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鄭麗君談背後社會創新、文化生態系、社會參與所象徵的文化館舍3.0

在台灣，過去政府規劃文化空間活化模式，多數以活化空間為目的，透過OT與BOT等方式來進行，如此思維之下，通常空間是主體，而人和組織是客體，而非為了實踐空間上的理想而去經營。文化部於2017年「全國文化會議總結」報告的總結回應中，其中包括打造過去位處台北市中心仁愛路的前空總舊址，為「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簡稱文化實驗場），以建構文化實驗生態系的政策目標，並強調「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將不只是另一個文創園區。」

然而，這個不再複製過去的宣告將引導出何種「文化實驗」？文化實驗場的建立與過去文創園區的政策模式將有何區別？是否也象徵政府下一個階段新時代文化公共政策的宣示？

文化部長鄭麗君在針對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議題受訪時表示，面對台灣過去文化館舍治理議題表示，「不管是OT或是BOT等方式都是對政府管理上較簡易的，即把空間委託給民間管理，但政府在這樣的模式下，對於空間文化政策的賦予和承擔都是比較不足的。」也因為這些空間過去被賦予「活化」為目的，他們必須在活化空間的經營管理下有一定的自償，因此相關園區經營不一定能完整秉持對於人和創意支持的宗旨。

而面對文化實驗場，鄭麗君希望避免過去空間活化模式，非以此為唯一目的，「我們希望在這樣的基地上，建立一種新型態的藝文機構，這種藝文機構是前所未有，是一個支持文化創新生態系的『實驗』場域。」

回看台灣文化館舍的建立，美術館與博物館硬體館舍的出現，從無到有是1.0的階段發展；而2.0階段則是跨域型藝文機構的出現，然台灣現下正將進入迎接3.0的時刻。「面對台灣文化館舍3.0的升級階段，我們希望不只是處理一個當代文化的展示機構。文化實驗場過去曾是研發基地，我們希望面對未來他有『再基地』的可能。」未來文化實驗場將成為台灣文化館舍3.0新階段的指標，它將被規劃成為文化創新生態系所發生的場域，也同時可以是當代文化的孕育基地，並透過展、演、映的方式，和公眾進行對話。

鄭麗君更進一步解釋對於這個新型態文化機構的擘劃，這個新型態的跨域藝文機構，除了孕育社會創新的思考。更強調對於孕育文化後端的重視，與被期許創生出一個文化創新生態系，去孵化各式各樣文化創新的想像和行動。

今年8月，文化實驗場正式啟動。有別於過往文化建設都是硬體先整建完成，再成立軟體組織營運。當代文化實驗場希望打開文化機構的想像力與社會參與，讓空間不僅是由行政部門規劃，也能讓軟體組織在規劃前期就進駐參與。如目前以活化財團法人台灣生活美學基金會（簡稱生美基金會），來作為當代文化實驗場營運的中介組織，從2018年起以「以軟帶硬」的方式展開六年的建構計畫。

六年建構計畫將分為兩階段，包括今年到明年（2018-2019年）第一期階段計畫，將設立五大實驗平台，包括「當代藝術」、「聲音影像」、「記憶工程」、「數位人文」及「社會創新」等面向。期待以此基礎建構出「文化創新」生態系，促進跨域協作或合作共創的各種實驗計畫。同時營運團隊也將針對「文化實驗場」提出下階段的長期發展策略和整體規畫（master planning）。

而在第二階段（2020-2023年）則將根據前期定案的規畫，逐步落實各主題實驗平台、共創工作空間、展演場館、教育基地、國際進駐場域、民眾參與區域，強調對於創作後場的支援，以及完成相關附屬設施的設置和整建，成為連結台灣和國際的創新實驗機構。而負責營運當代文化實驗場的生美基金會，文化部未來也將進一步規劃，提供其逐步機構化的相關法制基礎。

台灣在過去現代化的過程中，強調經濟發展的歷程，使得文化價值成為附屬，過去的傳統藝術是在生活、巷弄間穿梭，到了現下卻成為無形文化資產需要被保存。鄭麗君認為如果我們只是如同文資般保存某些文化生態，而非以「復育」生態的想法來看待，那些文化終究會佚失，成為保鮮膜式的文化保存。「保存文化不應只是利用科技來當作一種考古，或僅作為未來社會的文物來看待，我必須思考科技有沒有辦法用來實際協助各種文化中『人』的傳承，任何文化從創作、演出到欣賞，都需要一段不短的進程，這個支持欣賞的可能，就需要完整生態系的支撐。」

