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西周〈何尊〉

1963年8月一個雨後的晚上，中國陝西省寶雞市寶雞縣（現陳倉區）賈村鎮村民陳堆在自家後院上廁所時，突然發現月光下，雨後坍塌的土崖上，有一雙發著暗光的眼睛牢牢盯著自己，著實讓他吃了一驚。第二天天剛亮，陳堆和他老伴去後院仔細查看，發現那雙綠眼在陽光下還冒著白光。究竟是什麼東西？他用頭小心挖刨，結果就發現了一個青銅尊。第二年，陳堆夫婦從寶雞返回固原，臨走時將銅器交給哥哥陳湖保管。1965年，由於生活困難，陳湖便把這件青銅器賣給寶雞市玉泉廢品收購站。1965年9月，寶雞市博物館幹部佟大放在廢品收購站發現這件青銅器後，便向館長吳增昆進行了彙報。吳增昆隨即讓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前去查看，並以收購站當初購入價30元人民幣，將這件青銅尊買回博物館收藏。1975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在北京故宮舉辦「全國新出土文物彙報展」，這件青銅尊以其大氣凌厲的造型和紋飾被調到北京參展。參與籌備展覽的著名青銅器專家、時任上海博物館保管部主任的馬承源，在清理青銅尊蝕鏽時，在尊的內底意外發現了銘文，使這件青銅尊的身價倍增。〈何尊〉曾以3000多萬美元的保價，多次赴美國、日本、法國等國展覽。2002年1月，中國國家文物局印發《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何尊〉也名列其中。

〈何尊〉，通高38.5公分、口徑29公分、圈足底徑20×20公分，重14.6公斤。尊器身呈橢方形，圓口外侈，通體飾四道透雕的扉棱，造型典雅莊重，方圓相繼，富有變化。尊上腹部飾以蕉葉紋和蛇紋，腹部及圈足飾饕餮紋，饕餮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翹出器面；紋飾採用高浮雕與地紋相結合的表現手法，繁縟華麗。何尊是西周早期成王時的銅器，其內底鑄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成王在其親政五年時，於新建成的東都雒邑對貴族「宗小子」的訓誥。現藏寶雞青銅器博物院。 尊是一種酒器。為什麼叫「何尊」？原來「何」是西周早期貴族宗小子的名，對於他們來說，受到周王的接見無疑是件十分榮耀的事，為了讓後代銘記祖先的殊榮，「何」便把他受到成王接見的事蹟鑄刻在青銅尊上，由「何」督造又刻有「何」之事的尊自然就叫「何尊」了。實際上，〈何尊〉珍貴之處除了它凝重大氣的造型和神祕華麗的紋飾，更在於尊內底部這篇12行共122字的銘文。周代貴族非常重視祭祀先祖，不少青銅器銘文都誇耀祖先的業績，吹噓祖先的美德，以此申行孝道，其目的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榮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權，〈何尊〉也不例外。但珍貴之處是〈何尊〉銘文在光宗耀祖的同時，還記載了周成王營建雒邑，建築陪都的重要歷史事件，極具史料價值，其中「宅茲中國」更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

銘文曰：唯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於公氏有爵於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錫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惟王五祀。

銘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訓誥了宗族小子何，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

〈何尊〉銘文通篇豎成行而橫不成排，字形大小仍不均勻。書寫氣勢豪放，筆畫渾厚凝重，有的筆畫中間粗肥，而首尾出尖，捺筆皆有波折，繼承了商晚期金文的特點。

武王滅商建立西周政權後，由於商代貴族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並且與東南夷聯合，對西周王朝構成很大威脅，為鞏固西周政權，武王制定了營建雒邑的重大措施。因周的都城在鎬京（今西安長安區），對鎮撫東方是鞭長莫及，若在洛、伊（今河南洛陽）一帶建陪都，對鞏固東方是上策。但武王因積勞成疾，未來得及實現宏偉計劃就英年早逝。武王的遺願到成王五年，也就是周公攝政五年才得以實現。〈何尊〉的銘文與《尚書．召誥》和《逸周書．度邑》等文獻完全吻合，從而證實了歷史文獻的真實性。〈何尊〉對西周歷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證史、補史的作用。

