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杭州到南洋：重識許鐵生與一段重新連結的藝術史

1997年10月，許鐵生於新加坡辭世，享年83歲。家人在整理遺物時，於床下發現一只手提箱，其中保存著八本國立杭州藝專時期的師生相冊、一批師友手書題贈，以及他離開中國以前所創作的早期作品。

攝影與檔案整理，幾乎貫穿了許鐵生的一生，他親手沖印底片，在照片背面逐一記錄時間、地點與人物，再依年份裝訂成冊。這些資料保存得近乎完整，卻長期未為外界所知。即使是與他相處多年的學生，也鮮少聽到他談起杭州藝專時期的經歷，更不知其曾受教於林風眠，與趙無極同窗往來。直到他去世之後，這段早年生命史才隨著遺留下來的相冊、書信與作品，才再度出現在世人眼前。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檔案閱讀到的，不只是許鐵生個人的青春歲月，也讓他以藝術家的身分，重新回到20世紀中國與東南亞藝術史彼此交會的脈絡之中。從杭州藝專的現代藝術教育，到戰亂中的南渡，再到戰後新加坡的藝術教育與創作實踐，他的一生橫跨了不同地域與歷史階段，卻長期未被納入既有的藝術史敘事。

許鐵生晚年也曾提及，雕塑是一種長期受到低估的藝術形式。他此後數十年的創作，也逐漸由繪畫轉向木雕。與其將許鐵生對於創作媒材的選擇理解為對「後世評價」的等待，或許更值得追問的是：在一位藝術家的生命結束近30年後，當這批沉睡已久的作品與文獻重新進入公共視野，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許鐵生，以及他所身處的那段藝術史？

從廣州到杭州：許鐵生的藝術養成

許鐵生於1914年出生於廣東開平。1930年考入廣州培英中學後，他師從藝術家及攝影家何鐵華，學習素描、油畫與攝影。1933年，19歲的許鐵生擁有了一台德國Ermanox相機。在那個攝影器材仍不普及的年代，相機很早便進入他的創作生活，也逐漸成為他觀察與記錄周遭世界的重要媒介。

1934年秋天，許鐵生考入國立杭州藝專。當時學校由林風眠主持，他先後受教於林風眠、蔡威廉、潘天壽、吳大羽等人，課餘時間則參與「蘆花社」與「影社」，從事寫生、攝影及展覽活動。就學期間，他也與年紀稍輕的趙無極建立深厚友誼；留存至今的書信中，趙無極都稱呼他為「鐵生兄」。

來到了1937年的夏天，隨著戰局日益逼近杭州，許鐵生原本的校園生活也面臨中斷。離校前夕，林風眠在贈予許鐵生的照片旁寫道：「徒然地說幾句悲傷的話，抄幾句走心的成語，勉勵著。可是眼睛水淌的時候是看不見的，內心的痛苦是只有自己才曉得的。不過你的努力是令人傾佩的，所以我一點也不替你擔心。你的確不愧是有『鐵的意志』。」落款為「老謬，於西子湖畔，仲夏臨別前夜」。同一本紀念冊中，趙無極則留下三幅油畫小像，以及一句「困難是等著你克服而設立的」贈言。這些私人題贈不僅記錄了許鐵生與師友之間的關係，也留下杭州藝專在戰前最後階段的一段校園記憶。

抗戰全面爆發後，許鐵生隨學校南遷，先後輾轉諸暨、長沙、沅陵、貴陽與昆明。遷徙期間，他仍持續作畫，也曾以有限的鉛筆與紙張記錄戰亂中的所見，之後並受教於常書鴻、關良，並且在1940年，自國立藝專西洋畫組畢業。

從1930年代杭州藝專的現代藝術教育，到戰時藝術院校的輾轉遷徙，許鐵生早年的學習經歷與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的發展密切交織。然而，這段經歷在他此後定居東南亞的數十年間幾乎未曾被提及。也因此，今日重新檢視他的相冊、書信與早期作品，意義並不只在於補充一位藝術家的個人履歷，而在於重新連結一段長期分散於不同地域、未被充分辨識的藝術史脈絡。

南來馬來亞：藝術教育與展覽實踐

1940年代初，在杭州藝專學長鄭天送的邀請下，許鐵生離開中國，向南抵達馬來亞（位於馬來半島南部的馬來西亞領土，舊稱馬來亞），落腳於森美蘭州瓜拉庇勞（Daerah Kuala Pilah），並在當地中華中學教授美術與華文。

