則受到旅行、博物館收藏以及考古探索的深刻影響。十九世紀英國學者與考古工作者大量進入埃及，建立了強大的田野調查與考古傳統。例如Egypt Exploration Fund（EEF）成立於1882年，是英國最重要的埃及考古組織之一，透過募款支持埃及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後來改名為 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EES）。它曾資助皮特里和卡特等重要考古學家的工作，對19至20世紀埃及考古學的發展具有關鍵影響。這時候的考古學者不是為了尋找珍貴文物，而是建立起系統性的發掘、記錄與年代判定方法。英國博物館與大學收藏的大量埃及文物，也進一步成為研究與教學的重要資源。
美國
美國進入埃及學的時間相對較晚，但到了20世紀，透過大學、博物館以及大型考古和碑銘調查計畫，並與歐洲較早形成的語言學與考古傳統相結合，雖然他們的埃及學多半會附屬在其他世界古代史和近東領域學科之下，但也發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與教育體系。
從歐美走向全球
20至21世紀，在歐美以外的地方也開始有埃及學：在埃及本土，埃及學的發展多以考古研究為主，僅在少數由外國創辦的大學中，才能較為系統性地攻讀埃及學，例如開羅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相較於歐美，亞洲的埃及學發展較晚，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起步。日本早稻田大學最早在埃及展開考古調查，其後才逐漸建立較固定的埃及學研究與教學體系，目前仍以埃及考古為主要發展方向。近年筑波大學成立西亞文明研究中心，開始提供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相關課程，並持續進行埃及考古活動。
在中國，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是最早開設埃及學相關課程的高校。自1984年起，古典所每年固定聘請外籍專家授課，培養出一批中國的埃及學學者，並逐漸在各大專院校推動與古埃及相關的課程。然而，受限於學制，目前仍無法發展完整且系統性的埃及學專業。2025年，上海大學成立埃及學研究中心，致力將古埃及文獻翻譯成中文，並創辦以埃及學為主題的學術期刊《埃及學研究》。
相較之下，臺灣的埃及學發展仍相當有限。目前臺灣的大學中並沒有以埃及學為核心的完整學位或系所，相關課程多分散在歷史、藝術史、通識或其他人文學科之中。對學生而言，若想接受完整的埃及學訓練，往往必須跨越學科，甚至跨越國界；而對已經接受專業訓練的埃及學學者而言，問題則更加現實：即使完成博士學位，在臺灣也很難找到以埃及學為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的正式教職。
因此，當我們今天談論「埃及學的訓練」時，其實不能預先假設全世界都有一套完全相同的模式。不同國家的學生可能對語言、考古、文獻、田野工作或理論方法有不同的側重，而這些差異背後，都可以追溯到各自國家的學術歷史。
以我在德國接受埃及學訓練的經驗而言，最初的學習也是從古埃及語言為主。 除了學習語法之外，也必須透過文獻翻譯去理解文字背後的語境。同一個詞在不同時期、不同文獻類型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涵義，一個稱謂、一個名詞、一個形容詞，甚至一個看似簡單的動詞，都可能牽涉到政治、宗教與歷史觀念。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埃及學的語言訓練往往如此嚴格：我們不是只想知道古埃及人「寫了什麼」，而是想盡可能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寫」？
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埃及學學者都是經由不同學習制度和傳統出身的。有人從語言與文獻角度進入古埃及，有人從考古與物質文化進入，也有人從博物館、藝術或社會史角度出發，抑或從宗教、神話的角度進入古埃及。這些不同的道路和視角，建構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最終共同造就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埃及學」。
「埃及學」學什麼？研究什麼？
今天的埃及學早就不僅是研究法老、金字塔與木乃伊的學科。它涵蓋文字、語言、考古、歷史、宗教、藝術、政治、社會、物質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不同面向。埃及學學者可能透過一篇神廟銘文研究古埃及王權，也可能從一件陵墓的陪葬品，甚至一封私人書信，去理解幾千年前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工作性質、宗教信仰、家庭關係以及其他問題。
因此，要「認識古埃及」，最核心的訓練是古埃及語言與文字。埃及學的基礎訓練通常從中埃及語（Middle Egyptian）開始，學習聖書體（Hieroglyphs）與僧侶體（Hieratic）不同字體，經過一至兩年的基礎訓練後，才能逐步閱讀與翻譯不同類型的古埃及文獻；進階階段還會接觸新埃及語（Late Egyptian）、世俗體（Demotic）與科普特語（Coptic）。除此之外，還需要學習古代埃及史、宗教、藝術、考古與社會文化，並透過文獻翻譯、專題討論、考古或博物館實習及實地考察，學習如何將不同類型的證據結合起來。在更高階的研究階段，則必須進一步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從不同的資訊文獻中提出問題、建立論證，並將研究成果置於既有的學術脈絡之中。
語言訓練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埃及學的許多核心資料本身就是文獻。視研究方向而定，古希臘語、拉丁語、古希伯來語、阿拉伯語、阿卡德語（Akkadian）、蘇美語（Sumerian）、西臺語（Hittite language）、古亞蘭語（Aramaic）等，這些古代語言也可能成為研究工具。除了古代語言之外，英語、德語與法語也是長期以來重要的現代學術語言，若能掌握其他語言，則更有助於拓展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從自身的研究經驗來看，我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古埃及王權，試著由文字修辭、圖像呈像、情感表達以及對外關係等不同的角度去重新探討王權的結構。這樣的研究也讓我瞭解，在埃及學研究中很難細分其中某一個領域，更多時候都是跨學科的交叉分析：要理解一段國王銘文，需要分析語言與文獻；要理解神廟或墓葬建築構造，必須掌握考古與圖像資料；而要理解一位國王為什麼以特定方式描述自己的豐功偉業，則必須考慮他所處的政治和歷史時空背景。正是在這些不同材料之間不斷地尋找證據以及建立聯繫，埃及學才真正成為一門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學問。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回答「埃及學是什麼？」對每一個埃及學學者來說，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對我來說，它是一門以文字解譯、考古遺址和物質文化為基礎，透過不同的研究和視角來認識古埃及文明的學科。
[1] 關於埃及學發展的相關討論，另可參考作者於2019年撰寫的〈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
[2] 詳細的學校名單可參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gyptologists（IAE）「Egyptological Institutions Worldwide」頁面（查閱日期：2026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