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台北初試啼聲的雙年展

這個展覽會由我擔任主委，三木亞希子為策展人，然後再加上幾個人組成了策展團隊。我們開始分頭調查藝術家。此時我才第一次好好地調查了中國的藝術家。韓國早就已經是當代藝術大國了。我們首先和五十位以上的台灣藝術家會面，請他們拿出過往的作品。我們選擇了會讓人覺得和當今社會與生活的變化有直接相關的藝術家和作品。有幾位藝術家當時沒有獲選，但後來讓我有些後悔。例如林明弘。他當時在位於伊通公園的藝廊酒吧當調酒師。他讓我們看了他的作品，主題是座墊的花紋，因為看起來像裝飾品所以被忽視了。但他收到了「Cities on the Move」的邀請，從此之後越來越活躍，現在可以說是名聲最響亮的台灣藝術家。我認為當時自己的判斷真的是太天真了。他當時不該只讓我們看圖案，應該要讓我們看他的用法。因為他其實是把圖案用在整片牆壁和地板上，成為一個巨型的裝置作品。當初我應該要注意到他的用法才是。後來十和田的現代美術館收了他的作品，可以說是彌補了我當年的失誤。

當我看到中山大輔的作品《慾望之車》時，覺得如獲至寶。標題本身就是開門見山。車子的本體是用木頭造的跑車實體模型，但表面埋了很多剃刀的刀刃鐵片。參觀者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就會割到手。這是一個危險又激烈的作品，但非常符合這個展覽的主題。

荒木經惟在大廳展示了好多張台灣機車騎士的照片。我帶荒木一起去台灣的時候，在機場往飯店的車上，他告訴我他認為這個國家活力的象徵，就是街上穿梭不息的機車，所以他就拍下了塞在路上的機車。後來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了荒木的個展，我便有機會和荒木一同去了台灣好多次。

順道一提的是，當時他為了即將到來的個展，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訂了房間，拍攝女性的攝影作品。這些女性都是十七、八歲的模特兒。拍攝的內容都是在床上或是浴室裡的裸體照。助手野村佐紀子在後方不斷地為四、五台相機換底片，荒木則是拚命地換用裝填黑白、彩色正片的相機來拍攝。現場像是戰場一樣。他的後面大約站著六個人。我第一次知道那些看似很親密的私密照，原來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拍攝的。韓國的崔正化（Choi Jeong-Hwa）展出了十二公尺的氣球作品，柳美和（Miwa Yanagi）在大廳立了一道牆，然後把印出來的作品直接貼在上面。台灣的梅丁衍則是用十二萬顆玻璃珠做了一個台灣紙幣造型的巨大簾幕。這個作品是個大作，它一方面牽扯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另一方面又諷刺了經濟問題，是個極具政治意涵的大作。聽說這個作品現在成為台北市立美術館的收藏。此外我也還記得吳天章的作品。他讓一名女子，搭配著音樂，從一幅台灣一九五○年代的知名油畫裡，像幽靈一樣地走出來到觀眾面前。那是個使用巨大玻璃和投影機的媒體藝術（Media Art）作品，我一直很想再展一次這個大作。草間彌生也在這個展中獨領風騷。七個全長七公尺的粉紅色氣球作品在建築物的中庭裡展出。多虧了館方也將環境四周的東西全都投射成粉紅色。

我也趁這次機會，和相當多的中國藝術家交流。首先第一位是徐冰。他用書法，將英文字母寫得像是漢字一般，是個知識學者型的藝術家，深獲好評已久。他的作品，是讓參觀者坐在像是小學的教室裡練習寫書法。桌上放有習字帖，上面寫的文字其實是用英文字母拼湊起來的假漢字。我當時覺得，終於出現一位最具中國風的觀念藝術家了。他現在是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副院長。

另外一位中國藝術家，是曾經在「Trans Culture」展合作過的蔡國強。他說：「南條先生，如果是雙年展的話，要是沒展出個大東西讓任何人從外面都能看見，只擺在美術館裡的話那就不是雙年展了呀！我要把美術館包起來，這樣不管人打哪來都能看到了不是嗎？」他的方法，是用中國和台灣建築工地很常見的，上面會掛有布條的竹鷹架。日本人根本沒有這種突發奇想，論誰也想不到的。果然中國人的發想很宏大。至於剛才提到的荒木的摩托車寫真，就放在進到大廳後的竹鷹架上。

最後蔡國強提案的展演方式，是用兩百發煙火，從高空往下開成傘狀的一個煙火秀。不過，當時台灣的新聞播放著中國要武力攻台的新聞，政治情勢頗為緊張，兩者互為敵對國的狀態。光是邀請中國藝術家到台灣，簽證都很難核准。蔡國強因為持有美國綠卡所以得以入境，但其他的中國人全都沒能獲發入境許可。

當時傳聞中國要攻打台灣的手法，就是空降傘兵部隊。若是這個時候展出中國藝術家的降落傘行為作品恐怕會刺激社會的敏感神經。館長林曼麗對於是否該批准這個提案非常猶豫，但最後還是打了電話給我，同意進行這項表演。她說：「若要問為什麼，是因為如果限制這樣的演出，那麼台灣就變得和中國一樣是個無處不監控的國家了。一旦如此，台灣就算自稱是民主主義國家，卻和中國沒有兩樣，那便無法守護台灣的自我認同了。」我認為這是館長苦思之後的判斷。後來我體會到許多國家對藝術各式各樣的審查，對於林曼麗館長的判斷，以及台灣社會是何等的民主，其思想又是何等的先進，有了深刻的理解。

1998年，台北市立美術館捎來邀請，希望我們可以替他們策辦台北雙年展。由於這是他們第一次辦雙年展，所以希望人數不要太多，試試看是否能控制在四十個人以下。藝術家的部份，希望是調查起來容易，風格比較相近的人，因此將藝術家的範圍聚焦在鄰國的中國、韓國、日本與台灣本土。

九○年代後半，亞洲的時代開始來臨。如果說八○年代是日本的時代，那後來的焦點就轉向了韓國和中國。如果要問為什麼亞洲會被世界矚目，我想還是因為經濟發展的關係，因為亞洲人的生活開始改變了。

因此，我認為台北雙年展應該要把焦點放在亞洲的都市生活。剛好當時瑞士一個有名的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在歐洲策劃了一個以亞洲當代藝術與建築為焦點的展覽，名為「Cities on the Move」，開始在歐洲巡迴展出。主題的意象是持續變化中的都市，所以把都市這個詞彙用在標題裡，會讓人覺得更生動。因為這個命題，我們便會思考，究竟是什麼讓都市產生了變化？然後我們就會想到一個答案，那不就是人的慾望嗎？當電視和電影上不斷地傳播著歐美的日常和生活型態，亞洲的人們就會開始想：「自己也好想住在那樣的家裡啊」，「好想穿那麼時尚的衣服」，「好想搭那樣的車」。於是都市就產生變化了。那是一種「對於要過更好生活」的慾望所造成的結果。我們想著是否要在標題裡加入像「慾望」這種強烈的詞彙，提出了「慾望領域」這個標題。將這個腹案提給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林曼麗時，她覺得領域這個說詞沒有不好，但建議我們用「場域」。場域是中文的新詞彙，據說在最近的中文世界裡，當代藝術相當流行使用這個詞彙，對應的英文是site。因此標題就定為「慾望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