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香港政治動盪現況，其作為自由金融市場、免稅天堂的條件已然增添諸多變數，然而，長期以來作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地位是否將會出現板塊上的位移？今（12）日，由典藏藝術家庭主辦的「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於北師美術館展開，這場討論會由典藏藝術家庭社長簡秀枝與藝術評論人暨特約主筆吳牧青籌辦，邀請了藝科智庫執行長石隆盛、新時代畫廊負責人張銀鏘、藝術顧問暨策展人謝素貞，以及將來銀行籌備處執行長劉奕成等人與會，針對當今台灣藝術產業與生態進行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這場會議針對亞洲藝術中心的變遷，進一步探問台灣所擁有的機會與面臨的挑戰。此外，台灣目前的整體環境是否有因應的能力，藝術產業的稅制至今仍是一個影響購藏行為的基本門檻，是否有可能對稅制進一步進行檢討，以爭取亞洲藝術中心的優勢？而位處藝術生態源頭的台灣藝術家，卻苦無戰場或方法，我們又該如何聯手出擊，讓分散的力量能夠集結？再者，屬於台灣的藝術與觀光總體規劃與戰術又是什麼？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本刊資料室）
典藏藝術家庭社長簡秀枝：台灣準備好抓住機會了嗎？
香港最近經濟及政治環境的改變，這些動盪是否會影響其亞洲藝術交易中心的地位？而在此情形下，環境沒有改善，處在一個「沒有準備好」的狀況，可能就會讓這個機會擦身而過。面對這台灣環些變數，台灣藏家將會是台灣轉型發展的最強後盾。新加坡、香港、中國與台灣的稅制差異，即是決策者並未有更具體的優勢，故讓台灣與國際藏家在台進行藝術藏購的動力大大減低。事實上，台灣藏家在國際上是非常有份量的。若是有資源的藏家、藝術機構與政府能夠更緊密的結合，我相信也會對於本地的藝術產業與發展，具備更為長遠的可能性，也更能夠抓緊快速變動中的藝術產業變化機會。
台灣大選即將開跑，各候選人討論各大政策時，文化政策往往是被忽略的一塊。馬上就要面對10月舉辦的台北藝術博覽會、明年1月的第二屆台北當代藝博會，政府如何聽取台灣藏家的意見，在新加坡、香港變局中另闢蹊徑？
此外，台灣目前藝術機構的角色分工尚不夠明確，這部分可能是相對迫切的事，也是能夠讓外來訪客能夠更清晰地辨認出本地的藝術價值觀一個很好的方式。此外，我想台灣本土前輩藝術家的梳理是非常重要的，這也是我們的根源。他們延續了台灣藝術的脈絡，無論就情感與道義部分，我們都應該好好正視前輩藝術家。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典藏藝術家庭社長簡秀枝發言。（本刊資料室）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本刊資料室）
藝科智庫執行長石隆盛：面對台灣藝術產業起飛，政府能提供什麼
我們業界有時會開玩笑說：「台灣成就了香港」，認為台灣稅制沒有什麼改變，令香港得到國際畫廊、藝術博覽會入駐的先機。我一直納悶，稅真的是影響蘇富比、佳士得拍賣行等國際企業跑到香港的關鍵嗎？事實上，沒有什麼城市可以複製香港的優勢。然而，近年來香港不斷內地化、作為亞洲的地理優勢正在流逝。不過，亞洲的藝術市場卻在此情境中持續擴大，來自歐洲的外資仍需要在此找到投資標的。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藝科智庫執行長石隆盛發言。（本刊資料室）
在日韓較為封閉、新加坡和香港失去好時機的情況下，台北好像突然又有了機會，因為台灣收藏家心態較為開放，對外資來說更有吸引力，希望來台參加藝博會，或者更進一步的入駐。這個情況是好是壞？以香港的例子來看，本地藝術家並未因香港藝術博覽會（Art Hongkong）、香港巴塞爾藝博會（Art Basel HK），得到更多提高知名度和開放的機會。回過頭來看台灣，畫廊在萎縮，即便有好的年輕畫廊，但它們尚未站穩。國際畫廊在這個狀況下進入填補空缺，是否擠壓到在地畫廊的生存空間，這是必須討論的問題。
與政府合作方面，曾討論創立國際畫廊進駐的國際藝術區之可能性。以減少關稅的方式，照顧台灣藏家，也作為往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發展的基地。這策略類似經濟自由區，可以從基隆港作為發展中心。我曾和台北市長柯文哲、文化部開會討論，甚至談好地點在圓山爭艷館附近，然而礙於文化遺址、軍方單位的問題作罷。
