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叫我「全球化」／土耳其當代藝術生態紀錄

會場位於哈里克會議中心（Halic Congress Center）。哈里克（Halic），又稱金角灣，為伊斯坦堡的一個天然海灣。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它曾經是一個重要商業據點。時移世易，其地位已不如往昔。

雖然只是第二屆舉行，但ArtInternational Istanbul 已經與Contemporary Istanbul分庭抗禮，成為伊斯坦堡每年兩大藝博會之一。這或許與其後台不無關係─聯合創辦人Sandy Angus正是當年ART HK的創辦人之一。ART HK的成功，無疑讓環球藝術圈對這個嶄新的藝博會充滿信心。

這個於9月26至28日舉行的展覽，2014年共有來自24個國家、共76家畫廊參與，當中來自外國的知名者有Paul Kasmin Gallery、利森（Lisson Gallery）、樂曼幕品（Lehmann Maupin）與佩斯（Pace）等。伊斯坦堡本土的重要名字則有Dirimart、NON、Pi Artworks、Rampa與X-ist等。

中港台方面，有馬凌畫廊（Edouard Malingue）及藝術門畫廊（Pearl Lam Galleries）。兩家畫廊都是首次參加ArtInternational Istanbul 。

會場內人流頗盛。馬凌畫廊主人馬凌（Edouard Malingue） 在百忙中抽空談了兩句：「我們在這裡認識了很多來自土耳其和歐洲的藏家，他們都對展出作品很感興趣。」該畫廊是土耳其藝術家Nuri Kuzucan 的全球獨家代理，今回從香港遠赴中東參展，也有對藝術家表示支持的意味。

馬凌指，土耳其藏家對國外作品非常感興趣，銷售成績亦見理想。「雖然入境稅有點重，海關程序有點麻煩，但能夠與伊斯坦堡的藏家認識，一點困難還是值得的。」

「下一屆我們一定會繼續參加。伊斯坦堡會是一個我們希望長線發展的城市。」

馬凌並非唯一一位對伊斯坦堡市場充滿期待的畫廊家。近十年，土耳其藝術發展蓬勃，當中以伊斯坦堡最為興旺，可說是該國藝術首都。在這個城市，畫廊數字從千禧年代初的十數家增長至現在約二百家，大多數今日國際知名的土耳其畫廊，也是在這段增長期內誕生的，如 Galerist（2001）、Dirimart（2002）、X-ist（2004）、NON（2009）與 Rampa（2010）等。

2006年，首屆Contemporary Istanbul藝博會舉行，是為土耳其首個大型藝博會。當時參加畫廊數字為49，展出共150位藝術家的作品。在九年後的2014，藝博會規模已擴大至超過100家畫廊、共520位藝術家參與。拍賣行方面，現時在土耳其約有35家公司，藝術領域中最重要的有Beyaz Muzayede及Antik A.?. Muzayedeleri等。佳士得與蘇富比亦已在伊斯坦堡設立辦公室。與市場同步發展的則是多家非營利藝術機構，如Elgiz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前身為 Proje4L，創辦於2001）、Pera Museum（2005）、ARTER（2010）及SALT（2011）等。它們也是在2000年以後才陸續出現的。

「藝術生態非常好。」RAMPA Istanbul聯合總監Gizen Uslu如是說。當我在訪問中用到「booming」這個字的時候，她糾正我：「我寧可用『Emerging』，因為『Booming』聽上去就似曇花一現，但土耳其的藝術發展是一直向上的。」

「無論是營利或非營利部份，都在成長當中。」

RAMPA現時代理共15名土耳其藝術家。畫廊一方面把土耳其藝術介紹到國際，如積極參加國外藝博會如香港巴塞爾藝術展；另一方面，在本土亦經常舉辦外國藝術展覽，努力引入外國貨。Gizen指出，自從國際藝博會出現後，土耳其的藏家開始關注外國藝術潮流，也樂於收藏外國作品。

「我們希望能把國際與本地藝術生態結合起來。」

對於土耳其藝術走向世界，Gizen Uslu無疑是自豪的。「過去當你說土耳其藝術，或許會覺得本土性很強，但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你會看到許多國際博物館及大型展覽如威尼斯雙年展、Documenta等展示土耳其藝術家的作品。」

另一家參加ArtInternational Istanbul的畫廊Pi Artworks成立於1998年，可說是伊斯坦堡畫廊界的老前輩。立足伊斯坦堡後，Pi Artworks更在倫敦設立分行，成為伊斯坦堡唯一一家落戶倫敦的畫廊。畫廊業主Yesim Turanli笑言1990年代末的藝術圈「什麼都沒有」，經營十分困難。如今單是伊斯坦堡活躍藏家數目已有約500人，當中更有20至25人每年願意付出高達20萬美元（約610萬新台幣）購買藝術品。