許鐵生在杭州藝專求學期間所接觸的現代藝術教育，也影響了他初到馬來亞後對當地文化環境的觀察。許鐵生曾在文字中提及，德國即使是小城鎮，也設有美術館並舉辦博覽會；相較之下，當時馬來亞仍缺乏相應的藝術展示與公共文化空間。1941年，他因此起草宣言，倡議在馬來亞舉辦大型中西美術博覽會，希望藉由展覽建立東西方藝術交流的平台。為推動計畫，他曾往來永春會館等華人僑社籌措經費，並一度完成舉辦展覽所需的資金準備。

然而，這項計畫很快受到戰爭中斷。1942年，日軍佔領馬來亞與新加坡，原訂的博覽會未能舉行。日據時期，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活動受到嚴格限制，華校遭到改制，許多文化工作者亦在戰時政治環境中受到迫害；包括張汝器（註1）等，當時活躍於新加坡藝壇的人士，於大檢證期間遇害。許鐵生則留在瓜拉庇勞任教，並持續進行以花卉等題材為主的繪畫創作，度過戰爭時期。

博覽會宣言的原稿也在戰亂中散佚，戰後許鐵生依據記憶重新謄寫其內容，這份復寫本也因此得以保存至今。從這份未能實現的展覽計畫，可以看見許鐵生南來之初並未僅將自身定位為美術教師或創作者，而已開始思考藝術在馬來亞社會中的公共角色，以及地方藝術環境如何可能被建立。這項未竟的嘗試，也成為理解他此後長期投入藝術教育與文化工作的早期線索。

從教學到木雕：許鐵生的戰後實踐

戰後，許鐵生定居新加坡，並成為教育工作者。1948年起，他在公教中學教授美術、華文與公民課，任教長達29年，培養出包括蔡逸溪、朱慶光、林仰章等日後活躍於新加坡的藝術家。隔年他進入《南洋商報》擔任記者與編輯，報導新加坡及東南亞的社會文化，也曾前往吳哥窟進行實地考察。教學與新聞工作之外，攝影與創作始終沒有中斷。假期期間，他亦曾參與中華美術研究會以及十人畫會等藝術組織前往東南亞各地寫生與考察，以相機記錄街市、港口、廟宇及日常人物。教育、新聞與藝術創作因此構成了他戰後數十年間彼此交織的實踐，也使他的創作始終與所身處的社會環境保持密切關係。

1968年，許鐵生開始由二維轉向三維的藝術實踐，雕塑成為他後期重要的藝術語言。他特別選擇柚木作為創作媒材。柚木具有質地堅實、不易蟲蛀等特性，可以長期保存傳世，這成為他選擇這一媒材的重要原因。此後，他的繪畫創作逐漸減少，晚年作品大部分為木雕，題材多取自民間風土人情者與地方節慶等日常生活景象。相較於早年的油畫與水彩，木雕不僅改變了他的工作方式，也使他對東南亞社會生活的長期觀察，以另一種物質形式延續下來。

然而，在當時的新加坡藝術環境中，雕塑並未獲得與繪畫相等的重視。許鐵生的日記記錄了作品參加全國美展而未獲選的經驗，也留下他對當時藝術評價標準的質疑。他曾指出，雕塑長期被視為次於繪畫的藝術形式。這樣的選擇，也使許鐵生與同時代藝術家的發展路徑有所不同。他的創作橫跨油畫、水彩、攝影、木刻與木雕，媒材與身分皆相當多元，難以被單一風格或類型所概括。1982年，新加坡國家博物院畫廊曾為他舉辦木雕個展，這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個展。很遺憾地，相較於長達數十年的創作與教學歷程，他在公共展覽體系中所獲得的能見度仍相當有限。

許鐵生曾說，雕塑是一種被低估的藝術形式。這句話與其被理解為對後世評價的預言，不如視為他對當時藝術環境的直接觀察。從1960年代末至晚年，他持續投入木雕創作，也在有限的展示機會之外建立出一套相對獨立的實踐。今日重新檢視這一階段，重要的並不是證明他當年的選擇最終是否獲得「平反」，而是理解木雕如何成為他晚年創作的核心，以及這項選擇在新加坡戰後藝術發展中所具有的位置。

檔案如何重建「許鐵生」

1997年，許鐵生辭世。曾為國家博物院畫廊策展人的許元豪（Koh Nguang How）開始著手整理與蒐集他的檔案。受家屬託付後，這項工作持續了近30年。長期以來，許元豪持續保存與整理新加坡藝術史相關文獻，並將自家祖屋的一部分作為檔案空間；BBC紀錄片《一個人的博物館》也曾以他的收藏與研究工作為題。在許鐵生尚未受到公共機構與研究者廣泛關注的時期，包括相冊、書信、照片與作品在內的大量資料，主要由許元豪持續整理與保存。