除了畫廊，藝術產業還包含拍賣、藝術金融等面向。和以往相比，拍賣目前稅率已下降。先前遇到拍賣市場的死亡交叉，稅率因民間與政府反映下改善，但討論時間過長，當稅率下降之際，時局早已過去，對台灣拍賣的實際幫助不大。藝術金融方面，台灣沒有真正合理的鑑價機制，金控公司無法審核藝術資產，導致多年談判仍未果。種種問題仍待政府一同討論解決，民間也希望文化部放下保守態度，正面地應對此次的時機點。日前，我亦與文化部長鄭麗君會議陳情時達到共識，未來鑑價機制可能會轉移至文化內容策進院處置。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藝科智庫執行長石隆盛發言。（本刊資料室）
新時代畫廊負責人張銀鏘：台灣的文化競爭力到底是什麼？
30幾年來，我認為在1990年代，台灣的藝術家享有多數的藝術資源，但在此後，因為依序引進海外華人藝術家、日韓當代藝術家、東南亞藝術家、西方藝術家等，台灣本地前輩藝術家的資源逐漸被分化。這樣的狀況雖然讓台灣藝術產業越趨多元且豐富，但外部文化進入台灣的同時，台灣藝術家卻苦無方法踏出國門。
當各國奮力輸出自身的藝術品時，台灣應該輸出的是什麼？這是我們至今都無法突破的貧頸之一，也是根本問題。我們無法複製西方，譬如美國創造出普普藝術作為品牌，亦難以與中國的華夏文化脫鉤，要如何做出自己的品牌？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卻非常重要。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新時代畫廊負責人張銀鏘發言。（本刊資料室）
我們的文化充斥著複合性，也相對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也一直是各類藝術範疇在亞洲最早發酵的平台，像是KAWS和草間彌生（Yayoi Kusama）等，很多的藝術創作都是在此開始打出名號。然而，我們卻無法進一步發展。一個區域的藝術中心要形成，首要要先讓國際畫廊與產業進駐，目前亞洲情勢多變，但仍是以香港為主要基地，不論韓國、日本、新加坡、台灣等都有各自面對的情況而至今無法承擔下這一個樞紐位置。
我認為，一個地方要具備藝術市場競爭的本質，便是要輸出屬於自身的文化內容。此外，當訪客到了台灣，要去哪裡才能看到這個地方的審美價值？我們應該加強哪個區域，或是我們應該推薦是哪些藝術家呢？這些都是建構文化品牌很重要的諸多面向。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本刊資料室）
藝術顧問、藝術行政、策展人謝素貞：Never Try, Never Know
石隆盛講了政府與民間的態度，張銀鏘則幫我做了一些回顧。我很久沒有在台灣開會，我不敢說在銀川美術館的經驗履歷是非常完美的例子，但我想為台灣提供一個不同角度。關於把台灣藝術家推往國際的問題，從我年輕的時候到現在都在講，我實在不想把這問題講二十年。
比起這個，我想談現況。我覺得如今的藝術不再只是藝術，還包含觀光、投資等。「什麼是潮流」成為重點，即便北京798藝術區獲得的政府補助大於一個省的財政，但現在除了做二房東，但就只有網紅展賣錢。我在大陸談文化政策及實際操作，主要都是小鎮再造。用這些執行經驗來看，我覺得應該強調台灣是博物館島，而不要講推台灣藝術家的問題。有時候這就是投資和炒作問題，政府要不要介入？台灣其實有深厚實力，台灣藏家早已佔盡了收藏的好處。台灣金融危機時，蘇富比、佳士得還是65%是台灣藏家。我覺得資本大小、地區大小不是問題，台灣應該像瀨戶內海藝術季，以「邊緣藝術」來推廣。瀨戶內海藝術祭作為「邊緣藝術」一例，每年吸引多少人去看，我也看了很多屆。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藝術顧問、藝術行政、策展人謝素貞發言。（本刊資料室）
我覺得「never try, never know。」我當時在銀川美術館擔任館長時，有賴於手機網路的幫助，讓這座沙漠邊緣的美術館用微信力量成功，透過訊息的美妙文字，讓你在這裡微笑，這就是我們的力量。因此邊緣藝術不是不行。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台灣，或者未來的前瞻城市越南，這些都是文明、消費力夠的城市。面對這個新世代，我們需要一些策略。沒有單一藝術，單一文化，我覺得這是台灣最迷人的地方。
