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圖文化史，中西大不同——自「紙納乾坤─從天圓地方到寰宇天下」展覽談起

古往今來，人類不斷探索所處之地，並把這些探索成果以圖案或文字記錄下來，地圖便是其中一種重要的載體。中外地圖學史發展迥異，各放異彩。從中西地圖之中，不但可認識到地理、歷史等知識，也可窺探製圖者及其時代的人文思想。本文嘗試從「紙納乾坤─從天圓地方到寰宇天下」展覽的相關展品和文獻，探討中西地圖學史的異同與相互影響。

「紙納乾坤─從天圓地方到寰宇天下」展覽由香港海事博物館主辦，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圖書館和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協辦。展品包括約80幅珍貴地圖和海圖、約50套清末民初的書籍和不同繪圖測量儀器等，演示中國航海及繪圖發展史，從而探討中國世界觀和科學的演變。展覽主要分為四個部分，分別介紹中西航海及製圖發展史、傳統中國地圖、明清時期中外地圖史上的相遇，以及中國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和香港）的地圖繪製工作。

地圖的誕生
先民對於所處的地方和未知的領域，或許是出於好奇，或許是基於實際的需要，進行各樣的探索活動，並以圖像的方式記錄下來，地圖便因而誕生。有說夏禹時的「九鼎圖」是中國最早的地圖，而中國先秦時期的典籍已有關於地圖的記載。《管子》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可見中國的早期地圖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而《周禮》亦提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說明了中國早有保存國家地圖的專官。現存的中國古地圖之中，多為軍事、行政和區域地圖。河北省中山出土的銅版〈兆域圖〉（約公元前310年），可說是中國最早發現的墓域地圖。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的木板地圖（約公元前3世紀），以及長沙馬王堆發現的漢文帝帛書地圖（約公元前168年）更為中國早期地圖學史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資料。

在西方，地理學（Geography）一詞源於古希臘，意指「大地（geo，earth）的描述（graphein，describe）」。（註1）世界最早的地圖，有說是公元前2700年蘇美爾人繪製的古地圖，而大英博物館則藏有約公元前6世紀的〈巴比倫世界地圖〉，刻劃了遠古時代巴比倫的城市和海洋。有別於中國地圖的實用性，西方早期的地圖多用於記錄和研究。（註2）約2世紀時，著名的希臘繪圖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100－170）所著《地理學》，是探討地理學的重要作品，其中包括世界地圖和區域地圖，並說明了投影等繪圖方法。

由於中西國家過去對地球的認知、繪製地圖目的和技術並不相同，以致其地圖文化史有不同的發展。不過隨著元明時期伊斯蘭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以及明清時期傳教士來華帶來的天文和科學等知識，中西地圖文化相互交融，地圖史學亦有了突破性的發展。

天地與人
《易經》云：「上為天為乾，下為地為坤。」乾坤代表了天地。又《淮南子．原道》云：「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因此中國古地圖又稱「輿地圖」。根據東漢蔡邕〈表志〉，中國傳統的天地觀主要有三種：一為《周髀算經》「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的蓋天說；二為東漢張衡「渾天如雞子，天體圓如彈丸，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內」的渾天說；三為東漢郗萌「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的宣夜說。「天圓地方」是中國傳統中一種影響極深的宇宙觀，古人多以為宇宙是圓形的天覆蓋著平坦的地，正是這種地平的觀念使傳統地圖難以正確地繪畫出弧形的地面。在天和地之間，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同時強調人的重要性，「天人合一」是中國非常重要的傳統哲學思想，人生與宇宙合而為一，（註3）有學者更認為這觀念和中國古地圖的實用性有密切關係。（註4）

西方古典時期則以兩個概念來解釋世界的秩序，一是數學規則的科學思想，另一是神治的宗教思想。（註5）西方早就從物理科學的角度，對於地球的形狀作出研究，在公元前6世紀的希臘人已提出地球是球體的理論。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1582年抵達澳門，並開始在中國地區進行傳教活動，他在1602年向明萬曆皇帝獻上〈坤輿萬國全圖〉，其中便附上了大量文字和圖案，解說地圓說及其他天文知識。另一方面，在西方古地圖之中不難看到濃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中世紀的「T-O地圖」，同時亦有不少風俗民情的描繪。因此，地圖不單是地球表面自然世界的描述，也是土地上人類及其宗教思想的紀錄。

世界的中心與未知的領域
《禮記．王制》稱：「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包含了天朝居中，其外皆為夷的觀念。因此傳統中國地圖多以中國為中心，而中國以外的地區則欠缺詳細，形狀也較細小。例如明代曹君義繪製的〈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可見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央，其外的歐洲、非洲和加拿大等地均描繪得極為細小和粗略。

