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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美術館珍藏明萬曆九蓮觀音造像析探

國泰美術館珍藏明萬曆九蓮觀音造像析探

本尊觀音像為明神宗和其母李太后透過朝廷力量,推崇九蓮菩薩信仰時的經典之作。九蓮菩薩的信仰興起,是由於明神宗和李…
本尊觀音像為明神宗和其母李太后透過朝廷力量,推崇九蓮菩薩信仰時的經典之作。九蓮菩薩的信仰興起,是由於明神宗和李太后期望以宗教力量來提高皇權。明代宮廷自萬曆四年(1576)以來,先是印造《佛說大慈至聖九蓮菩薩化身度世真經》,表示此為九蓮菩薩進入李太后的夢境之後,親手授予的經文,並在皇室主導下,促使太后是九蓮菩薩化身的說法廣為流傳。《日下舊聞考》引用的《玉堂薈記》便提到:「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寺僧相傳菩薩為孝定前身也。」
九蓮菩薩除了具有頭戴寶冠、端坐九頭金鳳的法相,更納入深受宮廷喜愛的「白衣觀音」造型。白衣觀音的圖像傳統由來已久,神宗和李太后希望將之挪用來包裝形象,藉由宮廷畫師的妙手,結合觀音大士和李太后的形貌,最終完成新的圖像粉本。日後,宮廷的九蓮菩薩圖像更向外傳播,並在民間普及。根據學者陳俊吉的研究,募化鑄造此〈銅鎏金九蓮觀音〉的僧人性廣,即有可能是在朝廷核准之下,選擇李太后先人的發祥地通州落腳,新建寺院,並鑄造此尊觀音像。根據銘文內容,僧人性廣的募化對象是「會首王元化」。由於《河南通志》卷三十一提到明末崇禎年間,擔任河南都指揮的人士有「王元化,北直寧晉人。」再加上《河北省寧晉縣志》記載:「王元化三科武舉,任河南軍政掌印督司指揮僉事。」故推斷王元化是直隸寧晉的仕紳,有可能在出任河南前與鄉親合力,出資支持〈銅鎏金九蓮觀音〉的鑄造。在多方合作下,本尊觀音像最終具有民間造像的野逸情態,同時亦流露明代北京官造〈觀音菩薩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氣度,符合朝廷的品味興趣。
明〈銅鎏金九蓮觀音〉,銅質朱金,私人藏。
尤可留意的是,經由林保堯及陳俊吉兩位學者的細心研究,從本尊觀音像局部的朱漆痕跡,找到了失落的宮廷工藝。本件作品原先定名為〈銅鎏金九蓮觀音〉,乃是以為銅像表面施加了「鎏金」工藝,即在其上塗抹金與汞的混合液,在高溫烘烤下使得汞蒸發,經過打磨之後,使其看來金燦光亮。然而在專家審視下,發現本尊菩薩的正面及背部留有大面積的朱漆痕跡,並非「鎏金」之表現,而是晚明宮廷流行的「朱金」工藝。其乃挪用漆藝的手法,在觀音像鑄銅造成之後,先於表面補丁並塗抹加有丹紅或朱砂的「朱漆」,使其色澤紅豔而不俗。其次趁著朱漆未乾時,貼金箔於造像表面,使其金碧輝煌。
由於朱金工藝的「朱」和明朝皇帝姓氏呼應,故博得帝王的歡心。此外,有別於鎏金造像,精細的「朱金」工藝尚能添入細緻的淺浮雕紋樣,更大大滿足了明中後期追求富麗繁複的皇家喜好。為了深入瞭解此工藝,林保堯及陳俊吉還遠赴山西純陽宮,考察現存的明代朱金作品〈毘盧遮那佛像〉。這座高達3公尺的銅塑像氣勢懾人,由細部來看,和本件〈銅鎏金九蓮觀音〉使用相同的工藝技術,但兩者皆被誤認為「鎏金」作品,實為可惜。
顯然,〈銅鎏金九蓮觀音〉應更名為〈朱金銅質九蓮觀音〉較為恰當。這件九蓮觀音像將於宇珍2015年秋季專拍,其為明代萬曆九蓮觀音之中,唯一在拍賣市場出現的金身。本件作品背後蘊含的晚明歷史背景,更加突顯其工藝的價值意義,可說是光彩奪目、令人期待。
觀音信仰能深植人心,無疑是來自其聞聲救苦和圓滿眾願的慈悲。尤其五代宋初以來觀音衣著白袍、雙手結印的形象,更廣為大眾所熟知。不過這尊國泰美術館舊藏的明代〈銅鎏金九蓮觀音〉,除了沿續傳統的人物造型風格,更可視為明晚期觀音造像文化的縮影。該觀音像約有121公分高,通體著寬袖長袍,雙手結禪定印,左手表「禪定」、右手表「智慧」,象徵由禪定開啟般若智慧。其原應安於寺院佛壇臺座之上,但常年在外流傳,後人遂以紅木椅相配本尊觀音,使其安坐。今日,觀音佩於額髮上的寶冠已佚失,僅見簡雅的高髻,不過經由造像胸前的珠寶瓔珞,依稀能猜想昔日的華貴風貌,應和藏於南京博物院的明末〈銅鎏金觀音殘像〉肖似。
本尊觀音像後方刻有「募化僧性廣,萬曆乙未年造」和「會首王元化」兩段銘文,確定鑄像時間是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值得注意的是,這段銘文同時記錄下募化僧及出資者的姓名,這在明代的銅鑄佛像上並不常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揭露〈銅鎏金九蓮觀音〉和明代宮廷造像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
明〈銅鎏金觀音殘像〉,鑄銅,殘高90公分,南京博物院藏。
古美術編輯部( 228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