我覺得整合資源是台灣最主要的問題。為什麼藝術不能跟農民合作，不能跟夜市合作？我每次回台灣都會衝去文創小店，這些設計產品在中國是翻倍賣出。正如在瀨戶內海你看到的不是雙年展，而是一個島嶼文化；京都參觀人數達八百萬，是為了日本的細節文化。我覺得台灣有機會，所以我一直希望台灣能更開放。每個小小的角落中，台灣都在發光。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藝術顧問、藝術行政、策展人謝素貞發言。（本刊資料室）
將來銀行籌備處執行長劉奕成：金融體系的完善與對於藝術原點的重視
剛剛的討論，讓我想起「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種略微無奈的感覺。在2002年底，當我因工作要回到台灣時，在打包行李時整理自己的收藏作品，我決定將非台灣的作品，留在香港；其餘的台灣藝術家作品則都打包回台。但過了幾年後，看著兩批作品因藝術環境的變遷，一則水漲船高、另一批回台作品則停滯不前，我不禁也會思考，台灣藝術產業與環境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90％以上的藏家並不會只處理藝術品的收藏，同時也會處理其他的財物規畫，所以香港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很完善的環境，這也是它作為亞洲藝文樞紐的主因。然而「香港不再是香港，他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過去建立的經融信任關係，也逐漸產生質變。假若金融系統中我們要談的是信任、法規和市場環境，我想目前新加坡仍是亞洲遙遙領先的國家。但我仍認為，台灣在金融體系的變化與成長，未來成為藝術交易重要樞紐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其中有許多的環節是要更加完善的，但稅制仍是其中一個非常優先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亞洲藝術板塊位移討論會」活動現場，將來銀行籌備處執行長劉奕成發言。（本刊資料室）
到底一個藝術產業要如何才是最為理想的狀態？目前，文化內容策進院以影視音為主力推進標的，我想這是非常合理的判斷。就整體藝術環境而言，並不一定會將視線全放在視覺藝術的面向。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視覺藝術可能是所有的根源，在觀測整體結構的同時，我們要如何挹注這個原點，並讓其發酵、擴展至藝文產業的各種面向。
在談及台灣的補助政策，就我看來，需要補助的便是原點的創意能量，譬如本地藝術博覽會的興辦就是我們需要政府維繫的文化內容之一。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亮點，是無法再進一步擴散的。在這之中，藝術品交易稅制仍是其中一個需要改革的重點，大家知道在台灣的藝博會的藝術品交易常常是會外交易，其中原因顯而易見。
歷史事件都是相應而生的，最初銀行的歷史，便是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同步發生的，這兩者的同步發展是個很有趣的對照。台灣的財富大量集中在50、60歲的一代，這些人之中作為收藏家的人們，佔了世界收藏家的很大一塊。我們無法忽視台灣藏家的實質實力，但如何與台灣的藝術產業接軌、要如何以全球視野，創造出如同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般的藝文產業尺幅的盛會？這都是我們需要整體考量的。
我認為，最根本的便是要提升台灣的文化生活、藝術教育所面臨了的困窘現況，新一代的藝術愛好者也趨減少。若沒有培養新一代的人們擁有對於藝文的愛好，那我們便難以培養出新的藏家。除非參與者增加，整個藝術生態是無法擴大的。台灣並不若日、韓的排外心態，今年初我們有了任天晉（Magnus Renfrew）主導的台北當代藝術博覽會，我們相較之下對外是很具包容性的，但同時，這些外來資源的加入，也認為砥礪我們提升的方向之一。藝文產業與政府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而以此為核心向外推及金融業，若有意識地去改善藝文金融環境，也會對於我們如何因應現下的時機非常關鍵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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