「剛開始的時候，只有年紀較長的人對藝術感興趣。現在收藏家的年齡層擴展許多，愈來愈多新一代購買藝術品了。」

談到土耳其藝術生態活躍的原因，Yesim歸功於伊斯坦堡雙年展及伊斯坦堡現代美術館（Istanbul Modern）。前者始於1987年，是為非西方世界最早的雙年展之一。後者則創辦在2004年，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沿岸，佔地8千平方米，是土耳其首家私人現當代美術館。

「從那時候開始一切走向全球化。」

當然當代藝術組織的萌芽，又與整個社會的經濟形勢有莫大關係。1983年，土耳其祖國黨掌權 （Motherland Party）。該黨主張的自由經濟大大改變了伊斯坦堡的社會面貌。根據富比世2013年公布數據，現在伊斯坦堡已成為世界上第五高「10億（美元）富豪」的城市。百大最富有土耳其人的資產，高達1178億美元（約3兆5908億新台幣）。

然而伴隨著經濟增長的，是土耳其義無反顧的西化決心。在政府大力鼓吹下，人們開始穿洋裝、吃洋食，並把這些舉措視為進步的表現─而土耳其與伊斯蘭文化，則被視為老套。

這一轉變，雖令伊斯坦堡變得（在西方的角度而言）文明起來，卻也帶來了一場巨大的身分認同危機。從地緣政治角度看，伊斯坦堡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城市。也因此，從最初稱為拜占庭、到後來稱為君士坦丁堡再到伊斯坦堡，這個城市一直在環球經濟、文化、政治與軍事上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然而在鄂圖曼時代結束後，伊斯坦堡便漸漸失去了她昔日的光芒。本來西化是讓這個城市重新獲得其重要地位─最少在經濟上─的一種手段。然而由於文化差異懸殊，歐洲依然未能將土耳其視為「自己人」。美國人則對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充滿猜忌，這種猜忌在911後尤其嚴重。土耳其加入歐盟仍然困難重重，進了北約卻又令她與比鄰的東方諸國關係不善。本來「溝通東西文化」的優勢，變成了「東不成西不就」的尷尬。

這種身分尷尬大大影響了伊斯坦堡的藝術環境。我與許多畫廊業主、藝術家交談的時候，發現他們大多都有一種對「國際化」的渴望─如果你跟他們談起當代藝術的全球化，他們多會表現得興奮；然而一旦涉及土耳其本土性的問題，例如問他們怎樣看自己作為土耳其人的身分，他們的反應則往往興味索然，甚至感到被冒犯。

對於外國觀眾追求那種「土耳其風味」，Yesim Turanli 直言「感到討厭」。對她來說，藝術家的價值應在其個人而不在其民族身分。

「只有剛開始看藝術的人才會有這種想法。」

她批評許多國內外策展人只愛辦「土耳其當代藝術展」，卻很少願意從個人出發看待土耳其藝術家，為他們辦個展。「這樣便無法反映藝術家的個人故事。」

Yesim Turanli代表的藝術家之一，Gulay Semercio? lu亦不諱言：「不似中國藝術或者伊朗藝術之類，你在土耳其藝術裡面往往看不到身分。」

「我反對任何附加於我身上的標籤。我只想當 Gulay 。」

一個藝術家希望能夠超越自己的文化身分而成為獨立個體，固然是無可厚非。但另一方面，這個世界如果全部都是Jeff Koons、Andy Warhol、Damien Hirst，她還會有趣嗎？或者問，如果土耳其不是英國、不是美國，那土耳其對世界藝術史的發展，是否可以有不一樣的貢獻？當藝術家力圖擺脫文化身分，這種潛在的貢獻又是否會一同被拋棄？

全球與本土拉扯的張力依然持續。

雖然身為土耳其人，但伊斯坦堡藝術家Nuri Kuzucan直言：「我不覺得土耳其藝術家有能力去創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們確實有厲害的伊斯坦堡藝術家，但假如你問的是『伊斯坦堡藝術是否正在世界發揮某種影響力』？」他稍作停頓，然後說：「我看不到。」

「為什麼畫廊名下面非得寫上城市名不可？」土耳其藝術家Ansen不無憤怒地說。

那時候我們正在ArtInternational Istanbul藝博會場內，X-ist畫廊展位前。

他指向畫廊名牌下面那個「Istanbul」。

「這讓我想吐。」

跑過世界各地不少藝博會，還是首次聽說這番言論。此一幾可說是全球慣例的做法，在這位藝術家眼裡卻竟成了眼中釘肉中刺，一種因循的陋習。這一句宣言的力量是強大的─若說它的震撼來自對某種價值觀的挑戰，那這種價值觀恐怕就是「本土性」。

於是藝術家繼續說：「為什麼藝術一定要有國家？藝術是全球化的，沒有國家可言。」

這或許─即便可能背離發言人的意志─可以視為土耳其藝術界破釜沉舟地走向全球化的宣言，一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Orhan Pamuk）所描寫那樣，他們拒絕自己土耳其的身分，朝幻象一樣的西化社會進發……。

前往 ArtInternational Istanbul 會場那天，伊斯坦堡正下著雨，雨勢時強時弱，為大地罩上了一層灰濛濛的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