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學者與參與來賓合影。圖╱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提供，王莛攝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7月25、26日舉辦「院體：清宮製作的風格、技術與物質性」工作坊。這個工作坊是由近史所研究員賴毓芝籌劃，她在一封短函中提到希望能藉此「思考清宮是否存在著『院體』或有所謂『院體』意識的存在？如果有，其『院體』的考慮或選擇為何？而形式上的院體之成立，又是建築在什麼樣的工坊的運作與其相關之技術和物質性基礎上？」因此邀集11位海內外學者，期待就各自原本關懷的清宮議題出發，多角度地探索清宮「院體」概念。由於發表的各篇論文涉及面向廣泛、內容豐富，以下僅就各場次設定的主題，依序略作簡單摘要。
第一場：Court Style╱院體
任職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的王靜靈，他以「清院體的形成：論丁觀鵬及其最後傑作〈說法圖〉（The Formation of Qing Court-Style：On Ding Guanpeng and his Last Masterpiece—The Buddha Preaching）」為題，透過介紹藏於柏林國家博物館1770年製作的巨幅〈說法圖〉，將丁觀鵬（活躍於1726～1771）這位橫跨雍正、乾隆兩朝的重要宮廷畫家，作為「院體」繪畫混融各類題材、兼併中西母題與技術的代表，而此作驚人的尺幅，亦牽涉清宮畫作在團隊分工、樣稿應用等實際操作面的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的邱士華，以「從『清院本』省思清宮院體」為題，希望確認清代宮廷本身是否曾有意識地創造或自我定義為「院體」。「院體」一詞雖未見於相關記錄中，然透過對《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中以「院本」或「畫院畫」為題作品的整理，可推測三位以上宮廷畫家合筆的大製作最接近當時對「院體」的想像，其源頭約肇始自康熙朝對南巡圖像的繪製，由雍正朝延續，並於乾隆朝初期勃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馬雅貞，以「超越院體：戰圖、銅版畫與乾隆朝帝國武功」為題，討論乾隆朝宮廷大幅戰圖、銅版戰圖與帝國武功的關係。她將乾隆年間產製的銅版戰圖歸於「超越院體」風格的作品，與其他維持院體風格的戰圖作為對比，由使用脈絡的角度，突出清代宮廷對風格選擇的敏銳意識。
清余省、張為邦〈鳥譜〉第五冊：〈紅色吐綬雞〉，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本刊資料室。
第二場：Materiality╱物質性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賴惠敏，以「清宮製作色金及其用途」為題，除了利用眾多的清宮檔案、則例，結合民間的《中國古代當鋪鑑定秘籍》，討論清宮如何製作、辨識不同成分「色金」的技術，亦透過文獻紀錄中對不同色金賞賜運用的整理，勾勒出清代宮廷利用色金的差異，建構一套象徵位階差異的統治秩序。
任職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的陳東和，以「郎世寧繪畫中的顏料與設色」為題，發表他以多種非侵入性光譜分析技術，檢測郎世寧畫作之結果。除確定繪於雍正朝之〈四季花卉棋盤〉使用進口顏料「普魯士藍」，可與檔案中記載西洋顏料互為呼應外，他亦提出亮面漆的細膩使用導致郎氏作品在色彩飽和度及明暗漸層上獲致更成功的效果。這些西洋材料與技術，隨著郎世寧發揮的影響力，在宮中作品應用的程度與廣度，是未來可持續檢驗研究的方向。
第三場：Practice╱實際運作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陳韻如，以「異曲同工：論雍正朝畫院的運作機制」為題，透過對〈百駿圖〉、〈十二月令圖〉、〈院本壽意圖〉、〈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等作品的觀察，意欲更細膩地檢視清宮眾多畫家從創稿、樣稿的再利用、彼此的搭配一系列實際繪畫合作上的運作過程，彰顯院畫家「異中求同」的創作特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侯怡利，題目為「乾隆時期宮廷的文物包裝：以玉器為例」。她利用故宮所藏玉器、銅鏡附屬的匣具，呈現乾隆朝宮廷包裝的眾多精彩實例。這些當時為存貯、搭配典藏文物而設計的各類箱匣、錦袱、墊座，以及書畫裝飾等，可謂裒集宮中眾多作坊匠師，更可謂集大成式的「合作」結晶。