從銘文可知武王是初步營建新都，作為鎮撫東南夷的基地，是一次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抉擇，對於維護和鞏固西周王朝至關重要。1981年岐山出土的〈新邑戈〉和2008年周公廟出土的〈新邑卜甲〉，都是這一事件的佐證。銘文中的周初大臣輔佐歷代周王、周王受天命並克大邑商等記載，也足以反映周人的天命觀和君臣觀。

〈何尊〉除了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器物的造型和紋飾也相當精美。尊體橢方，口圓而外侈。口沿以下為透雕脊棱間隔，從上至下將圓形器體分為四個部分。主體花紋為高浮雕獸面紋，位於中部，巨目利爪，獰厲兇猛。口沿和圈足部位的紋飾，分別為獸形蕉葉紋和相對簡單的淺浮雕獸面紋。整器的裝飾以雷紋為地，部分採用三層花的裝飾手法，看起來華美瑰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

在華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於受天文地理知識的限制，總是把自己的居域視為「天下之中」，即「中國」，而稱他族的居域為東、南、西、北四方。公元前21世紀，第一個朝代夏朝的建立，就標誌著中國統一國家政權形式的誕生。應當說，這時「中國」的概念便有了確切的政治涵義。據《左傳．哀公七年》載：「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夏禹被視為「天下共主」，其統轄的區域被稱為「夏」。何以「夏」相稱？《爾雅．釋詁》曰：「夏，大也。」《尚書》注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

商原是夏朝統治下的一個諸侯國，後來取代夏朝而成為「天下共主」。商朝之時，被稱為「邑」的城垣有了很大的發展，「邑」形成了不同血緣氏族部落成員雜居的古代都市。當時已出現「中商」、「大商邑」的稱謂，而對周圍各族則稱之為「方」。最遲從周初開始，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華夏地區開始被稱為「中國」。「中國」最初只是一個行政區劃上的概念，最早出現「中國」一詞就是在周成王五年〈何尊〉銘文中的「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中」為指事字，甲骨文、金文字形，「中」象旗杆上下有飄帶的旌旗。本義中心、當中，指一定範圍內適中的位置。據《新書．屬遠》載：「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或」是「國」的本字。周金文早期作「或」，從字面講，它由城池和干戈構成，表示「執干戈以衛社稷」，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一個國家，不僅要有屬於自己的城池，而且要有軍隊，時刻來保護自己的疆土和臣民，這才稱得上國。後來在此基礎上又外加「囗」以為國界，屬於文字上自然演變。當時圍繞在「中國」周圍的是北狄、西戎、東夷、南蠻等。《尚書．梓材》中也有周成王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的記載。史書與銘文相互印證，說明周武王統治的地域為中國。

周代大量使用的「中國」稱謂，至少具有四種含義：一是地理意義上所謂的「中原」地區。《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雒邑」者，今洛陽城也；「土中」者，今中原大地也。二是政治意義上的所謂「天子之國」。此義源於夏代的「夏」和商代的「中商」、「中土」，相對於東、南、西、北各族的稱謂。《詩．小雅．六月序》：「《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經．大雅》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孟子．齊桓晉文之事》：「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這時的「中國」與「四方（夷）」、「京師」與「四國」對舉，表示中心與四鄰、天子與諸侯的相互關係。三是民族意義上的「華夏」民族。至周代，夏、商、周三族逐漸融合為一個民族整體，即：「諸夏」或「華夏」。周代存在著五大民族集團。《禮記．王制》云：「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這裡的「中國」，主要指華夏民族。四是文化意義上的「華夏文明」。《禮記．玉制》又云：「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可見，政治的不同，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在更深層次上是文化的差異，即所謂「華夷之辨」，還包括文化意義上的「文明之國」。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一詞的內涵逐步跨出中原，繼而指代華夏民族整個居住地和所建立的國家。

另外，據文獻記載，西周成王時，曾有遷宅雒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雒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周公完成了武王的遺志，鑑於周的首都鎬京（今西安附近）遠在渭河流域，因此在今天河南洛陽這個當時中國的中心地區完成了成周的建設，將它作為周的陪都，也是鎮撫全國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從此，鎬京至成周一線成為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區。不過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雒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於成周。成王時銅器〈何尊〉銘文開篇便有「唯王初遷宅於成周」的記載，證實成王確實遷居到雒邑。儘管目前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