2019年成立於新加坡的品藝畫廊，則成為這批檔案後續研究的重要參與者。創辦人張鶴馨具有紀錄片製作背景，曾任職於BBC與中央電視台，2017年定居新加坡後，逐漸將關注轉向東南亞華人移民與藝術史之間的關係。她注意到，相較於藝術市場的發展，新加坡與東南亞部分早期藝術家的文獻整理、口述歷史與跨地域研究仍有相當多工作有待進行。

經許元豪引介，品藝畫廊開始接觸許鐵生的相關材料。開啟為期近三年的資料整理與調研工作。張鶴馨將過去紀錄片製作時，所累積的口述歷史方法帶入其中，訪談許鐵生的家人、學生與相關人士，並透過既有照片、書信與作品重新比對其生平經歷。由於與許鐵生直接相識的一代逐漸年長，這些訪談也具有保存第一手記憶的迫切性。研究過程中，一批原本未被辨識的材料也逐漸透過整理，被發現其藝術史意義。

2025年8月，「重識許鐵生」展覽開幕後，另一層歷史關係才逐漸浮現。多位前來觀展的新加坡藝術界及工商界人士中，包括新加坡美術館創館館長、藏家、資深藝術工作者及政府重要領袖等，曾經都是許鐵生的學生。他們熟悉許鐵生作為教師的一面，卻多數並不知道他早年曾就讀杭州藝專，與林風眠、趙無極等人有密切往來。這種認知上的落差，也說明許鐵生的藝術生命長期被切割為不同階段：在新加坡，他主要以教育者與木雕創作者的身分被記憶；而他在中國接受現代藝術教育的經歷，則直到檔案重新被整理之後，才逐漸與其後半生重新連結起來。

重識許鐵生，也重新連結一段藝術史

重新整理許鐵生留下的作品與檔案，首先使一批罕見而完整的20世紀美術史文獻重新進入研究視野。戰爭與遷徙使同一世代的大量影像散佚，而許鐵生長期維持拍攝、沖印、註記與分類的習慣，相冊中至今仍保存青年趙無極，以及林風眠率杭州藝專師生離開西湖前的合影。這些原屬私人生活的材料，如今也成為理解1930年代杭州藝專及其師生關係的重要文獻。

許鐵生的經歷，也提供了一條不同於既有敘事的藝術史路徑。趙無極、吳冠中等人自杭州藝專前往歐洲，構成中國現代藝術史中較為熟悉的線索；許鐵生則南來馬來亞，將此後數十年的教學、攝影與創作置於東南亞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街市、港口、廟宇、勞動者與節慶逐漸進入他的視野，使杭州時期的藝術養成在移居經驗中產生新的轉化。

這也是今日重新研究許鐵生的重要性所在。品藝畫廊所關注的，並不只是作品的市場流通，而是如何透過作品、文獻與口述歷史，重新理解一位跨越中國與東南亞的藝術家。2026年5月舉辦的許鐵生攝影專題展，以及2027年即將呈現的對1960至1990年代許鐵生水墨作品和木雕創作的整理，也使許鐵生的個案逐漸被置回新加坡乃至東南亞現代藝術發展的脈絡之中。

許鐵生生前很少談論自己的杭州藝專經歷，卻留下大量照片、書信、作品與文字資料。近30年來，隨著這些材料陸續被整理，一段原本分散於私人記憶中的生命史才重新進入公共視野。

今日「重識」許鐵生，或許不只是為一位長期被忽略的藝術家補上一個位置，更是在重新思考：當藝術家的生命跨越戰爭、移民與不同文化地域，我們應如何重新連結並書寫20世紀亞洲藝術史？

註1　張汝器（1904–1942），為中國廣東潮安人，是畫家、漫畫家及美術教育者，1927年移居新加坡，是戰前新加坡華人美術發展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曾透過漫畫宣傳抗日，1942年於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的「大檢證屠殺」中遇害。

註2　大檢證（Dai Kensho）為1942年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因為中日關係緊張，而針對華人進行大規模檢查與肅清行動，亦稱「肅清」（Sook Ching）。1942年日軍要求華人男性前往指定地點接受檢查，被認定具有反日嫌疑者遭拘捕及處決。由於史料不完整，實際遇害人數至今未有確切定論。