清郎世寧〈百駿圖〉稿本，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圖為局部。圖╱取自大都會博物館官網。
清乾隆內府銅版印本〈平定伊犁回部戰圖〉16幅之一，北京首都圖書館藏。圖╱取自網路。
第四場：Albums╱冊頁形制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余佩瑾，題目為「『埏埴流光』冊製作及相關問題」，透過對相關活計檔與陳設檔記錄的爬梳，恢復了這份陶瓷圖冊的製作時間、相關文物在宮中移動的軌跡，及其製作意圖。此冊不但可作為清宮為數不少的器物收藏群組圖錄的代表，亦可回溯並對比於雍正朝一系列〈古玩圖卷〉「以古玩入畫」的清宮收貯寶藏的傳統。
第二位發表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毓芝，以「院體與清宮譜類圖像的製作」為題，點出「冊頁」為乾隆十五年以後一連串大型圖譜製作的主要形制，進而突出清宮似較傳統更具意識地利用此一形制作為材料收集或樣稿準備的載具。此外，她亦由職貢圖像以單頁式油畫像做底稿，以及一般被視為稿本討論的若干品質佳良的清宮白描作品，提出清宮翻轉了西方以素描為準備階段、以油畫為正式表現形式的慣例，而白描本可能被視為正式作品的新穎看法。
清王翬等繪〈康熙南巡圖〉第11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為局部。圖╱本刊資料室。
清郎世寧〈平安春信〉，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本刊資料室。
第五場：Court Style and Beyond╱院體穹音
法國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a Chin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John Finlay，他以「宮外的清院體畫：18世紀法國流傳下來的例證（Qing Court Painting Outside the Court：Evidence from 18th-Century France）」為題，介紹法皇路易十五的國務大臣亨利貝爾坦（Henri-Léonard Bertin，1720～1792）透過當時宮中傳教士蒐集的清宮一手圖文情報。其中包括不少宮廷版畫，以及清宮園林建築圖像等。這批尺幅不一的圖像多為結合西洋技法的院體風格，他推測很可能出自服務於清宮的傳教士畫家或其學生的作品，後亦裝訂成冊，提供當時法國菁英階層掌握清宮狀況。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宇珍，以「帝國之後─20世紀北京的盛清院體風」為題，爬梳諸多報刊及出版材料，提供20世紀初期北京「郎風畫」現象的整體輪廓，敘述當時郎世寧圖繪範式在失去宮廷的支撐後，透過走出宮廷的院畫家及後續刊行的複製圖像得到傳布，並因郎氏風格在色澤、立體感等特色，繼續受到民初畫壇的青睞，成為延續至帝國覆滅後的「院體」作品。
清代〈乾隆款足金爵〉，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本刊資料室。
小結
在「院體」工作坊評論及提問的時段，各場次評論人、中研院院士石守謙及學者王正華等與會者亦提供許多精彩的評析與論題。綜而言之，對於清宮如何實際操縱對各項「作品」品質的掌控、單一作坊甚至跨作坊如何「合作」、製作流程細節、「院體」作品的外擴影響等，可以期待是未來「院體」相關研究持續關注的主題。
若回到被討論到的單件作品來說，沈源本〈清明上河圖〉可稱為會中焦點。不但對於畫上的筆墨痕跡，與會者依各自立場，給予「稿本」、「正式作品」不同的定位，影響到各自創作時間的推斷，同時亦隱含著對沈源做為宮廷畫家等級評價上的差異。雖觀點各異，然各有觀察立論的依據，實為刺激而有啟發性的討論。
工作坊在論題設計上最特殊的「冊頁形制」這個場次，雖看似僅有兩位發表人，但John Finlay以及侯怡利的報告，也與清宮冊頁形式作品息息相關。這提醒了我們對「形制」本身的觀察，以及清宮甚至宮廷以外，針對此「形制」的個別應用。
「院體：清宮製作的風格、技術與物質性」工作坊在短短一天半的時間，提供內容豐富扎實的報告，並有相對充裕的討論時間，實為清宮研究者彼此借鏡、互相激盪，規模不大卻靈活滋補的成功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