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的愛情，畫外的「變心」：弗拉戈納爾《愛的進程》與一場意外退件

法國洛可可畫家讓・奧諾雷・弗拉戈納爾（Jean-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的《愛的進程》（The Progress of Love），描繪了一段發生在繁茂花園中的愛情故事。四幅作品裡，戀人從追逐、相遇，到兩人的關係逐漸確立，人物的動作與視線隨著畫面推進，四幅作品串起一段完整的愛情歷程。

這也正是《愛的進程》在藝術史上的獨特之處。愛情是藝術家反覆描繪的題材，從神話、宗教故事，到肖像畫與風俗畫，都留下了愛情的不同面貌。相較之下，以多幅作品串聯一段情感發展歷程的創作，在藝術史上並不多見。弗拉戈納爾以四幅畫作，將追求、相遇與情感確認串聯起來，讓「愛情的進程」成為作品本身的主題。

有趣的是，這組作品在畫外也有一段出乎預期的命運。它原為一場重要委託而誕生，但作品完成後卻沒有如預期般留在原本的空間，反而遭遇意外的轉折。令人不禁好其，究竟發生了什麼，讓這組描繪愛情的作品沒能留在最初為它打造的地方？在情人節重新觀看《愛的進程》，不妨從這段意外的命運出發，回到18世紀的法國，看看這場關於愛情的創作，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

一場宮廷委託，誕生《愛的進程》

《愛的進程》是巴莉夫人（Madame du Barry，1743–1793）於1771至1772年間委託弗拉戈納爾創作的大型系列作品。身為法國國王路易十五（Louis XV）的寵妃，巴莉夫人在18世紀法國宮廷中具有相當的地位與影響力。當時，她正在巴黎西郊的盧沃西恩（Louveciennes）興建私人鄉間別墅「音樂亭」（Pavillon de Louveciennes），並計畫以這組作品裝飾其中的「拱頂沙龍」（Salon du Cul de Four）。

因此，這四幅作品原本就是為音樂亭的室內空間而設計，與整體裝飾計畫密切相連。對巴莉夫人而言，描繪愛情的場景為私人社交與娛樂增添情趣，也展現居所的身分與品味。弗拉戈納爾筆下輕盈華麗的愛情場景，也與18世紀法國貴族文化的審美趣味相互呼應。

從追求到相愛：四幅畫的愛情進程

《愛的進程》最初由四幅作品組成，包括《追求》（The Pursuit）、《會面》（The Meeting）、《加冕的戀人》（The Lover Crowned）與《情書》（Love Letters）。四幅作品串聯起一段逐步發展的愛情故事，也展現弗拉戈納爾以洛可可語言描繪追逐、相遇與情感變化的方式。

故事從《追求》開始。年輕男子手持玫瑰，向花園中的女子靠近；在《會面》中，男子翻越花園圍牆，進入女子所在的空間，兩人的相遇更添幾分私密與戲劇性。接著，在《加冕的戀人》中，女子將花環戴在男子頭上，兩人的關係似乎得到確認；最後，《情書》少了前幾幅作品的追逐與動態，轉而呈現較為平靜的交流。從追求到確認關係，「愛的進程」也在四幅畫中逐步展開。

花園裡的愛情遊戲

花園是18世紀洛可可藝術中常見的場景，也是《愛的進程》中戀人追逐、躲藏與相遇的場所。繁茂的植物、雕塑與圍牆散布其中，營造出介於自然與人工、公開與私密之間的空間。有時花園一隅還可見愛神維納斯（Venus）與邱比特（Cupid）的雕像，呼應畫中的愛情主題。花園、玫瑰與戀人的身影，營造出愉悅輕盈的氛圍，也反映18世紀法國貴族對愛情與休閒生活的想像。

在作品《愛的進程》中的愛情題材帶有18世紀洛可可藝術特有的「遊戲性」[1]——愛情不一定以莊重或嚴肅的方式呈現，而經常透過追逐、調情與嬉戲等動作展開，讓求愛本身成為一種輕鬆而富有情趣的社交遊戲。這種遊戲性也延伸至作品與觀者之間。弗拉戈納爾將人物安排在繁茂的花園、樹叢與圍牆之間，讓人物與情節若隱若現，觀者需要隨著人物的動作與視線尋找畫面中的線索，猜測戀人之間正在發生什麼。畫中的戀人在遊戲，觀者也在觀看中參與這場遊戲。

