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泰美術館珍藏明萬曆九蓮觀音造像析探

本尊觀音像為明神宗和其母李太后透過朝廷力量，推崇九蓮菩薩信仰時的經典之作。九蓮菩薩的信仰興起，是由於明神宗和李太后期望以宗教力量來提高皇權。明代宮廷自萬曆四年（1576）以來，先是印造《佛說大慈至聖九蓮菩薩化身度世真經》，表示此為九蓮菩薩進入李太后的夢境之後，親手授予的經文，並在皇室主導下，促使太后是九蓮菩薩化身的說法廣為流傳。《日下舊聞考》引用的《玉堂薈記》便提到：「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寺僧相傳菩薩為孝定前身也。」

九蓮菩薩除了具有頭戴寶冠、端坐九頭金鳳的法相，更納入深受宮廷喜愛的「白衣觀音」造型。白衣觀音的圖像傳統由來已久，神宗和李太后希望將之挪用來包裝形象，藉由宮廷畫師的妙手，結合觀音大士和李太后的形貌，最終完成新的圖像粉本。日後，宮廷的九蓮菩薩圖像更向外傳播，並在民間普及。根據學者陳俊吉的研究，募化鑄造此〈銅鎏金九蓮觀音〉的僧人性廣，即有可能是在朝廷核准之下，選擇李太后先人的發祥地通州落腳，新建寺院，並鑄造此尊觀音像。根據銘文內容，僧人性廣的募化對象是「會首王元化」。由於《河南通志》卷三十一提到明末崇禎年間，擔任河南都指揮的人士有「王元化，北直寧晉人。」再加上《河北省寧晉縣志》記載：「王元化三科武舉，任河南軍政掌印督司指揮僉事。」故推斷王元化是直隸寧晉的仕紳，有可能在出任河南前與鄉親合力，出資支持〈銅鎏金九蓮觀音〉的鑄造。在多方合作下，本尊觀音像最終具有民間造像的野逸情態，同時亦流露明代北京官造〈觀音菩薩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之氣度，符合朝廷的品味興趣。

尤可留意的是，經由林保堯及陳俊吉兩位學者的細心研究，從本尊觀音像局部的朱漆痕跡，找到了失落的宮廷工藝。本件作品原先定名為〈銅鎏金九蓮觀音〉，乃是以為銅像表面施加了「鎏金」工藝，即在其上塗抹金與汞的混合液，在高溫烘烤下使得汞蒸發，經過打磨之後，使其看來金燦光亮。然而在專家審視下，發現本尊菩薩的正面及背部留有大面積的朱漆痕跡，並非「鎏金」之表現，而是晚明宮廷流行的「朱金」工藝。其乃挪用漆藝的手法，在觀音像鑄銅造成之後，先於表面補丁並塗抹加有丹紅或朱砂的「朱漆」，使其色澤紅豔而不俗。其次趁著朱漆未乾時，貼金箔於造像表面，使其金碧輝煌。

由於朱金工藝的「朱」和明朝皇帝姓氏呼應，故博得帝王的歡心。此外，有別於鎏金造像，精細的「朱金」工藝尚能添入細緻的淺浮雕紋樣，更大大滿足了明中後期追求富麗繁複的皇家喜好。為了深入瞭解此工藝，林保堯及陳俊吉還遠赴山西純陽宮，考察現存的明代朱金作品〈毘盧遮那佛像〉。這座高達3公尺的銅塑像氣勢懾人，由細部來看，和本件〈銅鎏金九蓮觀音〉使用相同的工藝技術，但兩者皆被誤認為「鎏金」作品，實為可惜。

顯然，〈銅鎏金九蓮觀音〉應更名為〈朱金銅質九蓮觀音〉較為恰當。這件九蓮觀音像將於宇珍2015年秋季專拍，其為明代萬曆九蓮觀音之中，唯一在拍賣市場出現的金身。本件作品背後蘊含的晚明歷史背景，更加突顯其工藝的價值意義，可說是光彩奪目、令人期待。

觀音信仰能深植人心，無疑是來自其聞聲救苦和圓滿眾願的慈悲。尤其五代宋初以來觀音衣著白袍、雙手結印的形象，更廣為大眾所熟知。不過這尊國泰美術館舊藏的明代〈銅鎏金九蓮觀音〉，除了沿續傳統的人物造型風格，更可視為明晚期觀音造像文化的縮影。該觀音像約有121公分高，通體著寬袖長袍，雙手結禪定印，左手表「禪定」、右手表「智慧」，象徵由禪定開啟般若智慧。其原應安於寺院佛壇臺座之上，但常年在外流傳，後人遂以紅木椅相配本尊觀音，使其安坐。今日，觀音佩於額髮上的寶冠已佚失，僅見簡雅的高髻，不過經由造像胸前的珠寶瓔珞，依稀能猜想昔日的華貴風貌，應和藏於南京博物院的明末〈銅鎏金觀音殘像〉肖似。

本尊觀音像後方刻有「募化僧性廣，萬曆乙未年造」和「會首王元化」兩段銘文，確定鑄像時間是在萬曆二十三年（1595）。值得注意的是，這段銘文同時記錄下募化僧及出資者的姓名，這在明代的銅鑄佛像上並不常見，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揭露〈銅鎏金九蓮觀音〉和明代宮廷造像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