另一方面，中國人同時積極探索遠方未知的領域，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頒旨繪製〈大明混一圖〉，是其中一幅中國年代最久遠的世界地圖，其所繪地理範圍包括日本、朝鮮、爪哇、非洲及西歐等地，已較完整描繪出非洲的輪廓。明羅洪先的〈廣輿圖〉據元朱思本〈輿地圖〉修訂而成，當中亦有遠至非洲的描繪，形狀約同於〈大明混一圖〉。另一著名明代海圖〈東西洋航海圖〉是中國第一幅標有羅盤與比例尺的實用航海地圖，該圖所繪地域北起西伯利亞，南至今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和馬魯古群島，東達日本列島和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和南印度，並清楚繪出中國帆船經常使用的東西洋航路。此外，明代鄭和曾率領大明船隊七下西洋，並繪製〈鄭和航海圖〉。這幅航海圖是在鄭和逝世約200年後，被茅元儀收錄在1621年《武備志》中，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全圖採用山水畫式的畫法，以南京為起點，最遠至非洲東岸，圖中表明了航線所經各國的方位等資料。可見早在明代，中國人已曾抵達非洲等地，並繪製海圖。

西方早已繪有世界地圖，也有以自己國家為地圖的中心，例如前文所述〈巴比倫世界地圖〉或托勒密《地理學》中的世界地圖，均對後世有極大影響。阿拉伯人對這些地圖作了深入研究，1154年伊斯蘭地圖學更出現了重要的〈圓形世界地圖〉。當時的西方國家對遙遠的中國地理還沒完全掌握，部分世界地圖中標示了中國，但所載的資料卻不完全正確。1584年，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出版名為〈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的世界地圖集包括有中國地圖，圖中的中國呈長方形，標示了不少中國的地名，但部分海岸線卻不正確。其後在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和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繪製的中國地圖，也是以矩形為主。1540年塞巴斯強．敏斯特（Sebastian Münster）〈亞洲第八圖〉可見「絲國」（Serica），即是中國。但由於當時歐洲還聽說遙遠的東方有一個叫「支那」（Sina）的地方，因此在圖中又加上了Sina的地名，同樣是中國的地名。

圖像符號與文字
地圖中的位置、大小、裝飾圖像和空間的描述，不僅是客觀的資訊，也涉及了繪圖者對距離、位置、重要性和觀感等的主觀概念。（註6）地圖包含了很多獨特的符號和圖案，中國早期的地圖就採用了多種符號形式來表達河流、聚落和道路等。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地圖已有不少符號，明羅洪先〈廣輿圖〉亦列出了地圖符號圖例，如山、河、路、界、縣等。除了使用簡單的線條和符號來勾畫地理表象，中國古地圖另一特色就是以傳統山水畫的形式繪製，運用平面與立面並行的形象畫法，富有獨特的藝術色彩。此外，中國古地圖亦附有不少文字。例如清代〈福建廣東海防航海圖〉可見不少航海資料，圖中標明九龍潭紅香爐水深九丈餘，可泊船避風等文字。另一清代長卷地圖〈廣東沿海統屬圖〉亦附有秀麗的正楷字體，詳列了鴉片戰爭前珠江口的地理形狀和市鎮分布。此圖上的文字註釋主要為管治範圍和沿海航行的資訊，也有提及船隻避風處或水深等，如「佛堂門（今香港東龍洲）港深大流三丈，小流一丈五尺。至新安縣內河水路約有一百八十里，新安縣大鵬營管，西至九龍二十里」。

西方地圖構圖精美，附有奪目的圖案，不少圖案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例如1493年的〈第二世界地圖〉（Secunda etas mundi，圖8）把亞洲、歐洲和非洲分別畫成由閃、含及雅弗（即《聖經》中諾亞的三個兒子）支撐，地圖四邊則畫上傳說中表示風向的傳統神象和其他異獸。西方地圖不乏異獸、動物或風土民情的繪畫，值得一提的是，1540年〈亞洲第八圖〉中的半人獸和中國山海經中所記載的傳統神祇圖像十分相似；在同時期的〈非洲大陸地圖〉也可見一些動物和傳說中的獨眼巨人。前述1606年麥卡托《地圖集》內的〈中國地圖〉，圖中亦畫了歐洲傳說中的中國風動車和日本基督徙因信仰而接受刑罰的情況。1674年，傳教士南懷仁呈上名為〈坤輿全圖〉的世界全圖予康熙，圖中融入了中國地圖的特色，附有多段文字註記，並繪有一些動物、怪獸及帆船等圖案。此外，附刊在1625年英國出版《帕恰斯的朝聖》的中國地圖〈皇明一統方輿備覽〉，應是參考了明羅洪先繪製的〈廣輿圖〉，圖中繪有利瑪竇和中國男女的畫像。這些畫像、圖案和文字內容不但展現了繪圖者對未知世界的想像和好奇，也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