這種對「遊戲性」的偏愛，也呼應了18世紀洛可可藝術盛行的「雅宴畫」（fête galante）傳統。這一畫類由華鐸（Antoine Watteau）在18世紀初推展，並獲法國皇家繪畫與雕塑學院納入正式分類，主要描繪身著華服的貴族男女置身花園或郊野之間，透過遊戲、交談、約會與調情展開情感互動。當時的貴族男女甚至喜愛在戶外扮演牧羊人與仙女，將現實生活中的社交與戀愛浪漫化、戲劇化。愛情也因此顯得更加輕盈活潑，暫時脫離傳統道德規範的束縛，成為男女之間試探、追逐與調情的遊戲。

一組關於愛情的畫，卻被原本的委託人退回

畫中的愛情故事逐步展開，但這組作品在現實中的命運卻沒有如此順利。作品完成後，四幅畫並未留在原本預定的空間。約1773年，巴莉夫人將作品退回，之後改由約瑟夫・馬里・維安（Joseph-Marie Vien）的作品取代，弗拉戈納爾則保留了原作。

至於退件的原因，至今沒有確切答案。藝術史研究曾提出不同推測，其中一種說法認為，畫中的年輕男子與路易十五有幾分相似，女性人物也可能讓人聯想到巴莉夫人。若這種解讀成立，原本描繪戀人追逐與求愛的場景，或許也因此帶上了更為私人的意味。不過，這項說法始終缺乏確切證據，無法證實巴莉夫人是否真的因此退回作品。

另一種可能則與當時藝術發展的轉變有關。弗拉戈納爾輕盈華麗的洛可可風格，或許已不再符合巴莉夫人對音樂亭室內裝飾的期待。退件的真正原因至今沒有定論，也讓這次委託的轉折，成為《愛的進程》曲折命運中耐人尋味的一段。

弗拉戈納爾的作品被退回後，接替他的，是當時新古典主義的重要畫家約瑟夫・馬里・維安（Joseph-Marie Vien）。巴莉夫人重新委託他創作另一組同樣以愛情為題的四幅連作《年輕少女心中的愛之進展》（Progress of Love in the Hearts of Young Girls）[2]。相較於弗拉戈納爾筆下充滿花園、追逐與感官愉悅的愛情場景，維安採取更為莊重、理性與古典的表現方式。由此可見，同樣描繪愛情題材的兩位畫家，展現了截然不同的視覺語言，也映照出18世紀法國藝術從洛可可走向新古典主義的轉變。

離開音樂亭之後，《愛的進程》去了哪裡？

被巴莉夫人退回後，四幅作品在弗拉戈納爾手中保存了近二十年。1790年，他回到故鄉格拉斯，並將作品帶至表親位於當地的莫貝爾別墅（Villa Maubert）。此後，他又為這個空間創作十幅新作，包括《勝利的愛》（Love Triumphant）與《沉思》（Reverie）等，將原本的四幅作品擴展為規模更大的14幅愛情主題裝飾計畫。

這組作品後來又歷經轉手，最終於1915年由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購入，翌年帶回紐約。如今，這組巨型畫作被完整保存於紐約的弗里克收藏館（The Frick Collection）。有趣的是，館方為它們特別訂製了一座獨立展廳（Fragonard Room），試圖還原當年盧沃西恩音樂亭的空間。當觀者步入其中，四周被繁茂的花園景致與戀人的追逐身影所環繞，彷彿跨越了兩個世紀的時空，走進了18世紀法國貴族的沙龍。

註釋

[1] 弗拉戈納爾對「遊戲」的興趣，也見於《愛的進程》之外的作品。約1775至1780年間，他創作《盲人摸象》（Blind Man’s Bluff），描繪一對貴族男女在花園中玩著蒙眼捉人的遊戲。畫中的年輕女子蒙著雙眼，伸手摸索四周，身後的男子則悄悄靠近，似乎有意逗弄她，讓原本單純的遊戲多了幾分俏皮與曖昧。這類社交遊戲是18世紀貴族休閒文化的一部分。從《盲人摸象》到《愛的進程》，遊戲既是貴族休閒生活的日常情景，也成為弗拉戈納爾描繪男女互動與求愛情境的一種方式。

[2] 這組作品如今收藏於巴黎羅浮宮，包括《古希臘少女用鮮花裝飾睡著的邱比特》（A Greek Girl Decorating a Sleeping Cupid with Flowers）、《情人為愛人加冕》（The Lover Crowning His Beloved）、《愛神的祭司》（The Priestess of Cupid）與《愛情歌唱家》（The Singer of Love）。四幅作品分別描繪少女以鮮花裝飾沉睡的邱比特、戀人為愛人戴上花冠、祭司向愛神致意，以及以歌唱傳遞情意的場景。畫面中的花朵、花冠、邱比特與音樂等意象穿插其中，讓畫面充滿浪漫而愉悅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