文化部以此為決策，的確是在抵抗現代化潮流中各種文化的失落，希望透過文化實驗場的復育功能，去重新建構各種文化被討論的動能、協作的氛圍、與跨領域實踐的機制。

鄭麗君也例舉文化實驗場副執行長龔卓軍過去的策展方式，重新把在地的信仰利用當代藝術的角度重新發現，「用當代心靈重新思考，就會產生激盪，那並非要回答什麼，而是那個激盪本身就會產生對話與生態。」如何用當代的觀點去重新凝視文化，也企圖透過文化實驗場，將一群敢想像「不可能」的人匯聚在一起，並積極建置能夠孕生出這般生產網絡的新場域。

而目前文化實驗場的創新生態系，與近期文化部所積極催生的「文化內容策進院」（簡稱文策院）所說的產業生態系有何差異？鄭麗君解釋，文化實驗場是文化內容「0到1」的孕育基地，文策院則是協助將文化內容跨到各個產業鏈擴散，是「1到無限大」，是支持內容產製和傳播。

因此文策院的作用，是協助文化內容面向國際打「國家隊」，以及文化金融體系的建構、文化授權、國家傳播政策等面向。而未來關於國家文化生態健全的建置，會由「文化實驗場」與「文策院」攜手共創，而未來文策院將會進駐華山文創園區，進而思考華山升級2.0的未來，「文化實驗場」與華山的「文策院」、台北市政府營運的設計聚落——松山文創園區，將成為台北都會創新能量的三大重鎮。

由於「文化實驗場」各種設定，都指向國家文化建設的前瞻性，在毫無前例之下，周旋於行政院中央各部會的資源整合溝通，以及所在地台北市地方政府的協調，包括文資審議、都市計畫、未來的交通工程，以及對未來城市文化願景、紋理的想像，這些跨部會、跨中央與地方的協調過程勢必漫長與艱辛，但鄭麗君強調，「文化生態是要被佈局的。」

她認為這是對於其思考文化治理想像的具體實踐，「我認為國家應該做最基礎與最前瞻的事情。」建立文化實驗場也是在呼應文化平權，當文化的資源不公平時要由國家去平權，這是文化扎根的工作，「前端工作不一定有產值，無法輕易估量成果，但卻能夠激發創造力和想像力，而當代文化實驗場就是這種前端的工作。」

然而，文化實驗場講究開放、重複試錯、創新的「實驗性」，是否能在國家治理的標準化下完整發揮？

鄭麗君強調如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於文化管理的「臂距原則」，可以跳脫政府架構的限制，文化部強調對於藝術創作與自由的尊重，所以才委由生美基金會，以中介組織的意義來經營。文化實驗場一方面有國家資源、場地的支持；一方面國家又尊重中介組織的專業治理，尊重藝術自由的精神，以「臂距原則」的方式去推動。而文化實驗場背後所象徵的國家級的藝文政策意涵，也代表了國家資源對於公共化與實驗性的支持宗旨。

文化實驗場舊址為空軍總司令部（簡稱空總），是一堵封閉的圍牆，而過去藝文機構的民眾參與部分，多數是被動的，但未來文化實驗場許多提案計畫都是對公眾開放，並企圖引導公眾可以參與。實驗場圍牆也將在進行藝術化後拆除，當圍牆消失，空間與公眾、社會就會產生重新的連結。

並透過各地的生活美學基金會營運的美學館，讓實驗性的精神也擴及在地連結，而以國家政策推動的文化實驗場域，如此規模在國際仍屬罕見，也能讓文化實驗場具有高度，並與國際各種類型的實驗室進行廣泛連結。

鄭麗君最後強調，希望透過建立文化實驗場「讓這些創新互動、協作和對話能夠順利孕育與發生，讓人和人的文化交流在此扎根與共融。」

文化部在現下決策成立以「當代文化」為基地的實驗場，置放於台灣現代化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又有何啟示意義。鄭麗君最後補充，選擇在空總轉身成為文化實驗場，是有其歷史脈絡。.

文化實驗場過去基地為空總，其前身為台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於1939年成立，為台灣日據末期由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設置之振興工業發展、並因應軍事需要而成立的最高研究單位。工業研究所過去啟動20世紀台灣工業化的歷程，到了戰後成為空總則與人民的生活脫節。而當空總遷出基地與再被規劃使用時，文化部積極思考的不僅是「活用」，更是「再使用」的可能。

鄭麗君強調20世紀的台灣是以工業化來驅動發展的時期，步入21世紀，當重新思考台灣如何展望21世紀的未來時，台灣文化始終是我們擁有最核心的軟實力，在對於文化的企盼下，文化部期待透過建立當代文化實驗場，來帶動、孕育台灣當代社會的文化。「更希望台灣當代文化這股創造力，成為台灣下個階段發展，社會創新的驅動力，並想像台灣下一個世紀的社會創新，是由文化來驅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