「計里畫方」與經緯
魏晉南北朝時的裴秀（224－271）提出「製圖六體」，為傳統地圖的測繪提供了格式規範和理論。而中國傳統地圖其中一種主要繪製方式「計里畫方」，即按比例以方格來繪製地圖，這種方法一直沿用至清代。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來華，帶來地圓說、經緯度和數學等新觀念，康熙為了方便統治，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召集一批傳教士測繪全國地圖，在中國各省制定經緯度及進行測繪工作，費約十年時間完成〈皇輿全覽圖〉。而後乾隆亦派遣傳教士進行全國測量，並於乾隆二十六年（1761）繪成〈皇輿全圖〉，覆蓋範圍比康熙〈皇輿全覽圖〉更大。可惜這些地圖深藏內府，難以普及民間，因此中國當時仍有不少地圖採傳統方式繪製。此時的中國製圖者雖然已開始認識到經緯度和投影的重要性，卻未能完全掌握相關知識和接受其中的概念，因此也有傳統計里畫方和經緯線在同一地圖上出現的特別現象，如1832年李兆洛的〈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清末中國遭受列強侵略，光緒帝為了改革政治，設立會典館及續修《大清會典》，其中〈大清皇輿全圖〉用圓錐投影繪製，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可說是中國以自身力量製作的首幅現代中國全國地圖。

2世紀托勒密在其《地理學》中已說明了投影等繪圖方法，但直至16世紀麥卡托投影出現，西方的地圖繪製才有了重大的發展。英國航海導航員和數學家羅伯特．達德利於1646年出版的地圖集，是17世紀最重要的航海地圖集，即採用麥卡托投影法繪成。地圖集中的〈南海航海圖〉顯示了中國南部包括廣州、澳門及海南島，以及越南北部、東沙圖等地區。此外，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衛匡國於17世紀來華，在中國各省測定經緯度，其後於返回歐洲時，把從中國帶回的一系列輿圖，包括〈廣輿圖〉和他自己的測量記錄，於1655年編成〈中國新圖志〉（Novus Atlas Sinensis），他在〈廣輿圖〉的底圖加上經緯線，提供多個地區的位置，並以北京為本初子午線。

舊學與新知
中國傳統思想根深柢固，自成一個獨特的系統，不易接受外來的知識，「西學中漸」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明清時傳教士來華，包括艾儒略、南懷仁、湯若望和利瑪竇等人，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亦帶來西洋科學知識。他們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獻上自鳴鐘及地圖等物品，從而引進大量西方科技和繪圖知識，在中國朝廷和士大夫間引起極大迴響。前文所述利瑪竇獻給萬曆皇帝的〈坤輿萬國全圖〉在中國影響極深，士大夫開始認識到世界之大，以及中國在地球上的位置。當時不少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地圖及知識深感興趣，其中包括著名的科學家徐光啟，他和利瑪竇亦師亦友，合譯《幾何原本》等書；徐光啟亦自著《測量異同》等重要科學著作，他們均對中國科學和地圖發展有舉足輕重的貢獻。

清中末以後面對列強的入侵，中國士大夫漸漸意識到學習西方知識和科技的重要性。鴉片戰爭後，魏源受林則徐所託，在林氏《四洲志》的基礎上編纂《海國圖志》。書中引用了大量外國著作，並載有以經緯度繪製的地圖。此書深受當時的士大夫所歡迎，西洋學說得以逐漸傳揚，並為知識分子所接受，對晚清改革運動具有啟蒙作用。自1860年代起，自強運動在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的領導下展開，以「師夷制夷」、「中體西用」為核心思想；京師同文館及上海廣方言館相繼設立，旨在培訓精通外語的人才，後來規模擴大，也開設科技、化學、算學、輿圖、萬國公法、醫學、天文等新式課程，並出版了大量開啟民智、影響後世的書籍。同治七年（1868），上海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成立翻譯館，翻譯出版有關海防軍事的工業用書。西方傳教士在編寫和翻譯書籍上貢獻匪淺，如傅蘭雅、丁韙良和畢利幹等。許多書籍均由寓華的西洋人士口譯、國人筆述，體現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在西學東漸的同一時期，中國的文化和地理知識亦廣傳至日本及歐洲等地，促成中外文化和地理知識的交流。傳教士對中國繪圖發展貢獻良多，他們在中國取得大量的地理資訊，並把這些資訊帶回西方，豐富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出現了較準確的中國地圖。例如前述衛匡國的〈中國新圖志〉，此書對當時歐洲出版的中國地圖有很大的影響。另外，法國傳教士於清康熙時在中國進行全國測繪工作，後來把測繪成果帶回巴黎並繪製圖集，其中唐維爾（J. B. D’Anville）製作的中國地圖更被收錄於杜赫德（J. B. du Halde）1735年所著〈中國地理歷史政治及地文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litique, et Phusique de L’ Empire de Chineetdela Tartarie Chinoise），該書成為18世紀歐洲出版有關中國的重要書籍。其後於1737年，唐維爾亦出版了〈中國新圖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總結
「乾坤」是《易經》卦名，亦代表「天地」。中國人在探索「天地」的漫長過程中，漸漸改變了對所處世界的認知。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帶來科學和地圖測繪等知識，更對中國的思想觀念和科學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而在同一時期，中國的地理輿圖和典籍，亦得以流傳至日本及歐洲等地，促進了中外文化和知識的交流，也豐富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香港海事博物館希望藉著是次地圖及古籍展覽，展示中國航海及地圖測繪的發展史，從而探究中國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演變，以及19至20世紀現代化時期的中外文化交流。透過這些珍貴的展品，參觀者不但可全面地了解中西地圖測繪的文化及歷史，還可欣賞地圖的獨特藝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